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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所以此刻处罗可汗的这张“牌”尤其重要，中土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会宁的突厥人离开。如果他们离开，剩下处罗可汗孤家寡人一个，势单力薄，中土拿他威胁谁？
吐谷浑人复国必然会严重刺激到西土诸虏，激起西土诸虏对中土的野心，接下来中土如果不能迅速击败吐谷浑人，那便证明中土实力不济，未来西北边疆必定战事频繁，其中对中土威胁最大的就是西突厥人。为此，中土必须牢牢抓住处罗可汗这张“牌”，以帮助处罗可汗重回西土东山再起来要挟西突厥人。同样是因为启民可汗这个例子的存在，西突厥的射匮可汗必然妥协，毕竟以中土的实力足以帮助处罗可汗杀回西土，如此西突厥人必然重蹈衰落之覆辙，再次分裂，再次自相残杀，最终白白便宜了中土。
西北的噩耗一个接一个，圣主异常愤怒，但愤怒之后亦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好局面在短短时间内完全颠覆？
国力不足？肯定不是国力不足，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西征大获全胜，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发动了上百万人规模的浩大东征，可见国力足以支撑中土实施积极防御之国策。
策略错误？先帝时期国力不足，要休养生息，只能消极防御，如今国力发展了，当然要积极防御，主动出击，遏制和削弱外虏，为中土赢得一个更安全更宽松的飞速发展的中外大环境，否则中土总是受制于外虏的威胁，在倍受掣肘的情况下步履蹒跚，无法专注于发展，长此以往当然不利于自身的强大。
所以西征是对的，倾尽国力东征高句丽也是对的，只要一战而定，接下来东都就能腾出手来，在确保北疆稳定的同时，加大对西北的支持力度，如此吐谷浑人即便反攻也无法形成威胁，西突厥人即便重新杀进西域也只能与中土分庭抗礼，西北局势也就不至于急转直下一溃千里。
然而，第一次东征以惨败而告终，积极防御的国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重挫，中土飞速发展的梦想遭到了沉重打击。
难道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相比西征，东征期间军事指挥上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军权更为集中，圣主和中枢不但牢牢掌控了军事决策权，还从前线统帅们的手上“抢”下了大部分的战场指挥权，前线统帅们为此不得不事事请示最高统帅部，结果贻误战机。
但是，圣主和中枢并不承认自己“抢”了统帅们的战场指挥权，因为水师是单独行动，水师统帅部独揽水师指挥权，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就能决定水师的攻防大计。另外在陆路，远征平壤的大军也有临机处置的**指挥权，于仲文、宇文述和刘士龙三个人全权负责攻打平壤。所以水师在平壤的败北，陆路大军在萨水的惨败，都是前线统帅们指挥不力，与最高统帅部没有关系，与圣主和中枢过度集中军权也没有关系。
如此一来，就剩下最后一个原因，国内政治斗争，其中最核心的矛盾是改革和保守之争，保守派为维护自身利益，为推翻改革，为推翻圣主和改革派，不惜牺牲中土和国祚利益，不惜摧毁积极防御的国防策略，甚至不惜屠杀几十万卫府军民，其中最令人切齿痛恨的就是杨玄感和斛斯政等罪大恶极的激进保守势力，正是因为他们的背叛，他们里通外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导致东征连续失利，导致内忧外患一起爆发，中外大势急转直下，导致中土在南北关系中历经艰辛而获得的一些优势丧失殆尽。
圣主对保守派恨入骨髓，恨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置中土、国祚、统一大业和千千万万生灵于不顾，恨不得生吞活剥了杨玄感、斛斯政等叛臣贼子。
然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两次东征失利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保守势力不但强大，而且为了击败圣主和改革派，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这太可怕太恐怖了，如果圣主和改革派继续与保守势力血腥厮杀，一意孤行，不做任何妥协，最终结果不难想像，恐怕就算圣主和改革派笑到了最后，也是最后一笑了。
圣主和改革派必须妥协，必须以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为代价，暂时赢得与保守势力的和解，以携手合作共渡难关。
但是，杨玄感兵变失败后，改革派和保守派已经彻底撕破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双方针尖对麦芒，刀出鞘箭上弦，都已决心置对方于死地，此刻谁也不能退，谁也不敢退，一退就有可能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
这是一个死局。杨玄感兵变失败后，改革派肯定要乘机出手，对保守势力来一个“大扫荡”，一场政治清算必然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而西京做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必然誓死反击。为确保反击成功，西京必然蓄意恶化西北局势，挟西北危机来威胁圣主和改革派，摆出同归于尽之架势。
这种情形下，圣主和改革派只能在政治清算中适可而止，止步于潼关，不再蓄意把风暴推向关中乃至整个关陇地区。但是，圣主和改革派的这种妥协是被迫之举，是无奈而为之，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必然向保守势力大开杀戒，所以西京不会认可和接受这种妥协，他们必然保持高度戒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始终与改革派紧张对峙，而为了在对峙中赢得更多优势甚至最终的胜利，西京必然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改革派，用尽一切手段削弱中央威权，无所不用其极。如此一来，双方还谈什么合作？还怎么共渡难关？
圣主紧急召见黄门侍郎裴世矩。
西土经略就是出自裴世矩，西征的胜利让裴世矩的西土经略转化为累累硕果，然而天不遂人愿，短短四年后的今天，累累硕果眼看就要化为乌有了。而西土经略的失败，不仅意味着疆土的失陷，西北安全陷入危机，更给了圣主和中枢一个响亮“大巴掌”，威权遭受重创，尤其严重的是，在东征连续失利内忧外患一起爆发的不利局面下，西北危机等于雪上加霜，对圣主和中枢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裴世矩看完西京奏报，暗自苦叹。
政治斗争白热化了，两京的政治博弈越来越血腥，有逐渐失控之趋势。杨玄感的变就如一桶“火油”，浇在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火焰上，结果“轰”一声响，爆炸了，失控了，不可收拾了。
西土经略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央对西北的支持力度不够，而东都的借口就是倾尽国力进行东征。东征的确耗尽了国力，但问题是，打一个高句丽，目的又是杀鸡儆猴，是否有必要动用上百万人？是否需要倾尽国力？是否需要以牺牲西土之利来支持东征？
如果牺牲西土之利的确赢得了东征大捷，那深层次的矛盾也就被掩盖了，但现在西土之利被完全牺牲掉了，而东征却接连失利，这个深层次的矛盾也就无法掩盖，彻底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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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一十五章 裴世矩的无奈
西土经略的主要执行者是西北人，最主要的力量是西军，所以西土之利的最大获益者当然是西北，也就是关陇地区，更具体一点就是关陇贵族集团，而关陇贵族集团对东都来说，就是以西京为“大本营”的保守势力。
在改革和保守激烈斗争的今天，西土经略越是成功，巩固和增加经略战果所需要的资源就越多，而这实际上就是对西京的支持。西京占据的资源越多，耗费的国力越多，保守势力就越强大，改革的阻力也就越大，这是改革派所不愿看到的，是东都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圣主和中枢在坚持积极防御国策的同时，对西、北两疆的支持力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结果就是，圣主和中枢要全力经略北方大漠，东都要遏制和削弱大漠北虏，东征就此爆发，中土的资源全部集中到北疆，攻打一个高句丽都要倾尽国力，而隐藏在东征背后的事实则是，西土经略停止了，中央对西北的支持力度骤然下降，东都要“悄无声息”地遏制和削弱以西京为“大本营”的保守势力。
这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西疆转入消极防御，西北诸虏乘势而起，积极反攻，于是西土经略的成果逐渐丧失，关陇人为此遭受重压，西京不得不向东都“低头”，以寻求资源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圣主和中枢取得了东征大捷，威权大增，随即开始筹划北伐，进行南北大战，同样需要集中资源于北疆。这种局面下，西京只有妥协，步步后退，而东都则就此抓住了西京的“软肋”，捏住了关陇人的“脖子”，总算遏制和削弱了保守势力。
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谁也没想到东征大败，圣主和中枢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转折点就在这里，改革派不会承认失败，他们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保守派的阴谋；他们也不能承认失败，军事上的失败意味着政治上一败涂地；他们也不敢承认失败，一旦保守势力卷土重来，控制朝政，改革必然停滞甚至倒退，而他们必将成为改革失败的殉葬品。
于是他们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摆出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而这对保守派来说，此举不是改革派对高句丽不死不休，而是对他们不死不休。既然到了这一步，妥协让步已经没有意义。都不死不休了，难道你妥协让步了，他还能留你一条性命？鱼死网破吧。
结果今年的局势急转直下，一溃千里。东都兵变，西北危机，第二次东征失利，中外大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恶化。
“爱卿，弘化至今没有消息。”圣主看到裴世矩神情严峻，沉思不语，主动开口说道，“耐人寻味啊。”
此事的确耐人寻味。唐国公李渊早在五月就带着诏令赶赴弘化，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音讯全无，为什么？弘化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元弘嗣举兵叛乱，拘捕了李渊？但西京奏报中，只字未提元弘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