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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听罢有此泄气：还以为什么家传绝学呢，原来是大路货！
老大人似乎没有看见孙元起的失望之色，接着说道：“就拿宝熙这封折子来说，他首先看到现在废除科举之后，礼部无所管辖，而学务处管辖全国学政，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设立学部势在必行。这便是“度势”有这个势，却还要等待时机。太早上奏这封折子，成与不成两说，好比在伤口上撤盐，至少先得罪了礼部：老佛爷看他在宣布废除科举之后，立马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心中肯定也无好感。要知道，在我大清做官，上峰的喜怒基本觉得你的仕途升迁！如果太迟上折子，要么被别人抢了先，成为人云亦云的应声虫：要么朝廷早有此议，廷臣以寻常视之，这折子就等于是废纸一张。宝熙选的时机极好，五大臣遇刺之后，皇上、皇太后励志革新，学部的设立是大势所趋，这封折子正中下怀。所以便转到政务处、学务处商议。”
说了这一大段话，老大人有些疲倦，又躺回椅子上，这才说道：“百熙你是聪明人，你且依照“时，“势，分析一下，看看这折子交到政务处之后，会如何办理？”
见老大人考校自己，孙元起在心里思付片刻，才掰着指头说道：“首先，如您刚才所言，这设立学部是必须的，政务处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定然会设立学部。其次，宝大人奏折里面是想把礼部、国子监两个衙门裁撤掉，大部分到太常寺、鸿胪寺，另一小部分到学部。这里面就牵扯到众多人的利益纠葛，在设立学部之前，必须先考虑好是否要裁撤礼部、如果裁撤又如何调配人员等问题。可人员调配分流，素来就是最麻烦的事儿”所以短时间内学部不会设立。而学务处之前并没有多少人员，即便礼部分来部分人，磨合也需要一段时间。”
看孙元起说完了，老大人赞许地点点头：“说得大致不错。不过，还有三点需要注意：一，六部对应着《周礼》，关系国体，不容轻废。而礼部自北周始设，历代相沿，以至于今，不可能现在裁撤的。二，政务处处理事务也分轻重缓急，如外务、军事、救灾、拨饷等肯定要优先办理，照设立学部这种并不紧迫又关系重大的事情，一定会使出水磨工夫，拖上个几个月再说。三，学部设立以后机构究竟如何设置、由何人出任，可是大学问。要知道凭空多出这么多官职，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定然旷日持久。所以，未来半年间，学部不可能正式开衙办事！…”；
姜是老的辣！孙元起觉得有些汗颜，旋即想到：“单这设立学部就要半年多时间，到那时候，宝大人的奏折肯定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再说，宝大人奏折上的三条建议，其中改教员为职官、统一学生服装两条都需要大力气、大投入来做，朝廷定然是不肯的：至于统一教科书，则属于吃力不讨好，学部也不会主动揽这麻烦事儿。所以说，这统一教科书的想法只能是胎死腹中，我也不用搀和到里面去！”。
老大人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教科书的问题，学部在未来一两年间自然不会着手去做。不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朝廷绝不会放任教科书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而以后要统一，第一步依然是宝熙所提的先行审定各种教科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你们现在着手准备，到时候便可以从容应对。”。
孙元起这时已经有了主意，回去之后双管齐下：
首先，收集现有的各种教材讲义，借以进一步完善经世大学编纂的教科书体系。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争取在学部审定教科书之前，造成一个既定事实：尽管经世大学的教科书不是官方审定授权的，但在全国已经处于主流地位。官方只要不逆潮流而动，只能默认现实。
其次，商务印书馆争取和某省官书局合作，成立合资企业，使之具有官方背景，然后以官方名义出版全套丛书。这样，以后在学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学部里面就会有自己的代言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老大人见孙元起已经有了对策，这才提醒道：“其实，此次成立学部，对于你经世大学影响最大的，并非是教科书审定，而是学部的机构设置和章程起草。假如有人故意刁难，在里面做些手脚，纵然你说学校是洋人所办，恐怕依然寸步难行。…”
听了这番话，孙元起脸色凝重起来：这好比是后世的标准化组织，你的产品再好、体系再完整，只要在组织内没有话语权、和组织的规章制度有冲突，不须手段，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你打落凡尘！
“原先，学务处有三个管学大臣：张锋秋，荣华卿，再加上老夫。如今张锋秋已调任户部尚书，老夫也垂垂老矣，以后成立学部，尚书定然是荣华卿。”。老大人口中的荣华卿，就是现在孙元起的顶头上司荣庆，“荣华卿旧学出身，对于新学知之甚少，等他执掌学部，必然要绮借他人之力来设置机构和起草章程。
前年奏准的各级学堂章程，便主要是你拟写的。只要你和荣华卿多多沟通，他肯定还会借重于你。到那时候，学部究竟应该如何，还不是看你和荣华摔两人所言？”。
虽然孙元起对那荣庆不感冒，不过形势比人强，少不得多上门拜访几次，送些稀奇的礼物。在1905年12月6日，根据政务处大臣与管学大臣商量结果，老佛爷批准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烘为左侍郎，而刚出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的孙元起为“署右侍郎…。”也就是临时代理的意思。
经过调整，学部排在吏部之后、礼部之前，成为显赫一时的衙门。学部开设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孙元起、罗振玉、张羌济、严复等经世大学老师起草的，体现了浓重的现代大学气息，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未完待续。
一三一、吹绿东风又一年
�侍郎，是唐代以后中央六部的副长官。到了明朝，六部在北京有一套衙门，在南京还有一套班子。这样一来，每个部就有两个尚书：就这还嫌不过瘾，觉得无法满足天下读书人的野望，又把侍郎一劈为二，分成左侍郎和右侍郎。
到了清朝，倒是只有一个机构，不过和却要满汉分班，有一个汉尚书，一定就要有一个满尚书：有两个汉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侍郎。和大明相井，人员丝毫没有减少，差不多是换汤不换药。
如今是清末，类似于商部、巡警部、学部这些刚成立的衙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事务又相对单一，部里就只有一位尚书、两个侍郎。按照惯例，满人是左侍郎，汉人是右侍郎。即便以后有替换，也必须要保证这三人中有一位是满人。
侍郎是从二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党组成员、常务副部长，与从一品的尚书同为部中长官。孙元起原先不过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任职才半年，自然不好直接转任从二品，于是在前面加了“署理“二字。所谓署理，就是官员出缺或离任时，暂时由其他官员代理该职务。
尽管清代“署理“半数左右在新官到任之后，会退回原职或改任他职。不过就目前来看，凭着编写过《学校学制初拟》、《钦定学堂章程》的业绩，大清还没有谁敢自夸比孙元起更熟悉新式学堂的业务。故而在学部里，大家普遍认为孙元起在未来的一两年间必然转正，脱了“署理“的帽子。
二三十岁出任尚书、侍郎要职，如果是满清宗室成员，大家自然不会觉得惊讶。比如前文提到的载振，和孙元起一样年龄，都算是光绪二年（1876）出生，人家在二十九年（1903）就出任了商部尚书。但如果是汉人，尤其在和平年间的京城，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侍郎的就少之又少了。加上左侍郎熙唉一直病歪歪的，没准哪天就追随先帝去了，部里的人对孙元起无一不是恭敬有加。
孙元起对于署理学部右侍郎，并不是很在意，只觉得这个职务对自己推广现代教育体制比较有用，便没有推辞。
到任之后，迅速把学部的内容分成三块：
与教育关系不大的，比如办公、人事、案犊、机要、财务、校舍等管理部门，直接甩给部中原有的官员。那些官员看把这此油水大、猫腻多的科目都交给自己来帮，都是喜不自禁，对孙元起更是吹捧有加。
与教育关系甚大的，比如把全国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四大类，交到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等手中，让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一块儿参与撰写机构设置方案和管理规章。
与教育关系最大的，比如教材审定、课程设计、游学事务、科技奖励等，孙元起决定亲力亲为。在学部包括荣庆、熙谈在内的其他官员看来，这些工作头绪纷繁、枯燥无味、没有油水、劳而无功，自己是绝不愿意去做的。如今孙元起抢着去做，大家少不得又多称赞孙大人几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话。
把论文《超导体与超导电性》修改好，送去付印之后，孙元起带领着经世大学教育系的几个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程去。在繁忙的工作中，匆匆地度过了1905年的最后时光。
尽管孙元起丝毫没有留意，尽管卢瑟福、普朗克、马丁等著名教授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名孙元起，但在1905年12月10日这一天，瑞典人还是按照历史的进程，颁出了第5届诺贝尔奖。在这颁出的五个奖项中，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的获奖者居然都是德国人！
直到春节前的某一天，孙元起接到卢瑟福的来信，才想起去年年底还有这码子事儿。在信中，卢瑟福客观地叙述了他对三项科学奖得主的看法：
“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罗伯�科赫，因为“对细菌学的发展“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我对这个领域并不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