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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犯了一个贯穿始终的错误，那就是“速胜论”。不止一次地提到最多不出一年我们很快就要胜利，甚至于预言“日本的总崩溃，将在一九三九年的七月”，如今看来自不免好笑。然而如果是过来人，我们便不会忘记，当时面对来势汹涌的敌人，失败主义论调随处可闻；前方后方又有多少令人沮丧灰心的事，特别是在海外久处殖民地环境的侨胞中，更是缺乏战胜的信心。郁达夫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声嘶力竭地企图扭转，以致不惜矫枉过正。他也并非空说豪言壮语，而是确能看出敌人的外强中干和中华民族的潜力雄厚，重分析，讲道理，举事实。他分析了从“九一八”以来八年中的变化后论断：中国完成了一个如何惊天动地的大飞跃，是摩西以后的一种奇迹。他凭借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才情，青年留日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对敌我战场、国际情况的丰富资料，写出那么些鼓舞人心和具有说服力的政论。正如刘尊棋同志在序文的最后所说：他能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
他不但注视国内战场的每一变化，而且熟知欧洲军事地理和政治历史，凭他所掌握的资料和正义的洞察力，抓住每一对我有利因素，如滇缅路的重开、美日商约的废止、美苏的接近，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常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如当时不少舆论抨击苏联是独裁的赤色帝国主义，对苏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的条约，颇多责难。郁达夫在政论中却为苏辩解，说苏联并非侵略国家，它幅员大，经济落后，对于四邻无日不在危惧中。它的外交政策始终一贯中立，而这中立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安全。对英美帝国主义虽指出他们各怀鬼胎，对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从来不肯拔刀相助；同时常常从他们本身利益去分析宣传联合参战对付德日轴心国的必要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因此也常常夸大估计他们的实力，以致于在珍珠港事变和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还料定敌人暂时不敢动手。
他的政论不像一般的政论，总要貌似客观，行文但求严谨，论说惟恐越轨，而他是带着感情色彩，爱憎分明，斩钉截铁，惟恐不尖不透。如他对日本侵略军，惯称“倭寇、倭种、倭人”，对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说：“其肉不足食，其罪比汉奸更加一等”，说美国决心“到了沸点，转移到实际参战，只有一发可容”，如向新加坡当局为华侨请命，说如果对侨汇再加限制，则“必将计数而怠工，相率回国，何必抛妻别子羁旅他乡”，简直接近“威胁”了。这些都显露出作者的性格。
在新加坡的佚文中除不署名的社论外，也有当时见报的演讲词，还有些没有见报的，就连新加坡学者也无从辑录了。如一九四○年冬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赴新加坡拉拢《星洲日报》的万金油老板胡文虎以对抗陈嘉庚（陈作为南侨筹赈会主席，当年曾亲率慰劳团到国内西南、西北各地访问视察，并不顾阻挠访问了延安），胡文虎在他的俗不可耐的虎豹别墅举行了数百人的欢迎会，由他的儿子，《星洲日报》经理胡蛟致欢迎词，他拿出讲稿照本宣读，大意说：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最高当局还在独断独行，排斥异己，前方浴血，后方贪污，我们华侨以血汗所得捐献祖国，而孔二小姐之流却以军用飞机载运奢侈品，政府官员采购军火私吞外汇……希望国民党整肃党纪军纪，严惩贪官污吏，开放民主，团结各党派全力对敌，等等，使主人莫名其妙，贵宾愕然，又不便阻止，而全场华侨人心大快，热烈鼓掌。原来，这份讲稿是郁达夫起草的。当晚吴铁城派人到报社提出严厉要求，次日新闻中只好把欢迎词内容删掉，未能见报。（见《回忆郁达夫》所辑当年在星洲日报担任记者的徐君濂和石蕴真两文。）
干预生活的杂文
以小说和散文著称的郁达夫，在海外的晚期不但不再写小说，连散文和游记也很少。只有刚到新加坡不久时的两篇《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游记》，虽仍有他的清隽平实的特色，但其中也夹杂不少勉强应酬的虚文，远不如《屐痕处处》中所收的散文之潇洒和情真意切。而在他编余随手所写的不少短短的杂文中，却不乏精彩之作，且贯穿着与政论同样的一切为了抗战的中心思想。如《空袭闲谈》、《谈轰炸》，从他亲身实感的经验来谈，消除空袭和战争恐怖，读来亲切可信。如《战时的忧郁症》，千方百计要把一切坏事变成好事来服务抗战。许多题目如《教师待遭改善问题》、《文人的团结》，都说明了他干预生活的热情。如对重庆文化人生活之苦境，不但以物质实力支援，在他编的副刊上写启事并代收稿费捐款，增加许多事务工作，还为此写了一篇《文人的待遇》，从更高的立足点摆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论述文人收入稿费还不及工人、车夫的处境虽值得同情，但另方面从我国历来“万般皆下品”的那种态度来说，则这一对战时文人的打击也未始不是很好的教训。他说“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对于物质享受，他决不能因自己是文人之故，而非要和一般民众或工友不同，非超越他们之上不可的……”还有那篇接到郭沫若、王昆仑、老舍、孙师宜等在重庆联句向他慰问的信后所写的《文人》，不啻是为自己所总结和宣告的誓言。至于那篇《敌我之间》，是日本的《读卖新闻》发表新居格致郁达夫信，再由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郁达夫的这封回信，在海外曾一再转载传诵一时，更是表现了不卑不亢，正气凛然的中国文人的风度，而且以国际主义的远见，预期中日作家还有握手的一天。
一脉相承的文艺论
在“文艺杂论”部分中，从《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报告文学》、《事物写实与人物性格》、《大众的注意在活的社会现实》、《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鲜明论点。如从抗战初期他就看到报告文学的兴起和对抗战甚至胜利以后社会发展的特殊功用而给以很高的评价。一九三九年初他指出：文艺通俗化、民族化、革命化在过去只是空喊的口号，到了抗战中才实现，并举老舍以台儿庄胜利编写的说唱大鼓书为例。他认为文艺的内容是在于充实的生活和泼刺的生命，并主张写实之外，还要有些想象；主张扩大题材和调动一切形式手段为抗战服务。在《艺术上的宽容》一文中，更以博大的胸怀，痛斥危害团结的宗派观念、固执愚昧，认为是最残酷的中世纪宗教统治遗风。“人家或者要说，这是没有主义主张的态度；但我则以为要想创造文化，造福人类，却非先将这偏私狭小的气量扩大起来不可。”
如他所预期，不但在编辑工作中占领多处阵地建立“文化中继站”来，他自己的写作和行动也充分体现了“文化中继站”主持人的作用，这一部分所收他与国内作家的通信和对国内派出戏剧电影画展的评价可以说明。这个“文化中继站”不但与国内交流，而且担负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这倒是当时国内所缺少的。由于他的特殊习惯或癖好，从青年时代一直不间断的购买和阅读多种外国文字的文艺书籍。大约只有在武汉到前线劳军等一个阶段实在无法买外文书了，而自己多年来拥有的中外大量书籍都抛失在杭州风雨茅庐，一到新加坡这无税的自由港，第二天就抱了大包外文书回到暂住的旅馆，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据郁飞回忆）。以后更是订阅多种日本和欧美杂志，如从亚细亚杂志译出斯诺从中国解放区发出的报告多篇并加按语，以及美国记者到滇缅路采访的报道特写等。对于世界文坛的信息也颇多评介，如《英法文坛近事》、《奢斯笃夫的去世》、《纪念柴霍夫》等。对已出版二十年的伦敦著名纯文艺权威杂志《默叩利》的停刊和与《现代人生与文艺》的合并，前后写了三篇文章，说明文艺在战争和政治动荡时期要保持超然态度是不可能了，文艺必然与政治有联系。
对日本的文坛状况，过去和现在，更是了如指掌，如《日本的侵略与作家》痛斥那些为虎作伥者以及原来左翼进步作家中如佐藤春夫、菊池宽、林房雄之流作了军部吹鼓手的蜕变者。他回顾了大正昭和易代之际，日本文坛正当自然主义没落，在苦闷虚无状态之中，率先竖起左翼文艺的旗帜，成功的作家如小林多喜二等，到了昭和以后反动势力加紧，许多作家被杀的被杀，被囚的被囚，左翼作家中意志坚强者大抵现在还在牢里；另一部分就缄守沉默入乡卖菜去了。再有任何时候都不愿混入潮流的所谓高蹈派，也严守沉默不失故度，如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等。在《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和《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艺演变》中说：日本所谓“铳后文学”倒退了百余年，当局对文艺的管制日趋反动，一般作家不得已只好回复到“咬死骨、搅尸灰，只在《源氏物语》、《西鹤世物语》上面打滚”。而我们呢？“戏剧运动在抗战中成长了；艺术家到群众中间去的运动，在抗战中实现了；笔杆枪杆和工人的机械，农人的斧锄，在抗战中结合起来了”。“虽则伟大的文学还没有产生，但产生伟大文学的始基，已经奠下了”。这时是在一九四二年之前的一九三九年。
如果说创造社和郁达夫的早期小说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前的浪漫主义，这时，不论是作品和观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也并非突然开始的，它和他最早提出《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以及《文学概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大陆或海外，对于郁达夫这位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