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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没有办法让大漠北虏“知难而退”，让大漠北虏向中土示弱，主动放弃南北大战？
理论上还是有办法的，比如牙帐内部发生激烈冲突，诸虏大联盟发生内讧或者叛乱，大漠北虏自顾不暇，当然也就无力进行南北战争。
先帝执政晚期，开皇末年，东、西突厥爆发内战，诸虏自相残杀，中土人乘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运用离间、挑拔等各种手段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最终以最小代价赢得了最大战果，成功打击和削弱了北虏，缓和了紧张的南北关系，稳定了边疆局势，中土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然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突厥等诸种胡虏对自己的突然衰落记忆犹新，对阴险狡诈趁火打劫的中土人更是切齿痛恨，所以短期内他们应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再给中土人一个“不战而胜”的机会。
既然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那么中土与其寄希望于“奇迹”的出现，不如自己创造“奇迹”，于是圣主和中枢里的主战派就有了继续东征的想法，以第三次东征的全面胜利，以斩断大漠北虏伸向远东之“手”，来展现中土强悍实力，来遏制大漠北虏的扩张，来让中土这只“虎”的咆哮声更为恐怖，来让中土长弓上的箭更具杀伤力，继而达到威慑和恐吓北虏之目的，延缓南北大战的爆发，给中土赢得更多更充足的准备南北战争的时间。
当然，从中土的角度来说，这也是理论上的设想。第三次东征的全面胜利能否帮助中土实现全部预期目标，还需要北虏的密切“配合”，如果北虏对南北局势有清醒而正确的“解读”，知道南北战争一定会爆发，知道中土在连续三次东后已是强弩之末，知道中土人正在南北关系上故意虚张声势以达到欺骗之目的，北虏必定将计就计，乘虚而入，乘着中土元气大伤之际发动全面战争，趁你病要你命，倾尽全力给中土以沉重一击，如此则中土就麻烦了，即便最后守住了长城一线，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
所以说，就目前南北局势而言，所有的预测都是悲观的。对于圣主和中枢来说，不能把中土的命运寄托在“奇迹”上，也不能寄托在一厢情愿的设想上，更不能寄希望于敌人犯错误，必须积极面对，勇于破釜沉舟，敢于玉石俱焚，怯战必死，唯有决一死战才能紧紧掌握自己的命运。
于是回归到“原点”，圣主坚持主战立场，主战的声音在中枢中不但没有随着两次东征失利而减小，反而越来越大了，主战派尤其军方的主战派在国防策略上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枢决策。
目前圣主为何隐忍不发？中枢对东征的未来为何讳莫如深？关键就在军方的态度尚不明朗。
目前军方两个权势最大的大佬，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都在东都战场上，只要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剿杀了杨玄感，平息了这场风暴，稳定了东都局势，则军方必然要就东征的未来做出表态。
要么停止东征，把全部力量放在国内局势的稳定上，攘外必先安内，宁愿忍气吞声向北虏做出妥协和让步，也要先稳固圣主和改革派的执政地位；要么继续东征，把全部力量放在南北对抗上，积极进行南北大战的准备，只要北虏胆敢南下入侵，就倾尽全力给予迎头痛击，宁愿玉石俱焚，也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为圣主和中枢守住最后的政治底线。
前者对圣主和改革派来说，政治上是腹背受敌，对内对外都要妥协让步，步履艰难，改革肯定会陷入停滞和倒退，虽然看上去稳妥安全，煎熬一段时间后，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但稍有不慎就是“四面楚歌”，如果外部北虏坚决入侵，内部反对派的叛乱也是此起彼伏，内外夹击之下，必有全军覆没之危；后者置之死地而后生，拒不妥协，决不让步，对外咄咄逼人，对内强权镇制，虽然也有全军覆没之忧，但只要赢得了南北大战，不但会让圣主和中央的威权达到一个全新高度，还能给圣主和改革派赢得继续推进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反之，如果败了，对内对外只能妥协，改革必然停滞和倒退，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这与前者的结果毫无二致。
既然如此，为何不搏一把？尤其对于态度强硬的军方来说，既然主战和主和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样的，那为何要主和？当然要誓死一战，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中土的尊严。
所以，封德彝对南北关系的走向持悲观态度，“主和”立场在中枢最高决策层已步履艰难，而“主战”思路一旦控制了中枢决策，则第三次东征会爆发，南北大战也会爆发。
这种趋势下，齐王北上戍边，意味着中土这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不但无助于南北关系的缓和，反而会给大漠北虏以更强烈的暗示。大漠北虏在危机的压迫下，战争准备会更快，更积极，南北大战爆发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由此推断，齐王北上戍边的幕后推手，十有**是圣主，是中枢主战派，是军方的主战大佬，而近期接触过齐王的军方大佬只有宇文述和来护儿，这两位恰好是圣主的绝对心腹，是圣主的坚定支持者。
如果主战派为第三次东征和南北大战特意设下了这盘“棋局”，齐王是他们的“棋子”，白发贼是齐王的“棋子”，那么齐王拱手让出大运河的控制权，白发贼悄无声息地北上，高阳危机的突然爆发就在情理之中，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白发贼攻打高阳引发高阳危机，其目的正是要隆重推出齐王，而推出齐王的目的，则是为圣主和主战派强行推出第三次东征和南北大战的决策做铺垫。
封德彝权衡良久，毅然决断，手书一封，请亲信僚属通过私密道，转呈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裴世矩，并再三嘱托，务必要快，要保密。
门下省与内史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所谓封驳就是“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奏章违误”，这个权力就很大了，直接监督皇帝和宰执了。当朝门下省长官是纳言苏威，关中籍三朝老臣；副长官两位，一个是河东裴氏的裴世矩，一个是陇西天水的赵长文，也都是三朝老臣。
中枢核心三大机构中，内史省是决策者，诏令政令出自内史；门下省也参与决策，并负责审查诏令政令；尚书省同样参与决策，并负责执行诏令、政令。尚书省下辖六部，人员较多，派系林立，而内史省和门下省人员较少，其中内史省两位长官都是江左人，门下省三位长官都是关陇人，虽然内史侍郎虞世基和萧瑀在江左贵族集团中分属江南和荆楚派系，纳言苏威和黄门侍郎裴世矩、赵长文在关陇贵族集团中也分属关中、河东和陇西派系，但在集团整体利益上，这两大决策机构的“掌门人”显然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封德彝属于山东贵族集团，与关陇、江左两大贵族集团“泾渭分明”。这种政治上的“泾渭分明”在高层中极其重要，尤其在当今豪门世家牢牢霸占着政治资源的情况下，“骑墙派”在高层中根本没有存身之地，出一个死一个。
过去功勋大臣高颎和杨素都以“伯乐”扬名于世，屡屡提携和举荐不同派系的人，封德彝就是杨素提携和举荐的，但这不仅是统一后的政治需要，其背后也隐藏着大量的利益交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理名言。
封德彝和裴世矩不是政治盟友，但因为同为前朝旧臣，有共同利益所在，关键时刻可以政治合作，互利互惠。现在封德彝就迫切需要裴世矩的帮助。杨玄感的叛乱肯定会连累到封德彝，为了自救，封德彝打算向裴世矩求助，但如何求助？拿什么才能交换裴世矩的帮助？
封德彝写给裴世矩的这份密信，能否打动裴世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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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一十四章 恨入骨髓
八月初二，杨玄感全军覆没于潼关之下，兵变风暴肆虐两个后终于平息下来。
越王杨侗、东都留守樊子盖、西京留守卫文升、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联名向圣主报捷：杨玄感已死，兵变已平，东都局势正在迅速恢复之中，请圣主速回京师。
同日，在涿郡临朔宫，圣主接到了西京奏报。代王杨侑禀奏，陇西局势日益危急，虽然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和右御卫将军李仁政火速支援，迅速逆转了陇西边军的颓势，但受制于兵力不足和物资匮乏，只能勉强维持现状，无力展开反攻。同一时期，西域局势也急转直下，河西军团同样受制于兵力不足和物资匮乏，既无法抵挡吐谷浑人的反攻，亦无法阻止西突厥人对西域诸国的兼并和蚕食，节节败退。总结起来一句话，西征所拓展的疆土，基本失陷；经略西域的果实，丧失殆尽。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西北局势风雨飘零之际，河西会宁的突厥人又叫嚷着重返故土，如果不是陇西和河西两大军团以武力强行震慑，这些突厥人恐怕早已踏上归途了。
三年前西突厥内乱，处罗可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于是在中土的“威逼利诱”下东投中土，而追随处罗可汗的突厥人便被安置在了河西会宁。当时中土承诺，只待时机合适就帮助处罗可汗东山再起。******的启民可汗就是在中土的帮助东山再起的，有这个先例存在，处罗可汗和他的追随者们就相信了中土的承诺。
一转眼就是三年，中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变相“囚禁”了处罗可汗，并且与处罗可汗的敌人射匮可汗结盟了。中土背信弃义，激怒了这些突厥人，他们理所当然要离开中土。然而，中土已绝无可能让他们离开了。
目前中土内忧外患一起爆发，这种恶劣局面下，中土不要说经略西土劳师远征了，就连维持西北安全都困难重重，所以此刻处罗可汗的这张“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