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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治城市的出现
“应仁之乱”后的京都虽然没有实施全市的自治，但是祗园、清水、北野等门前町以及室町等市场町都是由各町四民来管理的。祗园町町民所举行的祗园祭典，既加强了他们的团结，也显示了他们的富有。此种叮民的自治是室叮后期各城市出现的新动向。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自治是界市。界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终点，其重要性最初不及尼崎和兵库，然而随着应仁乱后细川氏将此处作为勘合贸易的基地，于是骤然繁荣。接着三好氏也以这里为据点，一跃成为最大的港湾城市。界也向以刀剑、绢织品和漆器产地闻名，枪支传入后，作为枪支制造的中心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界原为京都寺院的一个庄园，其自治可溯源于15世纪初村民集体负责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百姓请”）；至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这种议会成员达36名，称为“36人众”，每月由其中3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该市更三面围以护城河，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时期来到界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界富庶而和平，象意大利自由城市咸尼斯那样实行自治。＇注19＇当时界的人口已超过五；永禄11年（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命令界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界绝交出。当信长企图以武力征服时，界议会便致书另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摄津的平野，呼吁以武力联合抵御。此举意义至大，如羽仁五郎所指出，它证明此时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自由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注20＇
除界和平野外，筑前的博多、伊势的桑名也属于享有自治权的城市。但是这类城市为数极少，远不及中世纪的欧洲。较多城市只是享有部分的自治权，有如京都情形。随着16世纪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壮大起来，成为争取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一支重要势力。
四、文学艺术
室町后期的文学仍以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御伽草子”和“连歌”为代表，新兴曲艺“能乐”和“狂言”也在继续发展。属于“御伽草子”的短篇小说在整个室町时期共有500多篇，至江户享保年间被整理出版23篇。连歌的发展达于顶峰。宗抵（公元1421年—公元1502年）撰辑《水无獭三吟百韵》和《新撰菇玖波集》等诗歌集，确立所谓斯文的正派风格连歌，提高了连歌的艺术性，但却失去了大众性而拘泥于规则。为补救它，乃兴起作为连歌余兴的徘谐（恢谐、滑稽之意）。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53年）撰《新撰犬筑波集》，被视为徘谐连歌之祖。
能乐方面，继世阿弥之后，音阿弥被誉为绝妙名手。他在观世弥、世阿弥成就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观世座之外，金春座出现了禅竹、禅风，据称两人都不亚于音阿弥的选材。应仁年问动乱使猿乐一时陷于衰落，但后来又有长足发展，虽然丧失了幕府这个保护者，但越得到地方武士和城市庶民阶层的支持。公元12世纪末的“平家琵琶”此时更加盛行。“幸若舞”和“古净琉璃”也广为流行。幸若舞是曲舞的一种，公元15世纪桃井幸若丸所创，以战争和恋爱为题材，受武士欢迎。净琉璃是一种用弦伴奏的说唱曲艺，其名称源于源义经同净琉璃姬的恋爱故事，至江户初期古净琉璃发展成现代净琉璃。戴着装饰品和化装的民间舞蹈也颇盛行。旧历7月15日举行的盂兰盆会舞尤其盛行。小调也为人们所喜爱，公元1518年出现一部《闲吟集》辑录这种民间小调300余首。
绘画方面，土佐光信（公元1434年—公元1525年）将中国画的技法使用于大和绘上，发展了优美的传统技法，使大和绘复兴起来。狩野正信（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也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发展大和绘，曾任幕府的宫廷画师，为足利义政、义尚服务。其子狩野元信（公元1476年—公元1559年）继承父风，集狩野派画风之大成。遗作有京都大镕寺大仙院的《海边花鸟图》（公元1513年）和东海底的《潇湘八景图》等。
建筑方面，文明15年（公元1483年）足利义政建成东山山庄，其中银阁不亚于义满建造的金阁（公元1397年），极其豪华。建筑式样采用书院式，佛殿和住宅相结合，与庭园取得调和。银阁的附属建筑物东求堂和茶室同仁斋，建筑手法高雅，象征闲寂清雅的茶道趣味。工艺方面，出现了后藤佑乘（公元1440年—公元1512年），擅长刀剑金属工艺雕刻和漆器制造。
五、医 学
室町时代日本医学在吸收中国医学成就、总结自己经验方面继续获得发展。正平17年（公元1362年）著名医学家僧有邻撰医书《福田方》。此书既综述了金、元、明时期中国医学，又肯定了日本的医疗经验，分疾病为12类，创造性地提出按病因、症侯、诊断、类症鉴别、预后和疗法的顺序撰写医书的方法，尤其论述研究既往症的必要性。释生西所撰《五体身分集》（公元1369年）也具有同样倾向。此时对医书中使用的汉语大部分进行了“和训”，把读者从难解的汉文原文中解放出来。这为日本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室町后期，不少日本医学家到明代中国交流医学成果。公元1494年田代三喜（公元1465年—公元1537年）回国后大力提倡李朱医学（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医学），为日本李朱学派的开山祖。此派认为疾病起于“外
感”和“内伤”，因而在治疗上避免使用寒凉药剂，着重和平药剂。三喜的弟子曲直濑道三著《启迪集》（公元1574年），结合日本实情发挥了李朱学说，使此说风靡全国。医学家兼本草学家吉田宗桂和针炙专家金持重弘也有名。两人在明期间都曾行医，医术博得中国医学家的好评。明朝也有一些中国医学家移居日本，如陈祖田、智光等人，他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多所裨益。
第五节 室町后期的对外关系
一、后期倭寇
室町后期前半，以勘合贸易为中心的日中（明）关系仍是日本的主要对外关系。因勘合贸易获利很大，将军、武士、僧人、商人等都把它看作发财的好机会，所以乘勘合船去中国贸易的人员越来越多。如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船有10艘，人数达1200多人。如前所述，勘合贸易从16世纪30年代起为九州领主大内氏垄断。天文16年（公元1547）大内义隆送走最后一次遣明船，不久为家臣所害，勘合贸易就此告终。以后，倭寇再次猖獗。由于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害伯倭寇的心理，投靠楼寇以达到劫掠和走私的目的，而倭寇则利用海盗和私商熟悉地理、内情，可以放肆劫掠，这样就使倭寇的活动达到极点。倭寇在许栋、徐海、叶明、林国显、王直等中国海盗巨魁的直接勾引下，凶猛地频繁入侵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暴至极。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江、浙、闽三省受害最重。仅在公元1551年至公元1560年的川年间即入侵414次，攻陷县城21个＇注21＇，遭劫村镇不可计数。中国军兵奋起抗击，如公元1553年7月江苏独山王径江一仗消灭倭寇千余，公元1562年9月歼灭入侵福建福清之寇万余，但由于明嘉靖时期政治腐败，没有给倭寇以严重打击。从60年代 起，中国军民在戚继光、俞大献等爱国将领指挥下进行剿倭战争。公元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至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属各县。他深知原有官兵怯战，便从义乌招募4000新兵加以训练，组成一支新军，开赴前线抗倭。公元1561年4月，万余倭寇入侵台、温地区，戚继光的新军在龙山一战首告大捷。公元1562年7月新军开进福建，攻取宁德附近横屿的倭寇据地，继而攻取牛田、林墩的倭寇据地。倭寇在浙闽无立足之地，便逃奔广东。明政府又任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训练新军迫剿。公元1565年春，戚俞联军全歼闽、粤交界处倭寇。至公元1566年，中国沿海倭寇基本肃清，消除了长期的祸患。
二、葡萄牙人的来航与“南蛮贸易”
16世纪40年代以前，日本在世界上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亚洲，直接交往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40年代以后，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史书上有过日人曾于公元1567年同吕宋进行交易的记录。＇注22＇从16世纪40年代起，同欧洲人的接触开始了。天文12年（公元1543年），一艘开往中国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属鹿儿岛县），船上的葡萄牙人是日本人最初看到的欧州人。岛主种子岛时尧（公元1518年—公元1569年）用2000两的高价买得2支葡人的步枪，并迅即学会使用和制造它的方法。这种新式武器很快传遍日本各地，为战国大名所喜爱。不久，和泉的界、纪伊的根来和近江的国友等城市便以生产枪支驰名。枪支的使用，使当时靠使用刀、剑、长枪、弓箭等原始武器作战的战术为之，变，作战主力改骑兵为步兵（“足轻”）。
葡人船只漂流到日本一事并非偶然。从15世纪末起，欧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国由商人、封建贵族和冒险家们构成的殖民主义势力为获得巨量黄金、白银和高额商业利润，纷纷来到亚、非、拉各地，进行殖民掠夺、海盗和商业活动。最先到亚洲的是葡萄牙人，继之是酉班牙人，再后是英国、荷兰、法国人。葡萄牙人在公元1510年侵占印度果阿之后，就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随之—占领大部分异他群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并相继来到中国的广州和宁波。公元1553年强占澳门。葡萄牙人船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于日本的，公元1543年后陆续驶进九州港口。他们以马六甲为中心，经营日本、南洋、中国和印度问获利甚巨的亚洲居间贸易，把日本国的枪支、火药，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