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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布局，又有没有来历呢？
《金瓶》虽说是脱胎于《水浒》。但布局却与《水浒》毫无关系，而是来自所谓的“一场春梦”。这是中国文学上的重要主题与重要布局。梦与醒、幻与真的问题，早在先秦时代，已是庄子的大问题；他的“蝴蝶梦”的反省，对后代有极大的启发。六朝时，刘义庆的《幽明录》里有一则《焦湖柏枕》，讲一个贾客，名叫杨林，他在焦湖庙里枕着一个柏枕睡了一觉，梦中因为娶了高官的女儿而过了几十年发达的生活，醒后怆然。这个本文仅达百字的小故事，到了唐代，感动了千千百百在功名利禄门外患得患失的举子。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在应试与赋诗之余，拿它来改写成传奇小说，我们自不得而知，不过，流传下来的《枕中记》、《樱桃青衣》、《南柯太守》，都是佳作。三篇中的主角各做了个梦，而且都象杨林一样，借着与高明婚媾而得飞黄腾达，但他们除了好好享受富贵繁华之外，也备尝失宠受辱的滋味。从庄周下来，这些故事，一脉相承，其间的“表里不一”、“内外相歧”（Irony）之意，愈来愈见发挥。庄子的“蝴蝶梦”讲的是“幻与真”；《焦湖柏枕》连上了“穷与达”了。《枕中记》用力强调“长与短”，故事里面那个几十年荣辱的大梦做完，主人家的黄粱还未炊熟；《南柯太守传》再加上“大与小”，主角叱咤风云的天地，原来不过是一个蚁穴。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说过，《金瓶梅》的作者对于“表里不一”最是敏感。这系列的故事一定曾令他为之动容。不过，更直接供给他一个布局来借镜的，却似乎是元代名家马致远的杂剧《黄粱梦》。这出杂剧从剧名来看，当然是从《枕中记》得到灵感的，但本事经过修改，演的是道教八仙渡脱的事，讲述钟离权如何为了救渡吕洞宾，就让他做一个梦，在梦里享一享富贵，经历一下“酒色财气，人我是非，贪嗔痴爱”，后来贪赃犯法，陷身囹圄，为妻所弃，再后在流放途中，连子女也保存不了，梦觉而悟。《金瓶梅》的情节大体上与这戏颇相似，西门庆也是凭借着婚姻以及与官吏勾搭上的关系，过了短短几年很兴旺的日子，可是这也不过恍如一场春梦，后来纵欲亡身，树倒猢狲散，门下与妾侍走光了，儿子也保不住，官哥夭折，孝哥出家。万历“词话本”在小说开始之前有《四贪词》，四个题目是《黄粱梦》中“酒色财气”那句话：我们也分析过，这小说的内容便是“贪嗔痴爱”。
但是《金瓶梅》与这系列传奇小说和《黄粱梦》等等说春梦的戏曲有一点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金瓶梅》的故事并不是一个梦。那些传奇小说与戏曲的故事主体是个梦。只不过这梦比我们日常的梦清晰而详细，但梦毕竟是要醒的，醒时便知道先前是在做梦罢了；《金瓶梅》所讲西门庆那几年的生活，却绝不是一个梦，只不过恍如一个无痕的春梦。这一点分别，有什么意义呢？会不会是只因为长篇小说便不能说梦？当然，我们从经验得知梦不同醒，梦不会太详细，尤其不会有醒时的条理，所以杨林的梦还比较象个真梦，南柯太守那样的梦便太强人置信。不过，读者是可以勉强的，有时他们还很甘心情愿。《红楼》还是个梦；先来一些僧僧道道的楔子。再长的小说也可以是个梦。
《金瓶梅》之不是梦，乃由作者对艺术与人生的看法使然。前面那些传奇与戏曲的作者，都相信顿悟之理，以为得救并不难。在他们心目中，人生固然有不少苦恼，所以这些小说戏剧的主人公都经历一些失意坎坷，可是理定胜情，一旦茅塞顿开，人便脱离苦海了。《金瓶梅》的作者不甚相信这种一般人以为是道家或禅宗的道理，他觉得人生苦得很，主要是贪嗔痴三毒在心中扎下深根渡脱是很不容易的。即使能悟道也未必就能脱身，因为理智不易化解三毒这些恶情；若要得救，一定要讲德行与修持，象吴月娘那么样。西门庆已算是幸运得很的了，先前没吃什么苦，可是死在英年，家业子孙的冀望都落了空，而没有得救。
作者想要用小说艺术来阐明人生的真理。三毒的道理并不是他的创见，佛教僧人在中国社会讲这道理已经讲了几百年了，可是他们讲的只是抽象之理，未够力量撼人。作者写这本小说，是要以生动的人与事来表现这种理，使之变成有血有肉的具体之理。他要写一本书，这书不象以往的一般文学作品那么样，只是诉之于快感、情绪与美感。只是让读者读到大快人心的事，缠绵悱恻荡气回肠的情，可以细细叹赏的诗句；而是更要诉之于人的理性与是非感，要读者以整个心灵来应对，而不是流一把眼泪了事。
所以，《金瓶梅》的写作，是从批评别的文学作品入手的。这书恐怕是中国小说中近乎独一无二的Parody，而国人也正因为不习惯这种以模拟来嘲讽别的作品之事，所以一向对作者用意不甚了了。《金瓶梅》嘲讽得最明显的是《水浒传》。过去的读者看见《金瓶》就着《水浒》中“武松杀嫂”的故事来写，还以为作者只是为了省气力而剽窃；可是我们从《金瓶》修改了《水浒》之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作者的批评。首先，他嫌《水浒》的“杀嫂”故事欠真实，一个有财势没良心的奸夫和一个淫妇害了本夫，随即被一个大英雄杀了报仇，这种事情只是大快人心而已，并不反映现实，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社会的常情。他于是把故事改了，让那奸夫逍遥法外，而报仇的兄弟却陷身缧绁。这一番改动使人想到费尔丁（Fielding）嘲讽理察逊（Richardson），但这还是浅一层的批评；更深一层，他认为《水浒》中的“大英雄”与“奸夫”、“淫妇”、“坏蛋”等观念都是既肤浅又虚伪，读者浸淫这种文学之中，不知何日方才得见人生真象，何日方能得救。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在他的笔下，武松显出是个可怕、甚至可鄙的人，他虚荣残忍，爱心与同情一点也没有。潘金莲呢，作者把她的欲念与激情尽量发挥，到后来读者便了解到人心里的嗔恶与欲情是何等的恐怖。至于西门庆，这个《水浒传》读者不住唾骂的坏蛋，作者把他改写出来。我们细细一看，原来跟我们自己是很相象的——象得令大陆上李希凡等批评家破口大骂，骂作者好把一个坏人写得这么好。其实作者何尝赞美过西门一句？他不过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坏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那么的自然，我们一般人若有机会与胆量便也会做这些事。因为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操守却不是。他还告诉我们西门是一个多么“正常”的人，这人爱他的子女，也爱妻妾与朋友。这样，我们便完全失却了优越感。而且了解到这些天性与自然之情实在未能把人从罪业中救赎出来。
另一方面，《金瓶梅》也用这种模拟的方法嘲讽那些“黄粱梦”主题的作品；所以我们发现这小说的布局来自“一场春梦”。然而故事主体却不是个梦，作者大概在心里说，天下间那有这么有条理的梦？而且，情的根深，理的力薄。如果和尚道士讲三毒的道理未能救渡世人，象马致远在《黄粱梦》里头用曲子来唱一唱，又能好到那里去？他于是把“黄粱梦”变成一件真事，让《水浒传》里的西门庆逃过了武松的凶刀。多活了几年的命，并得到许多机会去了解人生：听了许多劝谏和故事，受过几场惊恐，见过不少的人丧生，内中有他最亲最爱的人。最后，他告诉读者说，西门庆还是不懂得悔悟。
作者虽然从模拟嘲讽《水浒传》和《黄粱梦》已经得到了小说的大体内容结构和主要人物，但整个故事怎么叙述呢？情节如何安排呢？作者创作的重要工具，是观看“艾朗尼”（Irony）的目光。他喜欢留意同一事物的多重面相与多种意义，留意其间相歧之处，并把世人浅见所看得到的与所看不到的作一番比较。这样，故事的情节就源源不绝而来了。比方说，西门庆这无德之人，被武松杀死好不好？不好，因为这不现实，而且显得他没运气；于是武松杀他不成而反遭流放他乡，而西门过了几年很发达的日子，在运气方面是无可埋怨了，结果呢，还是不得好死，因为他成了欲的奴隶，给贪心（包括色心）折磨得不成人形。眼看着已攒下的偌大一份家业，心里想着尚未到手的钱财和女色，喘着气，劳顿而死。潘金莲要不要给武松杀掉呢？可以的，可以让她有《水浒》中的下场，可是自杀比较有意思。武松是要杀人的，问题只在于潘金莲过了西门大官人的门后，还会不会落入这凶都头的手里。如果是武侠小说，武松可以施展轻功飞越围墙去杀她，可是《金瓶梅》的文体不是这样的。潘金莲是自己把自己赶上绝路，她尽管天生聪明，可是嗔恶之心太重，终于不见容于月娘，被卖了出去；这还不止，武松来到之时，假说要娶她为妻，而她这个专事色诱的人这时竟中了色诱之计。在马致远的《黄粱梦》中，吕洞宾的子女是在跟随他流放的途中被一个凶蛮的人扔进山涧而丧命的，这时吕洞宾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的哀号；《金瓶梅》就不同了，官哥儿夭折之时，西门庆的权势如日中天。官哥是独子，西门、瓶儿、月娘都宠爱他，可是在富贵人家的金银珠翠之中，他竟牺牲在成年人的愚昧与狠毒之下，甚至在被害之前，也受尽了意想不到——然而完全可信——的折磨。吕洞宾的妻子背弃而陷害他，西门庆的呢？他的妻吴月娘是很贞节的，他的妾虽无行，却都没有舍他而另取别人之心，但她们大家放纵三毒，使他的生活更糜烂，他死后，除了月娘，众妾一哄而散，怎样来的便怎样去了。密麻麻的因果之网笼络着整本小说，这种报应的道理也是佛家讲了千百年的，但是过去的和尚从没有说得这么生动。因为从没有人象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