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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起伏沉降一切故事都发生在这座城市。可我挺迷恋广州，第一次见到一个城市可以把高架桥无序地重叠上四五层，随意在楼群中穿梭，第一次看见陈果电影中的那种街巷，第一次听见满街如外语一般的方言，第一次看见木棉花开，第一次看见楼与楼挨得那么近，都让我惊异与兴奋。两年下来，我熟悉了那里的很多条街道，熟悉了那里的炎热、那里的方言、那里的气味。这之后我常常穿梭在广州与北京之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在空中飞了六次，之后我回到了北京，之后，2002年12月15日，我又去了广州，那一天，是我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 。 就在那天，离广州不远的另一个城市发生了一件谁都不会注意到的事情，一位高烧不退的病人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当二月份广州开始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与远在加拿大的一位学医的朋友聊天，她还说，非典型肺炎有什么好怕的呢？现在的肺炎几乎都是非典型的，并不罕见。没多久，关姓母子就将这种疾病带回了加拿大，如今多伦多成了除中国及东亚之外最严重的疫区。 如今人们对这种严重的呼吸道衰竭综合症有了基本的判断，这种疾病的直接表象尽管是肺炎，但与以往的非典型肺炎并不一样，它是一场瘟疫。非典能迅速扩散，除了疾病凶猛外，的确有在外人看来很典型在我们自己看来不怎么典型的原因。我不是科学家，不能妄断疾病是怎么传播的，但很多人说，与随地吐痰有莫大的干系。此时此刻再谴责北京人有落井下石的味道，但好多北京人的确不敢恭维，当然现在没有了，公众场合，别说吐痰，咳嗽一声，不被群众专政就不错了。 我不是科学家，也不能妄断疾病的由来，但有人说与动物有关，那也就人云亦云吧，在广州两年，我对那个城市有那么多的饕餮之徒感到莫名惊诧。要是大家都只是抽象听说过 “什么都吃”，那我就讲两个具体的例子吧。 在广州我认识一个美女，有多美？反正好美，我印象里，北京的大多数美女是以少食来保持铅笔一样的身材的，广州靓女可不是，我与她的会面基本安排在各类吃饭场所。话说一天，靓女与我在某酒楼见面，点菜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这家酒楼的菜式索然无味，于是建议：我们去番禺吧。从广州去番禺跟去海淀差不多，有什么所谓？问题是吃什么？她说，老鼠吧。说这话的时候她双眼放光，嘴里唏嘘有声，口水下咽，令我几近昏厥。我忘了是怎么推掉她的，只记得我赔了很多饭钱也没跟靓女接过吻，我是真不敢，我怕她嘴里钻出老鼠来。后来我对一位广东人说起此事，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田鼠，田鼠不是鼠吗？更何况我看过香港无线台的《全线大搜查》，的确有人拿下水道里的老鼠冒充田鼠。广东人把蟑螂叫嘎杂（不是这两个字，但那两个广东字实在太怪，怪到了字库里没有），气候的炎热使岭南的嘎杂也生机勃勃，比很多省的出产都要大都要猛。话说一天，下班后我邀请一位同事吃饭，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嘎杂，我以为听错了，再问他一次，还是嘎杂，我几近昏厥，我也忘了是怎么推掉他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是一点儿食欲都没有，我怕我吃什么都会从碗里钻出嘎杂来。后来我对一位广东人说起此事，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水蟑螂，不是家里的蟑螂，水蟑螂不是蟑螂吗？ 我无意借一种饮食习惯来贬低一个城市的人民，事实上，要比人，广州人比北京人有太多的优点，还不是一两处。我只想说的是，从生物学与进化的角度讲，有的东西的确是人所不适宜的。说到应该吃什么东西，很多宗教都有规定，听起来像强迫，可科学家说，按照人本身的条件，的确大多东西不宜入口。人不要相信自己是自然之骄子，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东西都能吃，人不能胜天，人只能顺从天意、顺从自然，还要对自然怀有一份敬畏。人也要守世代相因循的规矩，比如说，人不太适合养狼当宠物，尽管你认为它很酷，但就是不行；比如说，猫和狗几千年了和人在一起没出过什么乱子，你要认定它能毁灭人类就是杞人忧天，北京人惶惶中开始打猫打狗了，北京人不乱吃东西，可也不见得什么都明白。 当然情势所迫，举止非常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赞成那些危城之外的镇定议论。你要说人应该不怕死，你搬到三月份的巴格达、四月份的北京试试，你要说学生应该识大体，不应该逃回家去，敢情你自己的孩子不在北京。危城之中，除了生命的严峻，什么都无益，包括此文，但对危城之外的人发发议论相信还会有所警示：别像好多广州人那样吃东西，别像好多北京人那样随地吐痰，总是对的，病毒面前，没有城市可以固若金汤，没好的习惯，病毒来临之日，悔之就晚矣。
洗劫生命“非典”化生存
关凯，1969年生于吉林，北京大学外语专业本科，社会学硕士，长期供职于国家机关。 城市失去了惯常的拥堵，因为大多数人都把出行从日程里最大限度地删除了；商业、餐饮与娱乐业萧索如秋，从宾客如织到门可罗雀只是一夜的沧桑；中药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的功能性饮料，其处方史无前例地占据着主流媒体标题新闻的位置。 “非典”是一个奇特而严重的事件，因为在理论上说，它对生活在疫区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没有人能够凭借除自身免疫力外的任何资源注定幸免。虽然对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迄今为止，真正成为被感染者在客观上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这不能抵消公众在心理层面的恐惧，随着被感染人群的扩大，病例正沿着亲戚、朋友、同事、社区以及公众人物的轨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距自己很近的地方。 “非典”以一种恐怖的面目颠覆了北京人的生活，无人能置身事外。 政府在意识到“非典”疫情扩散的灾难性后果之后迅速改变了传统的反应方式，以高级官员罢官为标志，放弃宏大话语而进入有效的细节操作，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非典”的社会动员因而从各个社会渠道全面而彻底地发生，控制疫情被文学地定义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显示出其压倒一切的战略高度。同时，在民间领域，人人自危的心态促使公众普遍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以图自救，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彻底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卫生消毒运动”。这场“运动”不同于我们早已熟悉的“爱国卫生运动”之处在于：每个人都集任务下达者、组织者、资金投入者和行动者于一身。在社会日趋分化的今天，这种因灾难而自觉形成的社会一致性行动是难得一见的。 因为有了“非典”，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向家庭回归的倾向。习惯于夜生活的绅士和职场女性们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自己和家人，从前厚厚的酒水账单被简约为一两张电信收据，三里屯开始再现酒吧业兴起之前的宁静；厨艺重新被认为是日常生活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因为靠寻觅一家好馆子一箭双雕地解决自己又馋又懒的问题显然不够安全；孩子获得了更多的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他们被约束着不能在外边疯玩的一种寂寞的补偿；甚至隐秘的婚外情都遇到了难题：在“非典”时期，可以不回家的借口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当抱怨配偶不回家的人在数量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地大幅度减少的时候，社会中家庭的稳定性就得以有效提升了。 与回归家庭相对应的变化是人际关系的疏远。随着个人活动半径的缩小和约会行为的递减，通过数字或模拟信号的交流替代了传统的人员集会，欢聚的场面越来越稀少，感情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电信设施。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对维护既有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却绝对是认识新朋友、扩大交际圈子的巨大障碍。同时，“非典”为人际交往涂抹了一种猜疑的色彩，模糊了人类和毒药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控制疫情的社会动员中，组织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出来，组织开始介入私人领域，从单位到居委会，组织对个人的关心主要集中在体温方面。社会成员在体温问题上的任何异常都有义务主动暴露在组织的视野里，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实际上，体温已经成为人类识别“非典”的第一道门槛，正常的体温是希望过群居生活的人必须拥有的身份证。 “非典”因其强烈的传染性必定引起人际歧视。对于被确诊的“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来说，具有一定强制色彩的隔离并不是歧视，而只是一种医学上的技术性措施。但对于身体健康的广大疫区人民来说，他们受到另眼看待却仅仅因为自己生活的城市不幸沦为疫区。具有悠久的歧视外地人传统的北京人现在正受到外地人的普遍歧视，这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历史性的玩笑。 总而言之，对“非典”疫情可以有一种“福祸相倚”的哲学理解，它在为害甚烈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具有提升社会整合程度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客观观察，并不意味着笔者有幸灾乐祸的不良价值倾向）。面对灾难，人际摩擦减少（部分因为交流频率降低），政府公信度提升，个人对家庭和社区的依赖增加，社会增添了温情脉脉、休戚与同的色彩。而对“非典”的最终控制（根据人类以往的经验，这只会是一个时间问题），则会被视为社会团结、万众一心、共度难关的又一个经典范例，这将成为未来无数恢弘巨著的引文和注解。 尽管现在北京控制“非典”疫情的进展还看不到尽头，但公众的焦虑高峰期却已渐渐接近尾声。社会情绪的发展和传染病传播一样有规律可循，从紧张、缓解到压力释放，是一条抛物线式的分布图。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瘟疫消灭过一个人种，何况今天我们面对“非典”时已经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