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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劫生命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何力，《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ＳＡＲＳ正在成为一块试金石。有人沉稳，有人慌张。有人理性，有人疯狂。ＳＡＲＳ还被说成是一场战争。病毒正在扮演敌人，有点像当年的“四害”。其实，无论是“四害”还是ＳＡＲＳ，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只是它们自己。 那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比如只要是北京等疫区来的人一律隔离或变相隔离十四天；有的地方为求自保把路搞断；有一个居委会居然贴出告示强令暂住此地的外地人立刻搬走；最荒唐的是竟有地方搞有奖检举ＳＡＲＳ可疑人员。 从政府到民间，疫情面前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不仅是制度与能力水平的折射，还涉及到我们的品性。 从对疫情噤若寒蝉谎报瞒报到以邻为壑草木皆兵，表面上相去甚远，本质上却是一致。这种忽左忽右，没有折衷与分寸，仍然将公共决策视之为“搞运动”，凡事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率配置，离一个能应付危机的社会体制也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我们《经济观察报》报头上方印有“理性、建设性”五个字。所谓理性建设性在我看来核心的东西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这里面，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是“互相承认”，也可以引申为求同存异、强调共性、双赢。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承认”是向前看、多提建议和解决问题方案的基本前提。有人说，互相承认不就是宽容吗，不尽然。意大利政治和经济研究院院长史乔琶认为，历史上有三种情况可以将个体差异包容在公民社会的统一体中，一是种族隔离，差异在这里得到令人心酸的承认；第二种是同化，差异被消弭了；第三种就是互相承认。它接受和重视差异而不拒之于门外，这要比宽容意义大得多，因为宽容的双方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而互相承认则意味着对称的彼此尊重。 互相承认原则——“不和谐的和谐”——作为相异性的交汇和权力的平衡这样一种后天和谐思想，终于汇集了两个主要的文化成果：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托多洛夫在他对欧洲历史的回顾中清晰地描述了这一传统：“西欧曾经千方百计同化他人，消除外界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成功了。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我认为在今天，这一欧洲历史阶段已走到了尽头。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将看起来更好的取舍措辞结合起来：我们要平等但不等于相同；我们要差别但不要让它变成高低之分；我们向往找到社会意义但却别忘了个体的优点。” 《出埃及记》中写道：你别压迫异乡人也不要虐待他因为你们自己在埃及时就曾经是外人。看，互相承认历史久远，但是全球化给了它新的意义。互相承认在中国的现实性就是，中国的激进与保守、强调效率的自由派与主张公平的民主派始终存在着敌对性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互补。 在很大程度上，“理性、建设性”是一种改良主张。其实，对于ＳＡＲＳ也应以改良的态度而不是以革命的或战斗的态度视之。人与病毒说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战斗的观点、革命的态度并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 印象中，央视一位率先进入隔离病区采访的女记者，面对镜头，义正严词：“我不怕非典，我恨它”。非典只是一种病毒，有什么可恨的呢？该恨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搞不懂。 说到改良，它的名声可能一直不太好，其实，与革命比较，改良也不容易，甚至改良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需要耐心。比如改良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经验，要做许多琐碎麻烦的事。改良还需要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对话、谈判、妥协乃至退让。 从历史经验上看，我们有太多的时候表现为从一个学说到另一个学说，一种行动到另一种行动，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不仅导致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甚至在价值观上也是以暴力对暴力，主张与体制的更迭变成殊死的思想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人与病毒。怎能不拼个你死我活。 于是我称自己是个“中派”。中国不缺左派，也不乏右派，但缺“中派”。 类似的看法我们还可以从弗郎西斯·福山先生的《信任》一书中找到佐证：正如个人主义被公益精神中和后，才会成为自由民主制度实施的最佳地点，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与个人主义被社群倾向平衡有关。福山认为，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其实是不完全的现代化。这也是一种“中派”。 亚里士多德也把“出色”定义为过与不足之间的中庸，他强调：“正如智慧是善于推理，适度就是善于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勇敢在懦弱和冒失之间；慷慨在吝啬和浪费之 间；谦逊在无耻和羞涩之间；恰当得体比单纯的责任感和爱心更受推崇。 与我们所拥有的正常生活相比，疫情总是短暂。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对疫区人民的温暖和慰藉更显珍贵。对身体的隔离是必要的，但对精神的冷漠是可怕的。 凡事有度，包括对ＳＡＲＳ，因为就算是真理也不宜再往前一步。
洗劫生命洪晃车间中国精神诞生记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5月14日，周三，我们又一次集聚到洪晃家的大车间。起因是5月10日周末“当当”俞渝的生日晚宴，那日生日蜡烛只有粗粗直直的一根，网通田朔宁借烛光的浪漫提出关于以“中国精神”抗SARS的主张。田朔宁的忧国忧民情怀也罢了，很多人的责任感或者玩兴同时被激起，于是周三洪晃再次发出聚会通知。此次晚宴不再有法国香槟，相对比较务实。主食饺子端上来后，大家要对“中国精神”作定义。 此日潘石屹、张欣刚从香港飞回，从机场直扑大山子。对中国精神问题，老潘显然已思考多日。他在连续了几个“就是”之后，几乎不暇思索地说，“那个‘中国的精神’，就是自然的、平衡的、和谐的。”按他的解释，天人合一，中国人生生不息，吸天地之灵气，其精神就在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中。桌上大家沉吟一片，王伯明问，“都自然了，那怎么抗‘非典”呢？”以我的感觉，这种天人合一往往是在独善其身中完成的，很难构成凝聚力。而在历史长河中，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好像还是那种金戈铁马的争斗。汉高祖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楚霸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更有有名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归。”或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于是冒然曰：“恐怕还有不甘自然之力。”俞渝说，“大概是一种坚韧的东西。”但刘索拉不屑地说，其实这种阳光下的刚烈并不是中国精神中的主流，而是一种阴柔的力在主宰。 我想想这倒也有些道理，因为历史进程的改变往往都由宫闱里的阴谋诡计为前导，“计”、“谋”、“智”在所有历史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荆轲的《壮士歌》后是类似“图穷匕首见”的谋杀，刘邦也正是靠阴柔的计谋灭了项羽。以刘索拉的看法，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之后，也确实总有各种各样诸葛孔明式精通阴阳五行、奇门遁甲的谋士，他们就是在自然中寻找到一种和谐关系，所以这是一种“阴功”。 老潘潘石屹又进而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精神中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自省，也就是从禅宗中去参悟与省视，达到吐故纳新，荡涤自身。这种内省使中国人对世界与事物的认识往往变得内向，这其实还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关系。但大多讨论者，也许还是境界的原因，认为在这种超凡脱 俗之外，中国精神中总还有一种坚毅或者说坚韧在里面，比如那个“铁棒磨成针”和“愚公移山”的故事。但刘索拉还是坚持认为这也都可以归为“阴功”，她认为中国历史是母性的而不是父性的，而幽默倒可能真是中国精神的一种。她的理由是，在SARS所造成的恐惧面前，手机短信变成了抗SARS的武器，这些短信里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事情临到头上时所表现出的幽默。这些幽默往往与性有关，这构成了一种特殊压力或者说恐惧面前的宣泄。但我个人以为，这种幽默其实在历史遗产中似乎并不多见。早期绘画、工艺造型中能从夸张的变形中感觉幽默感，可能其幽默也与原始的性有关，但后来的士大夫文化好像是使人与人在三纲五常之间变得越来越拘谨，生气也越来越无。现在的幽默似乎是现代启蒙后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民族必需的境界，也可以说是我们精神中正在努力追求的东西。洪晃在当时大家七嘴八舌的争论下已经显得有点疲惫，她睡眼惺忪地说，其实中国精神中还有很重要的是仗义，为哥们儿两肋插刀，在关键时刻见精神。 这些七嘴八舌诞生之后，怎么归纳成为精神？只能依靠张欣来组织。期间大家多次试图把归纳工作延迟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