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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时代，藤原惺窝、林罗山以后，朱子学分化为进步与保守两派思想，前者以贝原益轩为代表，具有主气的唯物倾向，后者以山崎阁斋为代表，具有主理的唯心倾向。
贝原益轩（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福冈藩医，由阳明学转向朱子学，晚年对朱子学发生怀疑动摇，批判朱烹“理先气后”说，主张气一元论。他反对朱熹的“居敬”说，重视其“穷理”说。益轩喜好科技医药之术，自称所学为“民生日用之学”。属于这一派的有新井白石及怀德堂学派的中井竹山、山片蟠桃等人，幕末佐久间象山等也属于这一派。
山崎阁斋（公元1618年—公元1682年），京都寺僧，转向朱子学，极祟程朱持敬之说，弟子有浅间纲斋，三宅尚斋等6000人。幕末，阁斋融合神道教与朱烹大义名分论，创立一种儒教化的“垂加神道”新教派。认
为神道教和儒教在“仁政”起源上根本思想一致，企图折衷两者，论证武家政治（霸道）和公家政治（王道）相同，所以幕府统治是正当的。在此基础上，他鼓吹“天人唯一”、“内外之辨”和绝对尊王的皇国思想，使神道教蒙上浓厚的理学气味和国粹主义色彩。所谓崎门学派至幕末维新后，尚有横井小棉、元田水字等。他们与国学、水户学等高唱“万世一系”的国体论在推动尊王攘夷运动及与军国主义结合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德川时代地方上出现了尊奉儒学的“明君”，以及许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如宽永初建立的名古屋学问所、宽永18年（公元1641年）建立的冈山藩校、元禄10年（公元1697年）建立的米泽藩兴让馆等。水户藩德川光国（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聘请明末遗臣朱舜水为宾师，建立了尊王攘夷的水户学思想体系。此外，还有尾张藩主德川义直、会津藩主保科正元、备前冈山藩主池田光政、土佐藩的家老野中兼山等，他们都依据儒学改革藩政，在倡导程朱理学，巩固藩政方面发挥了作用。
三、封建教育的宣扬
银川时代朱于学影响最深广的是宣扬理学的封建教育。不用说当时日本普遍的学校——足利学校，连社会上普通的教育场所——庙塾（寺子屋）里使用的训蒙读物也几乎都充满这些内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各种：
1．儿童读物：宣扬“三纲五常”一类思想，有《大和小学》、《本朝三字经》、《和俗童子训》及《民家童蒙解》等几十种。＇注41＇
2．妇女读物：鼓吹“贤妻良母”、“贞女烈妇”，用“七出”＇注42＇的法纪使妇女遵守“三从四德”的有《女论语》、《女大学》、《女中庸》、《女五常训》、《女仁义物语》、《本朝烈女传》等几十种。《女实语教》＇注43＇中说：“父母有如天地，公婆有如日月，丈夫有如君主，妇人有如从仆；朝夕孝敬父母，恭敬侍奉翁姑：夫妇切勿争吵，宁屈理而从夫，—若不慎守三从，焉能避免五障＇注44＇，若无报四思＇注45＇心，谁能保八苦身＇注46＇？女为地狱之使，断绝成佛种子；面貌虽似菩萨，居心实同夜叉＇注47＇。”
3．武士读物：有《武士训》、《武教小学》、《士道要论》等几十种。详见下述。
4．农工商读物：搬弄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有《大和俗训》、《民家重量记》、《町人囊》（《商人须知》）等几十种。河村瑞轩的《成家训》说：“《论语》曰：‘耕也，馁在其中矣。’……要知士民本属下贱，身在土地，也喜农作，可谓知身分……不可有丝毫作乱之意……念及守护（神）其其之佑护，欲报其恩德，即应尊重朝廷，谨守法律，不因年贡课役，心存芥蒂，不为害于人。……虽君王不仁，政道苛刻，亦勿怨磋。”＇注48＇西）川求林斋的《百姓囊》说：“农民应以质朴为本，不犯国主之禁…凡世间乐，全在苦中，愈畏苦，苦愈多？：…不避苦，不求乐，苦自成乐。”＇注49＇。常盘贞尚的《民家重量记》宣扬宿命论说：“大胜小，强胜弱……行道得德，作恶招殃……生死贫富，四季不移，此为天命。项羽之男，灭于乌江；孔明之谋，志终不遂，此人力不如天命。”＇注50＇
5．宣扬忠孝节义的读物：忠义方面，有《皇和表忠录》、《赤穗义队录》、《烈士报仇录》等十几种。孝义方面，有宣扬孔孟孝道的《大倭二十四孝》＇注51＇、《肥前国孝子传》、《本朗孝子传》＇注52＇等十几种。宣扬贞烈的方面，有《本朝女鉴》＇注53＇3、《大东妇女贞烈记》、《古今烈女》、《本朝烈女传》等十几种。
此外，中国倡导封建伦理思想的《朱子家训》＇注54＇在日本流传很广，也为日本封建教育的确立起了重大的作用。
朱子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一面强化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导致其守旧锁国；一面由于尊王思想的树立，削弱了幕府的武家统制，推动了维新开国。
四、后期武士道思想
封建社会领主和武士间的主从关系，本无严格约束。平安时代有“兵（军人）之道”，镰仓时代有“弓马之道”、“武道”等词，就其实质讲，“武艺有之，武道则未之有也”＇注55＇。镰仓后期，统治阶级要求：武士忠诚、信义；廉耻、节俭、寡欲，这些儒家封建德目同禅宗、朱子学结合起来，进一步在武士中发生作用。早期武士道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至德川时代，由于中江藤树、山鹿素行、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山本常朝等＇注56＇儒学家辈出，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撰写论著，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武士的思想。
在日本，武士道常被认为是“纯日本思想”的“重要要素”＇注57＇，但实际上武士道理论的祖师山鹿紊行最初就是林罗山下面一个朱子学派。＇注58＇他鼓吹的“圣学”，就是指孔子所说的天下之“五达道” 和“三达德”＇注59＇，也就是儒教伦理观的核心——“五常三德”思想。山鹿在《士道》里说，“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志乎。”＇注60＇这段话充分说出了“士道”和朱子学的关系。
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进一步发挥了儒学为君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同时开始把武士道日本化。他在《武道初心集》一书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芜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注61＇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注62＇
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武士道内容增加了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山鹿出仕过的播磨国（今兵库县）小藩赤穗，于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所谓“赤穗义士”47人，报主仇后被处集体切腹，从容就义的事件。＇注63＇这种“全死节”的山鹿思想的发扬，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它成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欺骗人民进行野蛮统治和侵略的重要工具。
第五节 德川前期的对外关系
一、对中、朝和南洋的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但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一直末断。中国商船每年都有几十艘到长崎、平户等九州诸港。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幕府和朝鲜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重新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展开日朝贸易和友好关系。＇注64＇位于日本西南的硫球国，与日本有往来，但一直受中国王朝册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带贸易之利，拒绝丰臣侵朝时要它交纳兵粮的胁迫。江户幕府成立后，也没有派遣使节。于是家康借口琉球亲明，于公元1609年派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从属岛津藩。此后，琉球每逢德川将军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岛津氏仍让琉球保持独立国地位，继续向明、清派遣贡使，接受册封，默认它为外国，且不许琉球日本化＇注65＇还多方设法让硫球增加入贡明、清的次数。琉球成了当时日中贸易的中继站。东南亚方面，德川家康于1601年以来，写信给安南、柬埔寨、退逻等国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们也同南海诸国政府交换书信礼物。
家康执行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日本同东南亚和西欧各国的贸易有显著发展。由于明部的锁国，日本和大陆不能直接贸易，但对前往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实行了官许贸易制，将盖官印的特许证——“朱印状”发给日本和外国往来于南洋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主。史称这种获得特许权的商船为“御朱印船”。＇注66＇朱印船多数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国人所有。输出日本的金、银、铜、硫磺、樟脑、米、麦、刀剑、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输入丝绸、呢绒、苏木、鹿皮、染料、香料、铅、锡、糖、药材等南洋和中国的物产，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当时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术方面都不及西欧各国，也没有海军保护，但日本盛产可用作货币的白银，所以对外贸易发达。和当时华侨的一样，在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