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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调队在完成了对张家相关人员的调查与隔离后，紧接着，5月3日就投入了另一起艰难的调查——又遇上了一个不配合流调的家庭。长春市卫生防疫站的流调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个家庭相关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已经有8个，两个不配合调查的家庭加起来，确诊和疑似患者占了长春市的近一半。”5月中旬，《长春晚报》报道了事情的经过，《财经》记者又顺着线索采访了相关医院和流调人员。
4月16日，王某因高血压在吉大一院中医科住院治疗。他所在的病房与聂某在同一楼层。4月18日，王某开始发烧，4月23日转入吉大一院二部的SARS专区，5月1日被诊断为SARS疑似病例，5月11日被确诊为临床病例。据华树成介绍，王某病情不算轻，曾上过呼吸机。不过，来自两个渠道的消息说，王某在吉大一院住院期间曾经离开过医院。
据《长春晚报》报道，4月23日，王某被送往吉大一院二部当日，长春市的流调人员对王某进行调查，遭拒绝，最终只提供了家庭电话号码。5月5日，二道区疾控中心接到吉大一院的疫情通报，有一名女子被确诊为临床观察病例，提供的电话号码与王某相同，才知道该女子就是王某的妻子，她在入院时用了化名。5月9日，二道区疾控中心又接到来自长春市疾控中心的线索：在王某住院期间，王某的一位女同事（以下称为A）与王某及其妻子有过接触，并且王某还有一个女儿在某小学读六年级，在此期间一直由这位同事照顾。5月10日，王某的岳母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接到A的电话，称自己和王某的女儿都发烧了，要一部救护车把她们接走，并强调不能通知疾控中心。二道区疾控中心接报后，将A、王某的女儿和王某的岳母一并送到了吉大中日联谊医院发烧门诊。
5月14日，王某的岳母和女儿被确诊为“非典”患者，A被确定为疑似病例。绿园区疾控中心的南先生告诉记者，5月13日晚上，接到市疾控中心电话通知，赶往长春市SARS诊疗中心对A进行调查。“患者有个儿子在沈阳上学，我们去之前的那个下午，有关部门通知了沈阳的学校，可能是让她的儿子感到难堪，所以晚上去的时候她很气愤，说‘你们凭什么折腾我家，我孩子不能上学，爱人打电话骂我……’接着跑到窗前要跳楼，幸亏流调人员眼疾手快将其抱住。她又冲出病房大楼，流调人员和公安人员4人轮番劝说了20多分钟，才回到病房。”
5月15日，长春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通告》，对不配合流行病学调查的人员，公安部门将依法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长春市卫生防疫站刘主任说，后来发病的少了，调查起来也顺利了许多。
补白：
上文发表在《财经·SARS每周调查》5月16—22日。从5月19日到6月13日，吉林省无新增临床诊断病例和新增疑似病例。吉林省防治“非典”领导小组负责人在5月3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据不完全统计，吉林省从4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至今，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省医疗机构减少收入约2亿多元。从地区分布看，长春地区疫情较重，医疗机构业务收入减少幅度较大。
在防治“非典”过程中，吉林省累计投入财力3。6亿元，购置了防治“非典”急需的设备、药品和相关物资，对定点医院进行改造。其中，中央和省各级财政安排资金1。57亿元，接受捐赠款物折合7000多万元。为进一步提高全省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国家和省级财政投入1亿多元资金，对省、市、县三级疾病控制机构进行改造建设，目前正在开展考察、论证等前期工作。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下）香港：“非典”冲击波
香港自3月上旬发现了第一例SARS后，在短短的三个星期内，疫情不断扩散蔓延。至3月下旬，病毒冲出医院进入社区，受感染人数每日以数十人的速度增加。
第一节“非典”冲击波
3月27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召开记者会公开承认：“香港正面对一场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厉的传染病威胁。”
威胁来自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在香港及内地，这个病症更常被叫做“非典型肺炎”。
香港自3月上旬发现了第一例SARS后，在短短的三个星期内，疫情不断扩散蔓延。至3月下旬，病毒冲出医院进入社区，受感染人数每日以数十人的速度增加。灾情已经非常严重。董建华作出决定，拨款2亿港元用于防疫经费。
港府宣布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包括引用只在非常紧急情况下才启用的《检疫及防疫条例》，强制与非典型肺炎病人有接触的市民要连续10天到指定诊所检查并要求尽量留在家中，违规者将被处以5000港元或半年监禁的处罚；对公共场所设施进行大规模消毒；宣布所有中、小学从3月28日周六开始停课九天；禁止探望感染非典型肺炎病人；要求所有进入香港的旅客申报健康状况等。
截至3月31日截稿时，由香港医管局提供的香港感染人数为530人，死亡13人。有17人康复出院。
3月29日，周六。记者从深圳罗湖口岸过关至香港。这天正是香港在所有出入境管制站全面实施入境旅客必须申报健康状况的第一天。两名警员站在入境香港的入口处向所有的旅客分发“健康申报表”，上面列出四项症状：发烧、咳嗽、气喘和呼吸困难。香港方面的边防检查人员早已经全副武装，均戴着一种名为“N95”的密封性极高的圆型医疗口罩。
非典型肺炎在香港的出现可以追溯至3月上旬，在位于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有一名医院员工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这是香港发现的最早病例（事后的调查表明，早在2月下旬，一个叫刘剑伦的广州医生，已把SARS病毒带到了香港，香港大部分SARS病例与此有关————编者注）。
不久出现了大批医护人员感染的病倒事例，最严重的情况出现在威尔斯亲王医院。3月13日，患病医护人员的总数增至115人。威尔斯亲王医院紧急向员工派发口罩。14日，首次发现有私家医生染上非典型肺炎病毒。
疫情在进一步地扩散。3月17日，香港卫生署首次公布有非医护人员染病。3月20日，有5名年龄在二至十五岁之间的孩童被证实已经感染上非典型肺炎，其家人全为医护人员。
至此，病毒从医院走向社区。以后的蔓延速度与日剧增。3月22日首次发现办公室职员感染案例后，非典型肺炎进一步向教育、旅游、警界及银行等不同的社会领域侵入。一个到北京的旅行团有五名乘客在飞机上受到感染。而感染的人数也以每天数十名的幅度在增加。香港医管局局长何兆炜也不幸感染此病住院。
面对危机，香港各界立即做出反应。早在香港政府宣布所有中、小学停课九天之前，就已有100所中小学自行宣布停课。位于铜锣湾的香港中央图书馆因一名助理馆长染疾而闭馆两天进行消毒；东亚银行在港岛的一家分行也因为发现一职员受感染而停止服务两天。
各社区通过免费发送传单、举办讲座等形式向市民提供帮助和咨询。在铜锣湾地区，记者就得到一张郑琴渊议员办事处发送的“紧急呼吁：莫惊慌、要慎防；非典型肺炎症状”的传单。记者前去卫生署在九龙湾社区举办的一个教育讲座。进门时接待人员先用纸巾沾上消毒水给来客擦手，然后发了一个白色卫生口罩。那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正确地洗手。
3月27日，媒体的关注焦点集中到位于九龙湾牛头角的居民住宅群淘大花园上。这里的E座楼发现了数名非典型肺炎感染者。救护车呼啸着将病人送往医院。第二天，那里的感染人数忽然增加了34个。第三天，淘大花园的患者增至63名。第四天中午，卫生署公布，那里患病的最新人数已超过80人。3月30日下午，记者戴着口罩到淘大花园采访，看到小区内的多功能商场内冷冷清清，一些店铺已经闭门停业。空气中弥漫着消毒剂的气味。淘大花园爆发非典型肺炎后，各座楼宇已被清洗消毒过。所有的保安均戴着“N95”口罩，E座楼内更是戒备森严，除了原来的楼道保安，门口又增派人手巡逻，大堂内则另有两名卫生署职员坐阵。有不少E楼住户搬了出去。继续留住的被严格要求戴口罩，并对家居进行清洁消毒。
记者在E楼门口遇到一位感染病人的家属。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27岁男子说他的两个姐姐原来住在E楼。3月27日发现感染上了非典型肺炎，立即被送到医院。他说，她们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仍需留院观察。他说他没有任何线索说明两个姐姐是怎么传染上的。
淘大花园的疫情愈演愈烈。记者采访后的次日（3月31日）清晨6时，香港卫生署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起用“隔离令”将整座楼宇隔离10天。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在当天早上9点30分临时召开的记者会上透露，已经有213名淘大花园居民怀疑患有非典型肺炎入院治疗，其中107人是E座居民。隔离令期间，任何人，除非获得卫生署医生书面准许，均不得离开或进入淘大花园。仍居住在楼内的居民，其膳食每日由专人派送。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下）香港：追根溯源
香港爆发非典型肺炎潮，对抗战役也同时打响。先有卫生署派出疾病预防及控制部顾问医生曾浩辉负责追查病毒源头。36岁的曾浩辉曾参与追查1997年香港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