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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灵，它高踞于某种世界观的中心。我说这是“某种”世界观，因为穿过宏大的言辞，你能揣测出发言者的基本形象，他是年轻的，他是成功的，他习惯于不断增加的薪酬、不断变异的服饰乃至不断更换的老婆和情人，他是“资产”、“中产”至少是“小资”…… 这很好，这说明我们是多么的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生机勃勃，我们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但是，时间的自然节律是一半白天一半黑夜，而这种世界观却醒目地缺少另一半：不变的一半。我非常非常想知道的是，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生活中和世界上，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它在吗？它在哪儿？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有一种追求不变的冲动：他们知道，在千变万化中，时间总会将他们带往绝对的虚空，所以，先知和圣徒们创立宗教，伟大的君王驱迫千百万人修建金字塔和长城，他们不是要追上变化，他们是要在命定的变化中追求永恒。 这种关于永恒的信念即使在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中也未曾丧失，的确，资本主义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歇尔·伯曼语），但是如果没有与“烟消云散”斗争的激情，没有在虚无中对抗虚无的信念，两三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明将无以成立。 “变化”其实像人会老、会死一样地自然，在这个意义上，人并不比荒野上的兔子更为优越；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在于，他能够求证、坚守和存续“不变”。这种“不变”是超越意义上的，也可以是世俗意义上的——当你看到黄浦江边那些花岗岩的大厦时，你知道在它们的建造者心里，此时便是百年；而美国十九世纪那些辉煌的神话般的宅邸，不仅是一个阶级放纵和奢靡的见证，而且表明了这个阶级的雄心：以金钱和狂放的想象力达致永恒。 但是，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这里的人们崇拜“变化”，崇拜“拆”，追“机”正未有穷期，厄普代克的声音像咒语般回响： 兔子，跑吧！ 然后，我们就飞快地跑，或者逃窜。
青萍之末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去美国，在纽约LITTLE RED SCHOOL HOUSE上中学和高中，1984年VASSAR COLLEGE学士毕业，曾就职于甘维珍、德国金属公司及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8至今为TIMEOUT《乐》及SEVENTEEN《青春一族》的出版人。著有《我的非正常生活》。 在今年冬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出了一本书，叫《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在武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见候机厅里有卖，好奇地走过去翻了翻。 “这本书好看，名人写的。”书摊的主人积极向我推荐。 等飞机是百无聊赖的事，可以让平常压制的作名人女儿的情绪小有暴露。 “是吗？”我问，“讲什么的？” “你怎么连章含之是谁都不知道？”小老板用激将法促销，“他女儿也很有名，在电视上常看到。” “她女儿是谁？”我吃惊地问。 “哎，就是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吗！” 我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是个默默无闻的广告销售员，我知道小老板说的是章启月，因为她和我妈妈同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误会了。章启月跟我说，她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旁边一桌的人在大声演义她和我妈妈的“母女关系”，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最后终于被她的一个朋友制止了。 这些事情给我的感觉是由于我的无能，娘都被别人拿走用了。 四年前开始办杂志的时候，我以为是从商人变成文化人了。后来才发现仍然是商人，只是挣钱比原来更辛苦一些。我有过很多头衔，CEO，出版人，策划等等，而我的工作实质就是一个广告销售员。四年来，我隐名埋姓，任劳任怨，从来不提家世，专心推广杂志，我认为我彻底发扬了雷峰，焦裕禄等革命英雄的傻冒精神。谁知道我妈的书出了之后，原来只把我当作销售员的客户现在把我当成名门的后代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统一，基本上都属于怜悯和同情。看过我妈妈写的书的客户跟我说，你就是那个妞妞啊，你混得够惨的，这么好的背景结果就来我们这拉广告！也有的说，我以为你作杂志是作着玩玩的，没想到真的靠这个吃饭啊！还有一个英国人跟我说，“关系，中国人都很会的，你的问题的是什么？” 当然，上面的说法有些喜剧夸张，我拉了四年广告总还是结交了一些好朋友，而他们已经把我不会用家庭关系当作笑料，特别是我妈妈的书出来之后，他们更加有的可说了。其实我有很好的销售人员，这两年来已经不用我真的去使劲拉广告。而平常说是拉广告，只不过是以其名花点公司的钱和好友吃吃喝喝罢了。 谁知道今年冬天天有不测风云，妈妈没有真的丢，却走了两个非常好的销售。而且正好赶上是广告计划季节，弄得我非常狼狈，只好天天去拉广告。这对我是个很好的教训，从管理方面来讲我当然要总结为什么没有能够留住我的销售人员，同时，我也要想一下，我是不是应该乘我妈妈的东风，好好拿家史换点收入回来。因此，这个冬天我坐在很多广告公司的会议室里想：“你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
青萍之末喜欢一种桌子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当代作家。出版有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秦可卿之死》，《519长镜头》，《如意》，《王府井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钟鼓楼》，《风过耳》，《四牌楼》，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什么桌子？餐桌？书桌？老板台？办公桌？方的？圆的？硬木的？大理石的？…… 是电视荧屏上常见的。电视上？你爱看电视？用遥控器点来点去地看？是的，你难道没发现吗，电视里往往是成人没儿童可爱，儿童没动物可爱，而动物又没植物提神，植物呢，又没有比如说桌子那样的静物让人心旷神怡…… 少废话。究竟喜欢一种什么桌子？ 还是不想马上说出来。 人类之间，免不了冲突。处理冲突之道，以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即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具体到白刃战，讲究刺刀见红，也就是有你无我，我必活而你必死，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能采取一点同归于尽的方式，比如董存瑞的炸碉堡，但那也是为了我军之活及敌军之死。此外，像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应尽可能不殃及平民，不杀也不虐待俘虏等等，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还没到壮年的时候，人类处理冲突之道，已有“你活我也活”之说。那还是所谓“冷战”时期，“你活我也活”被我们这边宣布为“修正主义”，是一种有悖于“你死我活”的“活命哲学”。话虽这么说，但那时中、美两敌国驻波兰华沙的大使却已经开始秘密接触，后来更加以公开，叫“中、美大使级定期会谈”，这种会谈进行了许许多多次，似乎永远谈不拢，但到1972年，忽有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言谈极欢，毛说他喜欢美国的共和党而不喜欢民主党，此话传出，令我这样的懵懂之辈惊诧莫名，后来中、美正式建交，到了今天，光是满大街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就让我们从“你吃我也吃”的实践中深切地体味到“你活我也活”的甜头，如今更把这五个字的意蕴用两个字概括得更有神韵：“双赢”。 上世纪末，在美国混事由的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依他的意思，“冷战”结束，全球价值标准划一为西方履行多年的那一套，人类从此进入一种活法。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发表了“文明冲突论”，说是原有的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虽消失，不同的精神信仰圈之间的冲突又将勃兴。是亨廷顿“不幸而言中”？未必，他自己也不承认眼下的事态都能装进“文明冲突”的框架里。他举出的各种文明里都有人道因素，都能找到相互间的融汇点。但各种信仰里的极端一翼，就都派生麻烦。“9·11事件”后，一种处理人类冲突的手段甚嚣尘上，就是“我死你也死”，用中国古话说就是“与汝偕亡”。现在几乎每周都能从传媒上看到“自杀性袭击”的报导。“肉弹”袭击的对象往往又并非武装的敌人，而是平民，游客，包括妇孺。我对“恐怖主义”没有研究，不敢多说多道，但觉得没有什么“主义”的“干脆一块儿死”的戾气，似乎也已经弥散到了我们身边的日常存在中，翻翻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充斥着这类的市井悲剧：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纠纷，却非闹得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人类这是怎么了？ 依我拙见，人类处理利益冲突之道，“你死我活”、“我死你死”、“我活你也活”三种之中，还是最后一种可取。而要达到“你活我也活”的目的，各利益冲突方就应该接触、对话、谈判、互作妥协、互相宽容、各有退让，最后也就各得其所。 于是你也就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桌子了。对，就是谈判桌。这种桌子一般地方还不多见，但电视新闻里常露面。多半是一长条，利益冲突或虽无大冲突但各自仍需维护己方利益的谈判者，各坐桌子一边，桌上每位谈判者身前必有一份饮料，我仔细观察过，似乎没有什么谈判者真动用过那些饮料，但那些饮料绝对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具，是一种人类文明相处的象征，万万不可省略。有时谈判桌很大，呈“O”字形而中空，那中间便一定摆着盆栽鲜花或硕大的艺术花插，鲜花（偶尔也会是绿色观叶植物）更是一种“你我皆活”的象征。有的时候利益需要协调的不止是两方，那谈判桌的样式就会很特别，当年美国结束越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和谈，那谈判桌的摆法就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