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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三月廿三晚上。”
西湖落霞——访王映霞
风风雨雨前半生
王映霞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１９０５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１９２３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是时，班主任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始知创造社有个郁达夫。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不几年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在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邂逅郁达夫。相识之初，王映霞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郁达夫的苦苦追求，于１９２８年结秦晋之好。历１２年风雨雷电，王映霞终于又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离异。
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经亲朋故旧介绍，曾先后当过保育员、做过秘书及文书科当科员。旋由王正延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结成连理。
婚后，钟贤道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他们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莉。１９４８年起他们定居上海。
１９５６年，周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王映霞曾与周总理有一面之雅，那是１９３８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总理、邓颖超吃过饭。王映霞给周总理写了封长信，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１９５７年，５２岁的王映霞当上了小学教师。她与钟贤道抚育的两个儿女，已逐渐长大成人。“文革”之前，他们已经是北大、复旦的学子。
“文革”中，钟贤道、王映霞自无法幸免灾难的浩劫，抄家、隔离、批斗。王映霞在学校一边受审查，一边当油漆工，漆门窗和乒乓球台，当清洁工打扫厕所和为串联的红卫兵洗被子。“文革”后期，儿子分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女儿分到浙西农村教书，她也告老退休。
初见王映霞
８０年代初，王映霞为报刊匡正过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庐隐等交往的文字。
１９８６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在友人的帮助下，她搜罗了郁达夫书信４９通，结集成册，出版了《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她又据自身的经历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时值１９９５年，王映霞已到９０高龄，住复兴中路一条弄堂里。是年夏，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她，碰上铁将军把门。邻居老大妈说王老师他们以此称呼她骨折住院了。两个月后，王映霞出院了，我应约到沪住了３天，每天一次到她府上谈书稿、聊天。在谈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时，她要我拟书名。我思索了一会儿，信手写了三个题目《爱的罗曼》、《往事如烟》和《岁月留痕》。她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后笑了，指着第一个说：“这个似乎不大好，像旧社会‘礼拜六’派文章的题目。”我惊诧她的记忆与思维。问她用后一个怎么样。她说，他人都早已死了，烟飞灰灭，就用它吧。我请她为本书题签。第二天我去取，一看，横的竖的写了好几张，都很漂亮，展示了她的书法功底。
在我编辑她的《岁月留痕》和《王映霞自传》书稿的两年内，我与她电话、信函不断，有段时间几乎周周有信。她对我的称呼花样繁多、有趣：先生、老弟、小弟；落款是：老王、王老、映霞。她每每来信，你必须立即作复，否则她就大为不悦：“信来回要１５天真急煞人”“小老弟，你是不是把老朋友忘掉了”或带命令式的：“复我”真有点老小孩的味道。最后的日子由于书稿出版了，我与王映霞也疏于音讯了。
盖棺论定的晚期
——《郁达夫海外文集》编后随笔
郁 风
郁达夫的一生再复杂，也淹没不了那条始终一贯的鲜明的主线，直到最后他给“文人”下的定义是：“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到了。还有比这更严肃的人生态度吗？
“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这句他的名言，不但在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曾引起风波，以至于被“左联”开除 ，直到一九三九年在新加坡又被一场风波引为话题，实际上联系到他给“文人”下的定义，这句话只能说明他对“战士”一词的更严格要求。
一到新加坡，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立起一座文化中继站来。他前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底，最多同时编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所有这些都并非挂名，而是要自己动手，再加上和国内文艺界通信约稿，甚至没有助理编辑。一位在《星洲日报》当过校对的何克铿先生曾著文回忆，他看到几乎每篇原稿上都有郁达夫用红笔删改过的字句。从一九四○年八月三日到十月廿五日兼任《星洲日报》代主笔期间，已发现的不署名社论（均收入《郁达夫海外文集》）就有三十篇，平均约隔日一篇，有时还同一天在自编的副刊上另写一篇。另一段时间是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到九月廿五日，已发现社论十四篇。当时欧战紧张，太平洋风云险恶，敌我战局政治经济因素复杂，英美苏关系变化微妙。在写社论时，上夜班后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总是清晨了，而白天还要编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有人回忆他当时精力过人，而且读书看资料过目不忘。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十小时以上，写稿、看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等，每天笔耕总要在四、五千字。除本身写作和编务还有对青年作者的培育，经他从来稿中发现的就有不少是在他帮助下成为著名作家的，如早逝的诗人冯蕉衣和如今尚在新加坡、五十年代曾编过《郁达夫南游记》的温梓川。据郁飞回忆甚至他念初中一班上的作文比赛，老师请他爸爸评阅，他也看了几十份卷子评出第一名。单从以上这些劳动量来说，在不“颓废”的作家中，能和他相比的也不多吧？自然，他还照样不能没有比别人更多的宴饮游乐。
据《郁达夫研究资料》所附简谱及姚梦桐的《补正》，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所参加的社会活动——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及学术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有据可查的极不完全统计就有一百余项。再从本书目录来看内容所涉及的方面：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作家生活、历史掌故、国际国内文艺动态、抗战与文学……等等，几乎与世界社会一切都相关。但有一本《郁达夫传》却说他是“与世疏离”的天才。类似对郁达夫的这种看法并非个别的，当然更多的评论是离不开颓废、消沉、感伤、耽于醇酒妇人等等，多数人不了解他后期在海外的作为。郁达夫就是这样直到死后数十年长期被误解的一个作家。
击中要害的政论
纵观郁达夫晚期的思想境界，简单说一切只是为了抗日，没有比战胜日本侵略者更重要的了。在出发海外的太平洋途中写下的《必胜的信念》一文中说：“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处之前，我总觉得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的”。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已具盛名的作家，如何继续发展自己的文学成就，以及什么地位影响等等已完全不在话下了。甚至三年多写了这么多各类文字竟没想到出版一本集子。
从本书的“政论”部分可以看出他这个“惩处罪犯的助手”所宣传的贯彻始终的政治主张和中心思想，那就是：1、抗战到底直到全面胜利，反对妥协投降；2、对内团结民主，反对分裂搞摩擦，反对贪官污吏；3、既要争取英美苏国际援助，又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这和当时国内革命的进步的政治言论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他也犯了一个贯穿始终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