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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把那一双瘦棱棱象钉耙似的长手臂伸到空中，抓了两下，“一夜工夫，
我觉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红红紫紫，一块块的伤斑。那个夏天，
我跟那些美国人一样，也疯了起来，疯得厉害。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象头皮屑，
一块块纷纷掉落，就象那些麻疯病人一般，然而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我坐
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在割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得鲜血直流”。
“噢，为什么呢？”我问道，他讲得那样舒坦，好象是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试，我还有没有感觉”
“不痛么？”
“一点也不痛，我只闻到血腥味。”
“嗳，”我暖昧的叫了起来，我觉得风扇吹到身上，毛毛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吓得大叫。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
疯人院么，阿青？”
“没有。”
“疯人院里也有意思呢。”
“怎么会？”
“疯人院里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么？”我笑道，好奇起来。
“我进的那家疯人院在赫逊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口数帆
船。我顶记得，有一个叫大伟的男护士，美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发，一双绿得象
海水的眼睛。他起码有六尺五，疯人院里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他拿着两颗镇静剂，
笑眯眯的哄我吞下去，我猛一把抓住他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我的心，
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见了！’他误会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将我揿到地上去。
你猜为什么？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懂！”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巳过了，中央公园里，树上的叶子都掉得精光。我买
了一包面包干，在公园里喂了一天的鸽子——”
他突然沉默起来，我侧过头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双眼睛，碧荧荧的浮在那
里。床头那架风扇轧轧的扇过来一阵阵热风，我背上湿漉漉的浸在汗水里。窗外圆
环夜市那边，人语车声，又沸沸扬扬的涌了过采。兜卖海狗丸的破喇叭，吹得分外
起劲，可是不知怎的，那样暗哑的一只喇叭，却偏不停的在奏那首《六月茉莉》，
一支极温馨的台湾小调，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的，现在让这些破喇叭吹得呜呜咽咽，
听着又滑稽，又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那些莲花呢，阿青？”
“什么？”我吃了一惊，沉寂了半天，他的声音突然冒了起来。
“我是说公园里那些莲花，都到哪里去了？”
“噢，那些莲花么？听说市政府派人去拔光了。”
“唉，可惜了。”
“他们都说那些莲花很好看呢。”
“新公园是全世界最丑的公园，”他笑道，“只有那些莲花是美的。”
“据说是红睡莲，对么？”
“对了，鲜红鲜红的。从前莲花开了，我便去数。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九朵。
有一次，我搞了一朵，放在一个人的掌心上，他捧着那朵红莲，好象捧着一团火似
的。那时候，他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我感到他那钉耙似的手，尖硬的
手指，伸到我头发里，轻轻的在耙桅着，他那双野火般跳跃的眼睛，又开始身上滚
动起来，那样急切，那样强烈的乞求着，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惧畏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坐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过夜么？”他看见我在穿衣裤，失望的问道。
“我得回去。”
“明天可以见你么，阿青？”
“对不起，王先生，明天我有约。”
我低下身去系鞋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撒这个谎。我并没有约会，可是明天，
至少明天，我不能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象一径在向我要
什么东西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那么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我们在公园里，反正总会再碰面的，王先生。”
我走到房门口时，回头说道。一口气，我跑下瑶台旅社那道熏漆漆，咯吱咯吱
发响的木楼梯，跑出那条湿叽叽臭薰薰的窄巷，投身到圆环那片喧嚣拥挤，到处挂
满了鱿鱼、乌贼，以及油腻猪头肉的夜市中。我站到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
着那一排倒钩着油淋淋焦黄金亮的麻油鸭，突然间，我感到一阵猛烈的饥饿。我向
老板娘要了半只又肥又大的麻油鸭，又点了一盅热气腾腾的当归鸡汤，咕嘟咕嘟，
一下子我先把那盅带了药味滚烫的鸡汤，直灌了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上的汗
水，簌簌的泻下来，我也不去揩拭，两只手，一只扯了一夹肥腿，一只一根翅膀，
左右开弓的撕啃起来，一阵工夫，半只肥鸭，只剩下一堆骨头，连鸭脑子也吸光了。
我的肚子鼓得胀胀的，可是我的胃仍旧象个无底大洞一般，总也填不满似的。我又
向老板娘要了一碟炒米粉，哆哆嗦嗦，风扫残叶一般，也卷得一根不剩。结账下来，
一共一百八十七。我掏出胸前口袋里那卷钞票，五张一百元的，从来没有人给过我
那么多钱。刚才他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都翻出来给我了，还抱歉的说：刚回来，没
有换很多台币。
离开圆环，我漫步荡回锦州街的住所去。中山北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紫
白色的荧光灯，一路静荡荡的亮下去。我一个人，独自跨步在行人道上；我脚上打
了铁钉的皮靴，击得人行道的水门汀嗑、嗑、嗑发着空寂的回响。我把裤带松开，
将身上湿透了的衬衫扯到裤子外面，打开了扣子。路上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
把我的湿衬衫吹得扬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微一张，我感到一阵沉滞的满足，以
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
弟娃我猛然惊坐起来，听见自己叫减道。满地扎眼的阳光，已是中午时分，房
中热气沸腾，背上的汗水一条条流下来，好象许多根毛虫声上面爬动，痒痒麻麻。
床上的草席印着一大块阴黑—的汗迹，又是一个火烈的大热天。我跟小玉合租的这
间房间，是三夹板隔出来的，只有五个榻榻米大，除了一张床，两只竹篾笼手，什
么都放不下了。因为朝西，一到下午，太阳凶狠的射进来，房里就象蒸笼熟得人惴
惴不安。
我坐在床上，头感到一阵刚睡醒的昏疲，喉头却干得在冒火。窗外传采一阵女
人的尖笑，大概锦州街那些吧女都热得跑到巷子里去乘凉调笑去了。巷子里的酒吧
还没有上市，收音却却开得大大的，喷出一流狂燥的爵士乐来。渐渐的，我仿佛记
了起来，刚才朦胧间，我看见了弟娃。他就站在我的床头，穿着他的童军制服，有
肩带的那一套。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他笑嘻嘻的伸出手来，对
我说道：“阿青，我的口琴呢？”
去年弟娃生日，十五岁，我送了一管口琴给他，是在功学社买的蝴蝶牌，两百
七十块，花了我半个月的送报钱。弟娃爱得不忍释手，上学他把口琴插在裤子后面
袋里，晚上他便放在枕头底下。睡到床上，还要拿出来吹两下，开始弟娃只会—吹
单音，后来我教他和声，他一学便会，而且吹得比我还要有板有眼。那时候学校里
正在教《踏雪寻梅》，弟娃天天回家便吹奏这首轻快得象流水似的曲子。有时我们
上了床，熄了灯，弟娃还要把口琴掏出来，把被窝蒙起头来吹，口琴声从被窝里透
出来，闷得呜呜的响。有一次，把父亲吵醒了，他气冲冲跑进来，一把将弟娃被窝
掀开，弟娃怕挨揍，赶紧双手抱住头，缩成一团。父亲看着，竟笑了。那是唯一的
一次，我看见父亲那张苍纹满布严峻的脸上，绽开那样一抹慈蔼的笑容。我跳下床，
从床底拖出我那只竹篾笼子，从里面掣出了我送给弟娃的那管蝴蝶牌口琴来。几个
月没有擦拭，口琴的白铜皮有点发黄了。我放到口边随便吹了两下声音还是十分清
越的，只是有点霉味。我从家里跑出来的那天，这管口琴正好插在裤袋里。是我从
家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三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我想起弟娃来。这三个多月，是一连串没有记忆的
日子。白天，我们到处潜伏着，象冬眠的毒蛇，一个个分别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
真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
夜空中急乱的飞跃。在公园里，我们好象一队受了禁制的魂魄，在莲花池的台阶上，
绕着圈圈，在跳着祭舞似的，疯狂的互相追逐，追到深夜，追到凌晨。我们窜逃到
南阳街，一窝蜂钻进新南阳里，在那散着尿臊的冷气中，我们伸出八爪鱼似的手爪，
在电影院的后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体。我们躲过西门町霓虹灯网的射杀，溜
进中华商场上中下各层那些闷臭的公厕中。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
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在万华，我们在圆环，我们在三水街，
我们在中山北路——我们鬼祟的穿进一条条潮湿的死巷，闪入一间间黝暗腐朽日据
时代残留下来的客栈里。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绝了迹，我们才
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回到大街上来，这时，这些冷落的，不设防的街道，才是
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手里捏着一叠沁着汗水的新台币，在黎明前的一刻，拖着我
们流干精液的身体，放肆而又虚脱，漫步蹭回各自的洞穴里去。
这三个多月来，我的脑袋里，一直是空空的，好象有人将我的头盖揭开，把我
的大脑一下子挖掉了一般，一点思念，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弟娃，我最爱的弟娃，
我竟没有去想过他。可是刚才那一刻，他却明明站在我的床前，离得我那样近，伸
手出来，笑嘻嘻的向我说道：阿青，我的口琴呢？我记得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
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