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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己，也有的令我懵懂。当时，博尔赫斯介绍到中国还不太久，还未引起后来那么巨大的反响，对我也是。我在过了将近十年以后读他的那篇散文《博尔赫斯和我》时，当即也写了一首一样的诗《沙戈和我》，感觉很过瘾，很有意思，它现在仍躲在我的笔记本里，被我经常私下翻看——这是写作者的另一个影子，我也说不清楚。
其实，大约在1987年，我就想尝试着写诗了。处于对诗歌文本的好奇和仰视，而我当时却战战兢兢，不知如何分行，想必分行的技术玄妙很深。终于有一次鼓足勇气向一位已有建树的诗人请教，回答是：“愿什么时候分行就什么时候分。”我终于长吁了一口气。现在回想，做一件事，一开始很容易被一粒小小的石子绊得鼻青脸肿，幸好我绕开了。
那时候，我有一种直觉，在朦胧诗掀起的中国诗歌狂潮中，鱼目混杂的诗歌作品里，我能清晰地分辨出好诗或者好句子、差诗或者差句子，这或许是女人天性里带着的先知。很多年，我都对自己的直觉信任有加，这在诗歌创作中是有益的。
当时，顾城还没有在激流岛挥斧，海子也没去山海关徘徊，以色列伟大的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还健在。前天，我靠在枕边又翻读着保罗·策兰，昨天和今天我的内心仍被重力和飘飞震慑着，这是难以名状的一种情结，在一个人的内心下沉，静静地压弯她的灵魂……想必，这就是诗的力量吧。
现在，终于回到诗歌上来了。自从1996年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摘取 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我的思路和视线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什么是灵感，她的回答是： 形形色色的人不断遇到新的挑战和困难，又不断得到解决，接下来又会遇到新的问题。灵 感，它究竟是什么？回答是不断出现的“我不知道”。我承认，在这之前我以为诗人的灵感 是每个个体在感受命运的过程中某个瞬间的灵慧所至，看来，我的目光是过于短浅了。
实际上，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几乎停止了写作（与生活的波动和坚持的姿态产生 巨大冲突有关），很长时间得不到解脱，与诗坛几近隔绝，到了2000年才又重新拾笔。其 实，我并不为曾一度搁笔而感到懊丧，也不为近几年诗作数量较多而感到欣喜；我停止了 写作，但未曾停止思考和阅读——像一个与诗坛剥离开来的灵魂，距离拉得长了，再扑向 她时，激情便越高，内存也越大，拥抱在一起便越发的有力量。是的，只有我知道，最终我 是不会停的，我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等待和预备了多久，都是要偿还的啊。莫非这是一 种宿命的暗示吗，像一条蜕了皮的蚕，吐着自己的丝——一根惟一的丝啊，最后也吐出 了自己的命。
我沉静地望着夜空的一角，那儿没有光，却有发出光亮的潜质，我探究的恰恰是事物 内部甚至背面隐藏的部分，它是那么未知、深远、有魅力。
自然状态下的歌唱
■ 苏历铭
在我初出茅庐的时候，就像突然被放在不归路上的游子，只 有往前走，所需要的一切只能在路上自我充实。 现在也一样。独立或许会有些孤独，但能让人清醒。
不论个人有怎样的天赋，如果在1980年后没有遭遇朦胧诗的强烈冲击，我不会超越自身的经济学专业，成为写诗的人。现在想来，当时社会要是存在更多的表现平台，是否还会有众多的青年投入到诗歌的波涛之中？可能许多生命将与诗歌无缘。
传说中我的家族是来自云南，在清末参加捻军起义，先祖在陕西被俘，发配至荒凉的黑龙江西部边陲给朝廷跑马送信。后来经营木器生意，在寒冷和孤独的异地生活里，从不曾有过文化的氛围，更谈不上诗歌的任何影响。现在仍然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作为建筑设汁师的父亲怎么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订阅了刚刚复刊的《诗刊》呢。无意评价当时的诗歌，但它确实让我认识到诗歌的语言超越了任何语言的结构，这可能是我最初的新诗启蒙。
在80年代百废待兴的中国社会里，朦胧诗群的崛起，无疑是当时尘封的文化领域的亮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长春的报刊亭里买到载有第一届“青春诗会”作品的《诗刊》的激动情景。那一代人的作品对于我们这些在读的大学生们有着从未有过的震撼，有着穿透灵魂的感觉。特别是徐敬亚、吕贵品、王小妮等人和我住在同一宿舍楼，毫无疑问，他们的存在激发了诗歌创作的冲动和热情。
毕竟存在经验和思想上的差异，朦胧诗的洗礼，以及朦胧诗的局限，让后来者的创造性有着广阔的空间。迅即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大学生诗歌”的热潮，各地学院诗人此起彼伏的互动和呼应，出现现代诗的推波助澜的盛景。我是其中的一分子。在这里，不能不谈到《飞天》杂志里“大学生诗苑”。它为全国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诗人创建了表演和起飞的平台，俨然是一所虚拟的诗歌黄埔军校。即便大家后来形成各自的风格，甚至是刘立的流派，但对它的感激都会永存心底。
大学时代更多的是出于对诗歌的热情或者说是狂热。由吉林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后，特别是诗歌资讯的直接，视野的迅速扩大，我开始褪去学院的色彩，理性地自己都能感受到的诗歌创作的转变。1986年我曾在香港小住，晚上空闲时最多的就是去天地书屋，成为诗歌专柜边的免费读者。台湾现代诗令我耳目一新，同样是汉诗，但诗歌的关注方向、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的差异，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内涵。
很难说清楚自己受到哪种诗歌流派系统的影响。在我初出茅庐的时候，就像突然被放在不归路上的游子，只有往前走，所需要的一切只能在路上自我充实。除了朦胧诗的启迪，艾青早期的诗歌，惠特曼、桑戈尔、聂鲁达的磅礴和大气，都给我比较深刻的影响。之后国内陆续出版了《英国诗集》《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法国现代诗选》等，极大丰富了自己的阅读范围，由平面变成立体，由盲目变为理性，也由狂热逐渐冷静。90年代，在日本留学期间，除了在汜事本上断断续续写诗之外，基本上与诗歌绝缘，是我诗歌生命的空白。回国后，原来熟悉的诗歌氛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陌生的老路上前行，独立和寂寞的心态让我更喜欢和认同金斯伯格的Beat Generation（垮掉？）的倾向。尤其是他的沉稳、平和，心灵沟通和精神理解，以及想象力、观察力和另一类的时代强音，影响和确定了我的诗歌的理念。
即便在诗歌活动最热闹的时候，我也很少介入，一直是旁观者或者是边缘人。这样说，并不是显示自己的清高和傲骨，而是因为自己所学专业和从事的所有工作没有一项与文学接近。诗歌理论的贫乏，让我没有太多自信去畅谈深奥的事情。在自然的状态里，在放松的心境中全凭直觉写作，是我最欢愉的时间。我的诗一般都是从日常最普通最平凡的客观事物中取材，通过想象，通过平实、质朴的语言，最大限度地展现诗化的思想和力量。明确反对概念化，反对雕琢和过分讲究技巧，保持语言的明晰、空灵和真挚。
自1983年公开发表诗歌作品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许多同时出道的诗人已远离诗歌，而自己还在坚持。在1986年，我曾以“男性独自派”的身份参加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在宣言中明确写到“因为独白而听不到许多乱七八糟的非艺术的声音”。现在也一样，独立或许会有些孤独，但能让人清醒。诗歌不仅仅是源自少年时代的热爱，更是我血脉中跳动的力量，是展现思想的直接形式。在诗歌的光芒里，可以躲避浮躁、喧哗和诱惑，格外安静。从来不期待自己能成就为先知的诗人，只想做一个诚挚的诗人，超越诗歌本身，在现实中成为公平的观察者或思想者。
我听从我的心灵……
■ 黑 枣
我听从我的心灵，从生活的各个角度囚应着诗歌的召唤。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很懒散、很消极，甚至接近于颓废的人。1987年春天，当我在高考模拟试卷背面一首一首地涂写着自以为是诗歌的东西时，我的心灵竟莫可言状地充实和骄傲。身边的同学一如既往地沉浸于紧张的临考前的种种准备，有时候，我偷眼看见他们被理想镀亮的汗珠，我就不能不从内心底漾起一丝半缕的愧疚与不安……
但是那些奇妙的分行文字好像一级一级的黄金阶梯似的，引诱着我去攀登一座看不见的殿堂……可以这样说，在我快乐或痛苦时，在我孤独或躁动时，诗歌的光芒笼罩着我，照耀着我。我听从我的心灵，从生活的各个角度回应着诗歌的召唤。
我听从我的心灵，自觉地将诗歌导人我的生命里面……沿着时间既定的轨道，我和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一样，谈恋爱、结婚生子、赡养老人、交结朋友、劳动……在劳动之余听CD，看走私的毛片。生活中令人激动的事情正在一件一件地逐日递减，责任和压力却聚沙成塔般地越来越多，越叫人承担不起。
在这个闹哄哄的年代，几乎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两个自己的偶像，有较高品位的人甚至可以自体内的庭堂捧出他日夜供奉的精神领袖。我却骤然察觉到自己两手空空，苍白的脸颊惟有一大片的空洞和恍惚……
我为什么写诗？我陔读什么样的诗？该写什么样的诗？
从我开始接受教育，到写诗，到今天，除了有限的阅读《唐诗三百首》，《宋同三百首》，舒婷、北岛、顾城，以及我所能读到的一些诗歌刊物。我狭窄的视野和惰性，使我安于在我出生的这个小村子“东山村”做一只“幸福的青蛙”。从我开始接触诗歌至今，那么多的流派与纷争只是窗外的过眼云烟，我甚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