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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农村，又多具有农村自治体的形态，但贫农都不许参加自治组织。
幕藩领主巧妙地利用这种农村共同体，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各村由形式上从自治体选出的“地方三役”＇注26＇管辖。庆长8年（公元1603年），为加强统治农民，保证贡租收入，实行了“十人组”＇注27＇制度。又将若干村组成乡组，任大庄屋（乡长）统治属村，以若干乡组组成郡，设郡奉行。幕府和各藩就是这样自上而下地统治了全国农民。
幕府为了保障财源和巩固封建统治基础，对农民设置重重限制，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强制。宽永20年（公元1643年）下令严禁土地买卖，犯者判徒刑后流放。以后更禁分田给子孙、禁种经济作物，禁农民迁徒、转业，甚至于涉到农民的衣食住等生活细节。庆安2年（公元1649年），幕府制定了统治农民，旨在榨取其全部剽余劳动的法令《庆安告示》32条，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掠夺压迫农民的用心。＇注28＇
城市的工匠和商人统称为“四人”，按行业住在一定的地域。町（市镇、街区），和村一样，近于一种自治体。有房地的可参加町政，租赁房地的则无此资格。全町司法警察权由武士出身的“町奉行”主管，町内的日常行政事务由“町年寄”（长老）、“町名主”（市、镇董）等有财力的商工业头目处理。町也实行五人组制度。市民负有种种连坐责任。町人租用地产须交纳“地子钱”（租金），经营工商业要交纳“运上金”（营业税）、“冥加金”（牌照税），负担比农民的年贡轻，受干涉也少。手工业者因没有资金，力量不及商人，大多负有为领主做短工的义务（也有出钱代工的）。幕藩领主为维护封建秩序，严格限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宣扬“贵谷贱货”，实行重农轻商政策，多方干涉町人的活动。
三、身分等级制度
在纯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以将军为最高权力，通过禄位制和主从关系，由幕府和各藩的大小封建领主——武士阶层用武力分割统治全国人民的政治形态，称为幕藩制。
幕藩体制的社会，阶级统治以严格的身分制为支柱。从战国时代大名领国制形成后，兵农分离和一系列法令政策的实施，社会各阶层不能自由迁移。到了18世纪，所谓士、农、工、商即“四民”＇注29＇的身份区别逐步固定，各阶层内部又细分为种种等级＇注30＇。身分制由父家长世袭的家族制度牢牢地保持着。法律规定，每个人从母胎里就被确定了自己的族籍，出生后被闭锁在狭隘的身分等级的圈子里，不论本人能力和表现怎样，也水不能越出自己所世袭的阶层。四民中，士是统治阶级的基干部分，有担任官职、受领俸禄、称
姓＇注31＇、佩刀＇注32＇以及对平民的“无礼”者“斩舍御免”（格杀勿论）等特权。在父家长制下，家长权限最大，家人须绝对服从。武士的俸禄由长子继承，不许分家产＇注33＇。家庭里男尊女卑，夫妇、父子、长幼之间，身分差别都很森严。妇女被置于隶属男子的地位。
在被统治阶级中，农民（百姓）的阶级身分复杂，大别为高持和无高两种＇注34＇。高持又称“总百姓”即有地者，包括少数称为“石持”、”名主”、“庄屋”等的地主富农及农村中大量存在、称为“本百姓”、“乡士”等的自耕农（实际是幕藩领主的农奴），称为“草分”（垦荒地者）、“根生”（土生土长的）等中小农，称为“分附”＇注35＇的依附农民。无高，即无地的贫、雇、佃农和农奴，包括“水吞”（贫雇农）、“家抱百姓”（家奴）、“被官”、“下人”（家仆）、“庭子”（奴仆所生子，可买卖） 等隶属农民。这些农民阶层在银川前期还都保持着浓厚的封建身分关系。
町人，即工商业者也有复杂的门第和身分差别。门第高的有世袭市镇董的资格，还可从领主取得减免租税的特权。町人的家族关系和武士、农民略同，但个人发展机会较多。丁稚（学徒）七、八岁就厮养在店主家受奴役，长大了当手代（店伙），逐步升作番头（掌柜）。店主的子弟也同徒弟一样被使唤或送到外店当学徒，学技术。满师后服役多年的老店伙，也可能得到店主帮助，允许使用本商号的招牌独立开业，成为分店或分号后，和店主仍得永远保持家族般的主从关系，不得违抗店主的意志。
被列在四民之外社会最低层的贱民，称为“秽多”、“非人”。这是一种历史上因犯罪、被贬等原因遗留下来的最下层世袭身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被指定集体居住在郊区村落一角，从事被当时社会视为最卑贱的职业（屠宰、掘墓、卖艺、制革、刑吏、狱卒等）。他们世代遭受残酷的待遇，因此，贱民为争取解放的斗争，直至今天还以部落解放运动的形式继续着。
如上所述，德川时代的阶级组织保持着严格的身分等级制，幕府以强大的武力和专制统治为背景，将广大人民闭锁在身分制的侄桔中。同时幕府还压制着王室、诸侯和武士，这就使阶级间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列宁曾指出，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通过镕川时代日本社会的身分等级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人民是经历多么残酷的奴役，整个封建时期领主和农奴两大阶级是怎样进行死活斗争的。
幕藩体制的确立，大体上完成于宽永年间（公元1624年—公元1643年）。这一时期，幕府对皇室贵族的控制，对武士、寺院的管理，对农民的统治政策，各项法制已基本制定。下述镇压农民和天主教徒的起义以及
彻底推行锁国政策等，都是这个封建专制时期发生的事。
第四节 德川前期的文化
一、独尊朱子学
儒家思想古来就是日本封建社会精神支柱之一，儒学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儒学的中心思想是人生价值（人贵于物）的观点。它肯定人们生活和道德的价值，肯定现实生活的精神。从不悲观厌世，更没有出世和轮回等宗教思想。它主张追求知识，吸取文化遗产，习惯于反思和总结经验。这是儒学的积极部分。但它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讲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宣扬“性命义理”之学。在人际关系上继承孔孟“道统”，讲等级贵贱、家庭本位、中庸之道、格守成规、追求功名等，被宋人称为“道学”（亦称“理学”）。这是儒学的消极部分。
儒学在宋代为朱熹烹一派集大成，朱子学在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维护封建秩序，并使之合理化，以至阻滞中国社会发展方面有其严重缺点，但在探讨“理气关系”、“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问提时，提出了深刻的辩证法观点；同时在重视气节操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理论思维与民族意识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
镰仓时代朱子学随禅宗传到日本。最初在京都公卿和五山禅僧间转播。南北朝、战国时代，他们避乱到地方，依托大名武将，利用朱子学作为封建礼教正统观念的依据，影响武士和人民。当时日本朱子学尚未独立，仍包含在佛教中。到江户时代，幕府为维护等级制度，使朱子学脱佛为儒。公元1600年德川家康召播磨国禅僧藤原惺窝（公元1561年—公元1619年）到江户还俗，创儒学京学派，与其门徒林罗山（公元1583年—公元1697年）以朱子学名儒身分，先后受重用，为诸侯公卿讲四书。
惺窝到江户，便推重宋学，主张“人伦皆真”，否定佛教出世观，排佛归儒。但真正创立日本朱子学的是林罗山。罗山以京都一禅僧祟儒排佛，入惺窝之门后，涉猎诸子百家，其学不但越出朱子学的案臼，且结合当时日本政情，有所创发。他为克服日本战国时代“下克上”的封建危机，力尊程朱三纲五常、大义名分思想＇注36＇，但对理学不适于幕藩统治的则加以修正。如忠孝关系上，中国儒学向重孝＇注37＇，罗山则主张“忠孝不得兼，宁舍孝而重忠”。＇注38＇他赞同汤武放伐论，予幕府讨伐丰臣遗族以论据。在宗教问题上，他排佛、耶而与神道结合，认为“（神道）即王道也、儒道也、圣贤之道也”。＇注39＇因此获得德川家康的特别倍赖，任他为侍讲，顾问幕政，参与法制、外交文书的拟定。宽永7年（公元1630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赐上野忍冈地基一段，令罗山建立圣堂（孔庙）和学塾，教育幕臣子弟，林家世袭儒官。元禄3年（公元1690年）五代将军纲吉移筑圣堂学塾于汤岛昌平扳，命林家三代孙凤冈为大学头，主持这一幕府的最高学府（称昌平簧）＇注40＇。林家从此世袭主管文教的职位，朱子学成为官学。
二、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德川时代以前，朱子学已在地方广泛传播。战国大名朝仓氏的根据地越前（今福井县东部）是当时的儒学中心，儒学、国学家清原宣贤（公元1475年—公元1550年）倾向朱熹多次讲学。周防（今山口县）7国守护大名大内义隆（公元1507年—公元1551年）也振兴儒学，招聘博士、禅僧、讲释经书，还派人到朝鲜去求《朱子新注五经》。在西日本方面，以桂庵玄树（公元1427年—公元1508年）为首的儒僧开创日本朱子学的萨南派。以土佐（高知县）南村梅轩为中心的海南派主张儒禅一致，但倾向道学。关东地方，相传镰仓时代武将足利义兼（？一公元1199年）创立的足利学校（在桥木县足利市昌平町）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学校，藏书丰富，迄明治期各地学子还云集于此，培养出许多儒家学者。
自从文明13年（公元1481年）桂庵玄树在萨摩翻印《大学章句》以后，各种儒书先后出版。文龟元年（公元1501年）桂庵又出版了《四书五经古注和新注的作者及句读》，统一了四书集注的和点（用日语读汉文时插在汉文中的日文和符号），为朱子学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德川时代，藤原惺窝、林罗山以后，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