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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萍之末今年冬天
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畅销作品。 在门外浩荡寒风中，队伍从博物馆的正门一直绕着博物馆的外墙，排到后门。这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老人和青年，外地人和上海人，他们都安静地站着，等待看一眼那些字画，等待看一眼从前那个宁静的，享乐的，绿树黑瓦，自然庄严的老中国。这样的情形，真是让人感动而悲伤。 今年冬天，西伯利亚寒流第二次来袭的那个大清早，起了大早，去博物馆看国宝展。刚听说博物馆为了庆祝自己成立五十周年，要集中展出72件从晋唐宋元的国宝级字画的时候，香港有朋友专程来看展览，台湾也有朋友专程来了，甚至有一个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的朋友也要到上海来看展览。因为他，我想起来在本埠新闻里看到过的博物馆前蜿蜒的人龙，都是等待去看国宝展的，为了看《清明上河图》，即使进了博物馆，还要排三个小时左右的队伍，观众都为《清明上河图》疯狂了。 上海博物馆是我喜欢的博物馆，它小而精致，像一粒细碎的钻石。进门的时候，看到购票处前蜿蜒的人龙，静静站在寒风里。 但在《清明上河图》的门口，远远的，看到无声的人群低低地伏身，看着灯光照耀的地方。想必，那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了。展厅里温暖而幽暗，人群渐渐向前移动，若有所思的。等着进场的人，轻声说着话，大多是在惊叹那些在寒风中等待的观众。我突然想起了葬礼。 当走向陈列着《清明上河图》的展柜，看到已经变成深棕色的绢丝上，13世纪的中国，是那个姓张的画家眼睛里心里的中国。起伏的土坡，像北方人的馒头，盘根错节的绿树，河流里温顺而清洁的白水，两头像中国飞檐那样活泼地翘起的木船，红色的桐油大伞，土道上一顶轿子，正被人抬着急急地向城里去，让人想起了潘金莲。热闹的街道上，有酒馆朱红色的幌子在飘荡，门前一堆人围着，在看热闹。河道里，将要经过木桥的大船出了事，桥上桥下，一众男人们，个个手忙脚乱。那黑色的曲线柔软的瓦顶，让我想起了日本小街巷里的老房子。我在那样的老房子里住过，深夜万籁俱静时，老房子里的木头便发出老人伸懒腰时，那些钙化的骨头发出的声音。“那房子像是日本的呐。”我说。我丈夫和王安忆齐声说：“要说他们的房子像我们宋朝的。”是的，他们学我们的，可，徒弟的手艺还在，师傅的已经灰飞烟灭了。在《清明上河图》里，在桥上站着的，路上走着的，赶着牛的，骑着马的，依在酒馆美人靠上望街景的，竟然都是男人。这才想起来，中国古代，妇女不可以随意抛头露面的。好不容易，在一个街角找到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仔细一看，还是个老太太。唯一一个有点姿色的，只能在二楼上弹琵琶，想必是个风尘女子，董小宛之类的。 这时，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展览看得慢，大家到了《清明上河图》前，都走不动了。那么多人物和风景，看不过来。那个中国，那么活泼，好看，享乐，清爽，安静，让人舍不得。看的人不是存心慢，是忘记了时间。站在那里，时时用手抹掉别人不小心在玻璃上留下来的鼻子印，心里只是想：“现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呀。” “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中国画家了。”我丈夫说。他是《艺术世界》的出品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必是他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宁静的，敬业的，有技巧的画家了吧。在翡冷翠看洗礼堂的铜门时，我也听到四周的人每每惊叹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意大利雕塑家了。也许，这是人类的问题，黄金时代过去了，白银时代过去了，青铜时代也过去了，我们现在是黑铁时代，丢失再所难免。要是这样想，对中国人丢失自己的传统的伤痛，就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心里难免悲伤。 从《清明上河图》那里离开，我还是有一种与辞世的亲人遗体告了别的感觉。 然后看到了宋朝皇帝画的鸟，看到司马光写的字：“是小时候砸了缸的那个司马光吗？”我问我丈夫，他说是。我当红小兵的时候曾经批判过他的故事，由老师带领着。看到王羲之他们家七代人书法的集成，看到南宋人画的隐士们，国家已亡，不能跟进的人，都逃到山里去，不再讲究，男人们满不在乎地暴露着他们的大肚子，看到陆游八十岁的时候在一封信里大骂他的侄子，他年轻时代写过“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好诗，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的软弱和深情，我一直以为他要像 梁山伯那样早死的，今天，晓得他活到那么老，还有力气声讨他的侄子。在一幅字前，我看到了一个写着“赵子昂”的古印，我说：“赵子昂就是那个写诗的吧？念天地之悠悠，独伧然而涕下。”我丈夫说：“哪里，那是陈子昂。” 中国历史上那些灿烂的名字，像鸽群一样在我的心里掠过。 “你看，每一幅字画的后面，都裱着长长的纸，上面写满了跋，题记，鉴赏题词，几代人的字迹。还有几代人的鉴赏章。”我说，“他们一定像《红楼梦》里那样，找个大雪天，备下小菜，烫了酒，喝酒，看字画，写跋，吟诗，这些后面的东西，一定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我丈夫说，“那就是从前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敬爱，和珍惜。他们能享受这些东西，也享受得起。” 我们现在，晓得饭后唱卡拉OK。 去过埃及的朋友回国来说，他认为现在的埃及人一定不是那个曾经创造出来过那么灿烂文明的埃及人，他们的种一定不同。有时，我也想，也许我们也不是那个创造出这么灿烂文明的中国人，我们的种也许也是不同的。 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等待进入展厅的队伍，从一楼一直排到五楼，然后又从五楼排到一楼的展厅门口。“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爱自己的文化了？不再破四旧了？”我心里嘀咕。我小时候目睹过民众聚集，焚烧四旧的记忆又出现在心里。烈火熊熊，我将妈妈的茶杯藏在浴缸里，用脸盆扣着，因为那杯子上面画了斯文的青山绿水。连一个七岁的孩子都知道那是四旧无疑。在门外浩荡寒风中，队伍从博物馆的正门一直绕着博物馆的外墙，排到后门。这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老人和青年，外地人和上海人，他们都安静地站着，等待看一眼那些字画，等待看一眼从前那个宁静的，享乐的，绿树黑瓦，自然庄严的老中国。这样的情形，真是让人感动而悲伤。
青萍之末兔子的追“机”生涯
李敬泽，男，１９６４年生于天津， １９８４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任编辑。１９９０年，《小说选刊》停刊，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至今。２０００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文集《颜色的名字》、《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与人合著）、《通往故乡的道路》、散文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等。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句话有层层叠叠的意思，其中一层是，如果你能准确地理解一只蝴蝶振翼或者一枚草叶摇曳，那么你就有可能洞悉未来之秘，顺应即将发生的某种巨大变化。 ——由至微看到至大，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所谓“洞烛机先”，“机”就是事物之变的轻微萌动，得了该“机”，就像选中了一只垃圾股，然后垃圾变成了黄金。 所以，现在有个人，上观天、下观地，神色凝重，口中念念有辞， 他在干嘛呢？我告诉你，他多半是正在追“机”。 追到了“机”当然是大喜事，如同中了头彩。翻翻报纸杂志，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有传奇的追“机”经验，由此改变了人生，他们通常还会鼓励你，“机”是到处都有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去追及是否追上。 对此我完全赞同，我认为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双翅膀的振动，不管它是蝴蝶还是苍蝇，我们必须警觉，必须时刻准备着，迎接变化的发生和发展。 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我们如此紧张，我们会不会失眠呢？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捕捉和等待未来的变化，那么这一时、这一刻我们究竟算是过了还是没过？当我们为无休止地追“机”而焦虑时，这究竟是智慧还是痴愚？ 我家楼下的李大爷十几年来以不变应万变，一直摆摊修车——自行车，他的逻辑是：反正这北京城里不能人人开汽车不是？另外还有比较不厚道的话是，人啊，跑那么快干什么？到了儿看你能跑到哪儿去？说罢冷笑。 该大爷属于那种不求上进的老同志，如果大家都像他一样，社会就不能发展，时代就不能进步。但是，他那种坚如磐石的不变也常常让人惶恐：我真的就比他更聪明？如果老爷子是任凭风吹雨打的磐石，那么我是什么呢？我是一只兔子，惊慌的兔子，时刻窥伺着风吹草动，我告诉自己我正在追“机”，但是在内心深处，在沉重的焦虑中，我是在时刻提防被“机”所追呀，在每一片草叶下，都可能隐藏着狐狸的眼睛和猎人的枪口。 现在，兔子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报刊杂志忙于展望和规划，明年会有什么变化？变到哪儿？怎么变？ 这是一个节日，追“机”的节日，变化在这时被赋予了先在的、不证自明的价值，变化属于未来、塑造着未来，而未来是无限美好的就像下一个女人必然无限美好一样，我们将在变化中天天向上，进步不止。 “变化”、“进步”、“未来”，这是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