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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小布什一再强调美国之所以不需要联合国同意就出兵伊拉克，是因为美国是在“自卫”，美国不得不出兵伊拉克，是为了防止恐怖分子再一次策划“九一一”这样大规模的袭击。可是就连我的同事克丽西，这个对“九一一”事件痛心疾首、坚决支持美国和盟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女孩，也说不清楚“九一一”与伊拉克战争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
星期五，当我们终于在办公室里谈起打仗的事时，克丽西忍不住对我抱怨说。“可是，如果美国出兵是为了防止再一次恐怖行动的话，我不懂美国为什么在联合国报告上对于伊拉克的违法武器那么大作文章，可是并没有怎么提伊拉克与恐怖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我到现在都不清楚，打伊拉克与‘九一一’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我无言以对。仔细想来，这里面的联系的确十分令人费解。按常理推测，伊拉克与恐怖组织之间一定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可是这并不是美国在过去几个星期内论证战争之必要时所阐述的要点。相反，鲍威尔在联合国的报告中用大量物证和照片一再强调的是伊拉克非法拥有不被联合国决议所允许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毫无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合作的诚意。至于伊拉克与恐怖组织的关系嘛，鲍威尔说“盖达”一个高级成员在伊拉克境内建立了恐怖组织，可是他也并没有解释萨达姆政府与恐怖组织之间究竟有什么勾结——这正像说盖达的成员在印尼、在德国、甚至在美国或者可能在中国建立了恐怖组织，并不能就此推论这些国家的当局与他们有联系一样。
不管布什和他的手下怎样解释美国对伊拉克政府宣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显然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国家的公众与政府并没有被这套说辞说服。这场战争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这是不争的事实。星期四和星期五，大规模的反战集会和游行的浪潮，从地球这一边拍打到另一边，各个国家的反美浪潮，大概从来没有比这一刻更为高涨。我注意到，人们还特意举着英语的反战标语，好让那些一向不懂、也不学其他外语的美国人能一目了然。
不管怎样，导弹炸响后整整两天，战争对于我来说只存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图片和与同事零星交谈之中。直到周末，和成千上万其他的美国人一样，我整天一刻不停地开着电视，放在CNN、FOX或MSNBC的新闻频道上，随时收看战争的最新动态。他们这些新闻从业人员也真敬业，一个个马不停蹄一连几个小时不插广告地直播从前线传来的各种消息，还穿插与各色人物——从军人到政客，从各路专家到各种知情人——的采访与对话。要说这些新闻机构的敏捷身手和超级效率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星期六早上，刚刚披露有几名战士阵亡，一个多小时以后，FOX已经把其中一名士兵的家属拉到摄像机前，听他们对着镜头回忆这位阵亡者的生平。
可是，望着屏幕上他们麻木的神色与机械的叙述（他们一定还处在刚刚得知噩耗的震惊之中），我又深深地意识了这场战争对于观众的非真实性。他们一个个好像是电视脱口秀中的来宾，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对于他们来说一定刻骨铭心，却与观众的生活毫不相干的故事。就连屏幕中一再出现的战争画面——巴格达模糊的夜景、远方不时响起的爆炸声以及城市上空隐约可见缭绕的浓烟，不知为什么也让我想起某些电影中很不高明的特技镜头。
和许许多多美国人一样，我难以把镜头中的画面与身边现实挂上钩，难以深切地体会这场战争对于远方民众、身边民众的命运会有什么真实的冲击。伊拉克战争不是被夜以继日地现场直播着么？不是有那么多记者出生入死地冒着战火采访么？这些镜头却不知为什么更像是一届电影节、一场电视秀、一出舞台剧。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如此轻易地表态支持美国打响战争吧：媒体确实把天下都拉到了每个人眼前，然而它的方式是通过把天下都收纳在媒体这方天地之中。媒体充当了观众读者与大千世界的连接中介，却同时又阻断了人通过自己的感官，来实实在在地把握大千世界。更不用说奥斯卡颁奖的衣香鬓影、言笑晏晏，与伊拉克的刀光血影、轰鸣隆隆，居然穿插播出，让人哪里分得清究竟哪个是虚幻，哪个是真实？
战火已经燃起，对伊拉克以外的世界来说，战火只是燃烧在在报纸版面那么大的电视屏幕，电视屏幕那么大的报纸版面之中。我自己的生活，我周围人们的生活，仍然是如此令人震惊的平静。
第四辑 东方西方如果你是美国总统
前几天与朋友一起吃饭，他若有所思地问我：“如果你是美国总统，而你从中央情报局得到确凿情报，北韩准备把它的核武器卖给一个恐怖组织——你会怎么做？”
我没有料到他会问这个，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想，我会想办法阻挠这场交易，不过具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我的朋友说：“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向北韩发起核攻击，把它的首都平壤炸平，彻底根除那些在高层作出这种邪恶可怕决策的官员——这才是彻底干掉这场交易的最好办法。”
这位朋友一向是个挺温和低调的人，所以他说出这番话来时，真把我吓了一跳。张口结舌一会儿，我说：“这种办法到底有没有效姑且不论，你用这么极端的手段，不就沦为与那些你想消灭的恐怖分子一样了吗？”
朋友耸耸肩：“这是自卫。我们都很清楚恐怖分子想要得到核武器的目的只有一个，大规模地杀伤我们的同胞。阻止他们的办法只有抢先一步把他们消灭。我当然知道这样会杀死大量的平民，就像在二战结束之前在日本投下的那两枚原子弹一样。但也就像那时一样，现在我们也是不得已。”
见我沉默不语，他又说：“既然不是他们的平民死，就是我们的平民亡，我们当然更有责任要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民。动用核武器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如果真到这种地步，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说：“我真庆幸我不是那个作决定的人。”
在这之后整整一天，我都在思考这位朋友一番话中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我猜想，这个周末，在北韩宣布它“已经”拥有核武器之后，一定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在进行我与朋友这样的谈话。面对着一个不择手段的恐怖组织，或是一个残酷血腥的独裁政权，又得知他们处心积虑地策划袭击——我们该怎么办？是用同样残酷血腥的手段——不择手段——来消除威胁，保护自己，还是坚持“不逾矩”？而这是否意味着拿自己人民的生命下赌注？
在“九一一”之后的世界，到处都是这样令人左右为难的难题——对于政府和许多参与者来说，这些难题无疑涉及法律，而对于成千上万没有参与其事的像我这样的个人来讲，更是抱什么态度的伦理难题：为了保证军事任务的成功或者军人的安全而伤害无辜的平民，这是道德所允许的吗？为了得到情报而施刑折磨一个被俘恐怖组织成员（或者，把他交给另一个更愿意用拷打来获取情报的政府），这是道德所允许的吗？将涉嫌恐怖活动者绕过正常法律程序拘留监禁、并在军事法庭治罪，这是道德所允许的吗？
当然，在“九一一”之前，这些伦理难题就已经存在，但是现在它们变得更尖锐、更实际、更迫切与扣人心弦。它们不再是哲学课上抽象的话题，供我们在茶余饭后进行思想智力游戏。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军队、美国的总统正无时无刻不面对这些难题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正影响着成千上万人们的性命与生活。
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难题。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确凿地知道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知道怎样是对、怎样是错。比如我的一位同事，悄悄地，并且不太好意思地告诉我：当她在报纸上看到伊拉克儿童被误伤时，心里“并没有十分在乎，更没有特别难过，因为我坚信，没有萨达姆的伊拉克，不但有益于美国，也有益于伊拉克本身，有益于海湾地区乃至全世界”。也就是说，为了大部分人活得更好，这少数的不情愿的无辜平民（就是死一百人一千人，与其人口总数比起来，也是少数！）只好被划作牺牲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联军轰炸了德国那么多城市，柏林成了一片废墟，德莱斯顿被全部炸毁，难道在那些轰炸里就没有无辜的平民死亡吗？问题就在于这值不值得？我们现在普遍认为为了击败人类的大灾星、大恶魔希特勒，这些手段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同样的理由为什么不能用在这场战争上呢？”这位同事如是说。
可是我也有朋友坚定不移地站在另一极，坚信：任何误伤无辜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不管萨达姆本人是怎样的暴君，只要美国知道进攻伊拉克就会伤及无辜，那就绝不应该进攻伊拉克。这整场战争是彻头彻尾大错特错。甚至有人更极端地相信：战争——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目的的战争——都是罪恶的，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战争没有伤及无辜。这些人甚至认为，在二战中联军轰炸德国的城市也是错误的举动，尽管不这样做就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