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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佐藩的倒幕派绊本龙马＇注61＇和中冈慎太郎＇注62＇。经两人斡旋，1866年1月，长州的木户孝允和萨摩的西乡隆盛、小松带刀，在京都达成缔结萨长军事同盟条约6条。密约规定在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时，萨藩要协助长藩，并共同举兵反幕＇注63＇。
这时全国各地农民为反对再次征长纷纷起义，各大城市捣毁运动高涨。7月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用父亲久光名义，向关白递呈长文意见书，要求处长州藩以宽典，迅息兵端，以缓争乱纷崩之局。还提出秉“公议正论”，“变革政体”，加强军备，以成“中兴大业”等意见。＇注64＇自此，萨长联系依靠坂本龙马“社中”的活动，从萨摩购运武器接济长藩，又从长州购运粮食接济萨藩，两藩所需武器都由英方提供。11月，木户孝允和萨摩的五代友厚，又经坂本斡旋，在下关签定《商社会谈议定书》，建立了萨长经济同盟＇注65＇。田中彰指出，萨长两藩以萨摩、长崎、下关为中心（可扩大到大坂）的西南日本贸易圈，有切断幕府支配的国内商业网，形成全国性市场的企图。＇注66＇倒幕派在政治军事联合的基础上，又增强了经济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以萨长同盟为核心的举国讨幕的局面。
六、日本何以没有沦为殖民地
在19世纪中，东方的后进国家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保护国，唯碑日本不象印度、中国那样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在国内外学者中有过大量的研究和争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
第一，19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它们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是把世界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除沙俄和普鲁士仍热中于领土的掠夺外，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垄断和分割世界的地步。英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中国，对日本市场不很注意；法国殖民势力集中在东南亚，美国处在南北战争时期，没有横渡太平洋开辟远东殖民地的能力，这就给日本以亚州唯一能获得独立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
第二，在欧美列强侵略东方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不屈抵抗，其中继鸦片战争于公元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历时达15年之久；公元1856至公元1857年伊朗的反英暴动；公元1857年印度士兵的反英起义。所有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都掩护日本的作用。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承认：“亚洲任何民族，至今还没有一次不进行顽强反抗而屈服于欧洲人的。他们甚至在感到完全投有取胜希望之后，仍能顽强地继续下去……只不过是改变了斗争的形式而已。”所以他说，如果西洋各国以军事压力战胜日本，也无法使之屈从，而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下，日本人和欧洲人的任何融洽也是不可能的”＇注67＇。这种侵略者的自供，清楚地表明了欧美列强领略东方各国人民坚决抵抗和沉重打击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公元1862年日本长州藩倒幕派首领久坂玄瑞也提出“由于中国‘长发贼’（对太平军的贬称）势盛，所以英法不敢訾议向日本用武，万一‘长发贼’向英法屈服，英法一定会入寇我国”的看法＇注68＇，可见，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日本被殖民地化的危机中起了巨大的遏止作用。
第三，幕末日本的民族市场基本形成，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当时印度早成为英国殖民地，仅有的民族资本被扼杀，整个达卡成为印度纺织工人的尸骨堆；中国在列强勾结清政府共同压榨下，买办资本和地主经济统治了全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有丝毫发展。中、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联合镇压下分散无力。日本则以豪农豪商和下级武士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化的新兴力量已经初步登上政治舞台，国内民族统一，列强无法分化。
第四，日本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坚定性和持续性。早在公元1861年沙俄企图占领对马岛时，当地藩主逃避，人民却奋起抗击，长州藩武士也赶来应援。青年松村安五郎组织岛民舅战，迫使俄军退出。公元1863年5月长州藩炮击下关外船，虽属于排外性的行动，但6月炮台为列强舰队击毁，长州藩被迫起用藩士高杉晋作，改革派掌了兵权，立刻建立民兵——“奇兵队”，步卒、农民、工商业者纷纷参加。高杉改革封建身分制的旧藩军，陆续编成猎夫、力士、僧侣、屠勇（贱民）等组成的民兵队；藩厅只得允许人民自由武装。公元1864年8月，四国联合舰队发动对长州藩的下关战争，全藩不分男女老小，一律上阵奋战，一向宗妇女齐集寺院为前线赶造枪弹。＇注69＇在幕末列强虎视耽耽的日子里，还出现过农民捉拿法国军事教官，对打击幕府出卖民族利益也具有深刻意义。此外，倒幕派一些领导人物多数有爱国思想，如西乡隆盛拒绝英国公使援助，认为借助外国势力解决内政问题是不光彩的。＇注70＇＇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545页，人民出版社，1959。
＇2＇列宁：《沦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58。
＇3＇井原仪：《德川时代通史》第643—646页。
＇4＇沼田次郎：《日本与西洋》第282—287页，（《琉球开国问题之发生》条），平凡社，1971。
＇5＇春秋时代以来，儒家就自称具备儒家文化（道德、礼乐）的中国为“中华”，“华夏”。中国文化以外的国家为“化外”，其民为“夷狄”。以这种文化伦理为标准。定出国家民族、内外、上下之别。到宋代，因汉族与少数民族对立关系，这种“华夷内外”之辩的对外观念更加强烈，日本也受其影响。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往往以“（东）夷”自居。幕末，古学与国家派排斥这种崇拜中国的“汉意”思想，强调日本胜于中国的自尊心。开始纠正上述观点。
＇6＇山鹿素行：《中朝事实？序言》。
＇7＇据1849年浦贺奉行的报告，江户关门的防备，沿海大炮约百门，不足当夷船2艘，每炮炮弹仅10枚，其中还有只有炮而无弹的。1853年7月，勘定奉行（财政长官）川路圣模写信给水户藩出身主持海防的大吏藤田东湖，申述幕府财政，“目前如同外国作战，难支持一年”，要求对美使谈判，务求慎妥，此外别无他法。并希望转请主张攘夷的德川齐昭（水户藩主）谅解。
＇8＇藩书调所，原为讲授兰学的学校，后扩大为翻译、讲授和研究西方语文、科技、军事的学术教育机构，相当我国清末的译学馆。公元1858年允许陪臣武士入学，集中全国人才，培养西方文化知识。公元1862年改为开成所，实施西方教育制度。维新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9＇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维新史》，第2卷，第117—120页，1940。
＇10＇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6—127，136—137页。有斐阁，1956。
＇11＇《鹿儿岛县志史》第3卷第1编。
＇12＇池田敬正：《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高知藩）》，《社会经济史学》第22卷第5—6
号。
＇13＇藤野保：《佐贺藩的封建领地存在形态》，《历史学研究》第198号。
＇14＇哈里斯（公元1804年—公元1878年）原在中国经商，公元1852年代理美驻宁波领事。经培理推荐， 任美驻日总领事，力促将军缔结通商条约成功。首任美驻日公使（公元1859年—公元1962年）。
＇15＇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300—305页。
＇16＇领事对驻在国的本国人民行使本国法律制裁权的制度，严格的意义上，同于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即在外国不受该国统治权支配的特权（只限元节及驻军享有），但事实上两者常被混用。（石井孝t日本开国史》第346页，吉川馆，1922。）
＇17＇引自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第24页，理论社，1956。
＇18＇赖三树三郎（公元1825年—公元1859年），史学家赖山阳第三于，勘王家，工诗文。
＇19＇参考《井伊家史料》、《公用方秘录》（收入《大日本维新史料》类纂之部）岛田三郎：《开国结末井伊扫部头直强传》，吉田常吉《井伊直强》（《人物丛书》113）。
＇20＇山崎隆三：《幕末维新期的经济变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145页，岩波书店1977。
＇21＇勿：德川时代日本金币一两的六十分之一。
＇22＇北岛正元：《日本史概说》，第3卷第464页。
＇23＇一反：长2丈8尺，宽9寸。
＇24）山崎隆三同上文。
＇25＇森安彦：《t农民起义、农村骚动、城市暴动历年平均数表》，见儿玉幸多，《日本历史的观点》第3卷第317页。
＇26）同上书第317页。
＇27＇幕末农村兼营工商业的新兴地主富农阶层；豪商指兼为地主的商业者，二者都兼具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性质，维新时有两面性。参看庄司吉之助：《明治维新的经济构造》第276页，御茶水书房，1954。
＇28＇尾菌正英：《尊王檀克思想），《岩彼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47页。
＇29＇水户、萨摩两藩18名浪士刺杀井伊直弼的事件。
＇30＇田中彰：《幕府的崩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318页。
＇31＇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8页，有斐阁，1956。
＇32＇菊池教中通称佐野屋孝兵卫，当过江户批发商，开港后回原露成为新兴地主。参见泽本孟虎：《坂下门义举录）。
＇33＇幕政改革有三项：1、将军进京议定国是；2、以沿海五大藩（萨摩、长州、土佐、仙台、加贺）为五大老。采取防御夷狄的措施；3。任命广桥庆喜和松乎庆水为将军的监护人和大老。
＇34＇武市半平太（公元1829年—公元1865年）号瑞山，土佐勤王党领袖。“8．18政变”后切腹自杀。
＇35＇1962年8月21日（新历9月14日）萨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