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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入情的个性可能是他做演说家的潜质之一吧。我有一个顽固的偏见，我是靠细节取人的，如果我把一个人的身份界定为演员，我会不加辩证地把他的行止、装束乃至说话的腔调都视作了道具，我猜他想洗掉那刺鼻的作秀味儿都难，这也是我多年友寡的根子。但这一晚，我靠一些细节把王清举的身份界定成了我的朋友，虽然多年来这样清晰的界定并不多。
王清举乡长端着茶杯大念苦经的形象，在我半醉的眼球中晃着晃着，变形了。他说，我的内心闷苦啊兄弟，上面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乌纱帽，让我做瘫子村的上迁工作，就是上面不逼我，我也早惦着要救这个村子出火坑。你说唐朝啊封建王朝的青天老爷怎么做啊，也不就是这般地苦口婆心吗？但是，唉，局势你瞧得再清楚不过了，没人认我这份苦心的帐。酒兴正酣时，县长打来了电话，王清举很有策略地汇报说，村民们认真地表决过了，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麻三叔的灯盏
每个村子、每个夜间必须点一盏长明灯，一来镇鬼，二来辩路。清晨鸡叫头遍时，方可熄灯。如果点灯的这一户男主人死了，村民可以举荐下一户。
————淮河风习之一
“去瞅瞅，三叔的灯盏还亮着吗？”四十多年了，就这一句。瘫子村人的口头禅。沿淮各村点镇鬼灯的风习，就源自瘫子村。据说，清末时，一个村民夜间去捕鱼，准备给怀孕的妻子催奶。他在月光下看见一尾特别漂亮、又肥肥壮壮的红鳍鲤正游至岸边。他用铁叉猛地掷向这鱼，眼瞅着叉住了鱼尾，兴奋拔出铁叉却一无所获，叉尖上滴着血。他疑惑又失望地沿河走着。没走多远，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坐在水边梳头，一边又揉着自已的脚。凑近了瞧，女子脚踝上有三只小洞正渗着鲜血。她幽怨地问他：“红鲤鱼哪里惹你了，你叉她干啥？”那男人头发根子一条条嗖嗖地立了起来，扔下铁叉，一路狂呼着奔回家。从此一病不起。
我素来对此类乡村逸事、鬼谭兴味盎然。我觉得对奇闻逸事的好奇心理正是一个学者品质的肇始。便存了心四处探听，七姑又给我讲了一件。一个农人夜间穿过田埂，看见一老妪提着大竹筐赶路，竹筐内堆满物件，看起来很沉，老妪累得跌跌撞撞、走两步歇一步。农人心内不忍，便上前请求替老人提筐，老妪低着头并不答话，只是将大竹筐递给她。农人一接筐，便吓得魂出了窍：原来这筐像一张纸似的轻！他丢下筐子狂逃回家。第二天正午艳阳高照时，才敢回去看个究竟，路边全是招魂的纸幡，依稀能见一个已烧成灰的纸筐，里面装满纸扎的金银器皿。我喜欢这两个鬼故事，它们让瘫子村的景物一下子幽深起来。咋就没点厉害的？比如吸血鬼。趴在腊八的大砍刀上舔着。舔着舔着。高潮远远地来了。你抽搐吗？大砍刀成了一段灰。
麻三叔的灯盏是否能镇鬼，没人去较这个真。瘫子村谈鬼的人倒真的少了。“去瞅瞅，三叔的灯盏还亮着吗？”。这话事实上并不含丁点疑问的意思，村里人都清楚，在鸡叫头遍前，那盏灯定然是亮着的。说这句话，无非是说：拿不准的，到那盏灯下去问个明白吧。
门是虚掩的，你用不着敲它。吱溜一声，你看到的永是这一幅图景：在靠北窗的炕上，他叭嗒叭嗒地抽着旱烟管盘腿坐在灯下，一盏挂在壁上的老式煤油灯下，灯芯外加一个高高的玻璃罩，灯光昏暗却又不飘忽，定定的，油尽之前绝不至灭掉。后生进屋，站在炕前问话，三句两句，也就出去了。有时，梅子孝、德贵几个老一辈的，进来了，就盘腿上炕，坐在麻三叔的对面，叭嗒叭嗒地，一起抽着凤阳县地界的那种呛人的紫茎旱烟。老哥俩，一宿无语。这是村里人最熟悉的一个场景，只是灯盏下的人，渐渐地老了，前几年还是黑杂漆漆的头发，一下子就全白了。
“三哥，听乡上人讲，县长把王乡长臭骂了一顿，说支持搬迁的人不超过户数的一半，就不能硬搞，但也绝不能不搞。王乡长在砸瓶子掼碗发脾气呢。”
“．．．．．．．．．．．．”
“省上来的陈教授，自个儿要住嫂子和腊八那。就由着他吧？”
“嗯。”
“东头印子他娘的尸还没冷呢，乡上张干事今儿就来了，说一定得火化。印子跟张干事都动拳了，说他娘年青时还救过八路军呢，政府不仅不报恩，还要毁他娘的魂。印子媳妇就趴在棺材盖上，说要火化，就先烧了她。全家嚎得鼻青脸肿的，心烦呢！张干事硬拽着虎子表态，虎子哪有个辙呢？僵着了，让我来问问三哥。”
“．．．．．．．．．．．．．”
“张干事说了，大堤是政府划定的高压线，无论怎么都不能搞土葬，挖一寸都会电死人。剩一个青迢岗，印子她娘是平常妇人，又葬不得。”
“就葬我的地里吧。我那麦田垄子高，子孝说那地喝着东南风，风水旺烧。你去跟张干事讲，谁家的责任田，谁总做得了主吧！”
“就是亏了三哥了。”
“又亏得了哪得筋骨？”
“．．．．．．．．．．．．”
“德贵。”
“嗯。” “你去跟子孝招呼一声，托他给小红捎个信儿，把这个搬村的事说细致罗，问问小红啥个看法。”
“嗯。”
德贵刚过门槛，麻三叔又把他喊住了。问：“丫儿咋的啦？几天没听到了他的声啦。”
“哦三哥，没事呢。嗓子哑得呢，不出腔，过几天就没事了。”
梅红曾多次跟我提起瘫子村的一个怪人“飞天蜈蚣”。“飞天蜈蚣”是他的绰号，听上去像个绿林大盗，也弄不清谁先喊出来的，古里古怪的名字，没个由头，这就是德贵家的大儿子丫儿。文化革命的时候，丫儿才十三、四岁，这孩子自小长得麻杆样儿的单薄，脸面儿清清秀秀的，一开口说话，脸就窜红到脖根子。大伙儿便都喊这娃丫儿，本名渐渐地就弃了。七姑疼他疼得慌，说天生的唱青衣的好料儿，眼珠子蘸灵灵的，能把整台的转晕了。那年头公社的造反派到村里抓麻三叔，鬼使神差地，竟把丫儿一道儿抓了去。第二天被放出来时，丫儿的耳朵里被灌满了牛屎，肿得没了眼睛的脸上留着清晰的皮鞋底印儿，被钉子拉划过的一道道血痕，有的血淤痂了，有的朝外渗着血。人，整个地疯掉了。一回家就趴在墙上，头往脖子里紧紧缩着，一到夜间就不停地嚎叫。
三十多年了，丫儿夜间的嚎叫，仿佛从没间断过。开始的几年，德贵不忍锁他，由着他在外。他日光里倒也安分，一声不吭地，低着头，在田间不紧不慢地晃着步子，一年四季都穿着那件千疮百孔的土黄棉军大衣，肮脏的蓬发和竖起的大衣毛领子纠结在一起，仿佛再也不能撕开，下身穿着一件早被扯成碎条儿的单裤。怪的是，他身上没不散出那种多年发酵的怪味儿，德贵说，最燥的夏天，他的头皮上也不出一滴汗。白天他蹲在村口的巨柳下，温温和和地瞅着田间。有时他会猛地把裤子扯下，露出根屌，自个儿嘻嘻地傻笑着，笑得脸不住地往棉军大衣的领子里缩。一次，正巧让一个来瘫子村串亲戚的外县媳妇瞅见了，那女人立在村口大骂：什么破东西，像掉灰里的腊肠呢，丢人现眼！麻三叔冲上去，一掌就把那女人的脸抽肿了。瘫子村人的人平生第一次见麻三叔动手揍人，都吓懵掉了。德贵从此把丫儿锁在了后屋的狭小柴房里。
丫儿的嚎叫让许多人惊奇。梅红说，那声音太嘹亮了，在夜间的瘫子村上空，那叫声像绕着几道弯子地盘旋向上，在夜空中飘浮很久，才慢慢地散去。村里年青一辈的都叫他“飞天蜈蚣”了，他们都是在飞天蜈蚣的嚎叫声中长大的。他们茶余饭后也会猜测，飞天蜈蚣年青时定是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只是没人敢问。只有七姑仍是疼他疼得慌，丫儿犯病没两年，他娘就死了。七姑隔三差五地去小柴房，用热毛巾给他擦身了，擦着擦着，七姑就哽咽成一团，抱着他的头不肯松手。丫儿对着村子里所有人傻笑、扮鬼脸，七姑一来，他就安静了，两只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七姑，像两泓幽黑的潭水。
七姑说：那孩子的心思灵敏得不行，他嚎着嚎着，我一走到窗边，还没进屋呢，你想想我的脚多轻呢，他就一下子乖了，不嚎了。
在瘫子村的夜间，麻三叔的灯盏和丫儿的叫声是两个符号。少了一个，便有人不踏实，几天没听见那熟悉的嚎叫的三叔，悄悄地来到了德贵家的柴房的窗外。这是个只比巴掌大一点的小窗，其实也就是个通气的孔。从孔中朝里看，黑乎乎地啥声息也没。麻三叔怔怔地站在那发呆，不知过了多久，从树上落下的一砣鸟屎打在他的鼻上，才把他惊醒过来，怏怏地回家了。
去年初春，好多个失眠之夜，当我静坐在寒风中的河滩。飞天蜈蚣的嚎叫声从村里冲出，“嗷嗷——哦哦－—嗷嗷——”。还未泛出初绿的村子，在这嚎叫声中显得更是疲困荒凉，也仿佛沉睡得更深。这嚎叫像浮云推动星辰。听上去，那声音一点也不干涩，宛转地扬上去时非常亮堂，往下沉时又厚又重，倒像是一个底气异常充沛的男人来唱一首谁也听不懂的古歌谣。这嚎声，好似已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怨和恨。仿佛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