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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文里，流露在那种中产阶级式的、“规则掌握者”的优越感语调中：“那两个小妹妹都有些呆，做梦人的表情。这是年轻，单纯，生活在小天地里，从来不曾接受过外人馈赠的小姐。所以，对自己得不着的东西想也不敢想的。这就是本分。别看这城市流光溢彩，繁华似锦，可那千家万户的宝贝女儿，都是这样的本分人。其实是摩登世界磨炼出来的，晓得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人家的，不能有半点逾越，这才能神色泰然地看这世界无穷变幻的橱窗。”“到底是自知没有骄人的青春，很识相知趣，一点不放纵任性。”（王安忆：《新加坡人》，《收获》2002年第4期） “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这一半对一半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她们走在马路上，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 （王安忆：《富萍》，第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本分”、“识相知趣”、“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虽然这些只是一种认不得真的叙述语调，但是它们表明王安忆观察人与外部世界的角度——阶层标志、世俗规范已成为她近年作品的核心内容。如果说文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打破世俗等级规范加诸人类的物质羁束，代之以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有的精神平等与灵魂自由，那么王安忆的近年作品则表明她已放弃这一价值路向，转向了对世俗规范和现实秩序的认同。如果追溯得远些的话，王安忆的这种认同，可以说是对“绝圣弃智”的道家自然主义传统和“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儒家等级传统的回归。在一个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盛行的时空里，一个经典化作家选择此种价值立场是令人扼腕的（当然，无庸讳言，笔者的如此感叹也是源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
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王安忆在小说里从不直接出示她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她的灵巧之手编织出来的一帧帧细节图景，她的温婉疏淡不动声色的语调，会导引你走向她认定的去处。在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她似乎是在讲述一个浙江乡镇小女孩眼里的世事人情，但最终，她是要为即将逝去的“乡土中国”及其相应的生存方式和伦理体系唱一首挽歌。在小说的结尾，秧宝宝随父母离开乡镇到大城市去，一声叹息在秧宝宝的身后悄然升起：“这镇子渐渐地抛在了身后……它是那么弯弯绕，一曲一折，一进一出，这儿一堆，那儿一簇。看起来毫无来由，其实是依着生活的需要，一点一点增减，改建，加固。……它忠诚而务实地循着劳动、生计的准则，利用着每一点先天的地理资源。……你要是走出来，离远了看，便会发现惊人的合理，就是由这合理，达到了谐和平衡的美。也是由这合理，体现了对生活和人，深刻的了解。这小镇子真的很了不得，它与居住其中的人，彼此相知，痛痒关乎。……可它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十月》2002年第1期，第224页）可以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的忧思。在王安忆的叙述中，这个江南小镇的居民为了获取利益而经商，而投身到内地大都市或者国外去，逃离和背叛了他们的乡土中国，他们的人伦亲情。一种及其“合理”、“谐和”、“平衡”的文明，就这样被逐利的世道人心吞没了，这是王安忆的含蓄的哀伤。
这种文明的哀伤，从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借用王安忆文本中的话——“你要是走出来，离远了看”——是可以成立的，正如公子王孙在烈日当头之时感叹“农家乐”是可以成立的一样。但是，如果你“走进去”呢？如果你就是这片乡土上的一个辛劳而无收益的“农家”本身呢？如果你一年的艰辛还不够交税，更不能给爱子以求学和成人的未来，自己的晚景也无法保障呢？你还能哀婉人们对乡土的逃离和对这种文明的背叛吗？还能赞叹这种文明的“谐和平衡的美”吗？那些生长在乡土上的人，他们为什么远离了故乡？他们为什么孜孜于对财富的追逐？他们心灵的荒芜起因于何？他们承受着历史和现实强行加诸他们身上的多少重负与困境？他们在重重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需要犯和被犯多少罪孽，需要忍受良知与情感的多少创伤？……这些疑问，或许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我们没能在王安忆俯瞰式的叙述中找到她对此种精神命题的思考。在她的叙述与真实生存的人们之间，有着一层牢不可破的隔膜。
因此，如果说赫尔曼·黑塞式的写作是致力于寻找东西融合的路径，致力于探求人类精神“共同的公分母”，那么可以说，王安忆式的写作则致力于建构一种因“特异”和“不可通约”而被观看、而重要的文化，致力于制作各种固态的文化标本。黑塞式的写作是过于艰难了：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年代里，他以人道和自由为底线的寻求人类文化之新可能性的探索，实在是危难丛生的精神冒险。但是，王安忆式的写作又是过于容易了：在这个以实用功利主义和蒙昧主义为价值导引的权力－市场化社会，在这个人道和自由的底线渐趋模糊的时代，一个被经典化的作家作为沉默而模糊的一分子，为这个社会贡献出与它的时尚趣味相一致的精神产品，毕竟是没有任何“风险”可言的——它既不必激发自身的不安，也不必激发他人的活力，一切是如此平静而安全。
当然不能说，作家必须要成为“冒险家”或曰“捣蛋鬼”，但是，一个对自身的创造力和文明的更新力抱有责任感的作家，却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是某个僵死秩序的“害群之马”（米兰·昆德拉语）。他（她）会以自身的才华、智慧与道德的勇气，剔下陈腐文化秩序上的沉渣朽肉，在仍有活力的传统之躯上，生长自己健壮的骨血与肌体。挑战外部的与自我的边界与局限，这是写作的最具魅力的冒险。
“作者意志”徐友渔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问题
□徐友渔
中国目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搞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我们目睹了它的巨大成就和发展，也体会了不少艰辛和感到种种疑虑，人们的心理现在是期望与失落并存。我们不由自主地卷进了社会转型的历史潮流，我们得到了许多，失去的也不少。现实和我们当初期望的很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是矛盾的，各种价值难分难解、多元共存的局面。
国内和国外许多人一直关注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问题，大家看到，一方面是不少有钱有势的人大搞腐败，以权谋私，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下岗工人生活艰难，农家子弟无力上学，许许多多的人缺医少药。还有一个同样也很重要、也很普遍的问题，谈论的人要少得多，但它涉及到人的生活的根本价值问题，这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关系。关注思想文化的人敏感到这个时期精神文化方面的空虚和低落，比如一种显著的现象是：人们对物质的重视超过了精神，对美的追求远远小于对金钱的向往，人们丧失了审美情趣，失去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和耐心。本文现 在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把问题表述为有关审美情趣和阅读文学作品，是因为这样感觉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从文学、艺术界以及人文知识界发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个问题不但中国有，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它不是现在才出现，而是自从工业化以来就纠缠和苦恼着人类。这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问题，它的核心是：物质条件的变化引起精神文化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引起价值的变化。
可以借作家王安忆的说法来切入现在的话题，她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时代。它的特征是外部的东西太多了。物质东西太多，人都缺乏内心生活。我甚至很怀念文化大革命我们青春的时代。那时物质真是非常匮乏，什么都没有。但那时候我们的内心都非常丰富。我想我们都是在那种内心要求里开始学习文学。在今天的社会里，我觉得年轻人都非常性急，性急地想从阅读里得到快感，性急得没有一点耐性说我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慢慢读、慢慢地去得到这种乐趣。他们要快速地得到乐趣。在这种状况下，读小说变成一种奢侈的东西了，成了一种奢侈的娱乐。”她认为，人生中有些重要的东西、精神方面的东西，是花钱买不来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远离了这些内在的、精神性的东西，她说：“我比较幸运，生长的时代是比较匮乏的时代。我们好像得到一种训练，一种精神生活的训练。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这种训练，我看到今天周遭的孩子，他们娱乐消遣，全都是和消费有关的：去唱歌、去吃饭、去旅行，都要花大笔大笔的钱，好像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什么都不要借助，我一个人就可以使自己快乐的。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这种训练，所以他们不会。你跟他说，你可以看书、思考、找一个地方一个人坐在那儿、不要跟别人聊天，他们不会。这种训练往往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得到的。这真是个奇怪的时代。”王安忆认为，我们现在经济倒是发展了，但也许反而把安身立命的东西丢掉了。她说：“大陆的发展是破坏性很大的，代价很大。这种发展底下成长的年轻人，他们缺的课太多太多了。而且他们是一种从根本上的缺，要是在表面上缺一样东西可以补上。他们缺的是一种吸收能力，是缺少根子上的东西。我挺为他们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