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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追求摇滚的表层未遂，我决定深入它疯狂的灵魂，我买杂志，看乐评，刻苦研究摇滚乐的起源发展和变异，我终于知道摇滚乐是一种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音乐。比如，“披头士”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性手枪”用性和暴力对抗传统的社会道德；“朋克”见证了冷战时代的历史进程；RAP就像一把小刀剃着资本主义的腐肉；JIM HENDRIX、JIM MORRISEN都是摇滚的殉道者，他们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灵魂。你可能要说，他们都是抽白面死的，我会立刻反击你：抽白面只是一种表象，他其实是表达了对整个社会的失望和控诉，他用死来唤醒我们的无知和懦弱。
我组了一支乐队，叫绝缘，我对我的成员说，我们要做有史以来最深刻的一支乐队，每个人都应该在我们的音乐中涮涮自己肮脏的灵魂。只是工科学生一概比较鲁钝，他们都睁着无知的大眼看着我，吉他手说：带头大哥，这段SOLO怎么才能弹得比较肯定。鼓手说：机械文明下绽放的微光是不是指要加个鼓花。主唱说：这首歌里的六个FUCK怎样才能唱出史诗式的递进呢？排练了五、六次，我的乐队就解散了，他们背着我偷偷摸摸又组了一个乐队，后来在学校大受欢迎，女FANS无数，真叫我吐血。对此我只想说一句：同志们呐，千万不要相信乐评人！
生活教育了我，现在我对摇滚的态度就是：兄弟，要不要出去爽一爽。我去看现在SHOW，如果乐手不摆POSE，不玩空中飞人、不反弹吉他、不用牙弹吉他、不带着观众鬼哭狼嚎、不脱衣服、不折跟斗，我就会喝倒彩。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摇滚乐有更高的要求，除了毒品、性、暴力的三大要素，还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音乐、服饰、发型、动作的摇滚文化，比如每次演唱会完吉他手都要砸吉他、烧吉他，这已经成了一个仪式。但这在我们国家显然行不通，我们的生活水平低，天天住地下室、方便面还不管够，看人家砸已经够心痛了：我KAO，又是一把原产芬达。因此我们需要发展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低成本、非暴力疯狂方式。
有一次我去看现场，有个乐队全体乐手一起在现场脱光了换衣服，引来台下少女的一片如雷的欢呼，我旁边一个特立独行的姑娘说：我KAO，这么小也敢脱。我说：初级阶段嘛，总得有个过程。裸奔是一种很适合表达疯狂的方式，而且没有成本和技术含量，可以被所有摇滚乐队推广使用，尤其是女子乐队，当然短小者，冬季慎用。
有一支比较有名的视觉系乐队，全部画浓妆、穿旗袍，每次开唱之前必大叫一声：姑娘们，接客了！我也很喜欢。
疯狂是一种年轻人的消费，而摇滚就是它的载体，现在我已经越来越难找到那种激动、投入的状态了，如果一个主唱从台上像跳水一样扎下来，我肯定是第一个撒手离开的人，然后幸灾乐祸地看他摔在地上，然后骂一声：傻B。
记得一次春节晚会，冯巩弹吉他唱歌的时候，突然背带松了掉下来，因为当着几亿观众不能停，他只好拿胳肢窝艰难地夹着，还要做轻松幽默状。我们疯情万种的岁月也是如此，停也停不下来，耍酷还总露馅儿。
徐磊
因为欲望，所以疯狂在酒吧里寂寞地疯狂
石康，生于1968年，编剧、作家，著有小说《晃晃悠悠》、《在一起》等，随笔集《鸡一嘴，鸭一嘴》，剧本《大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出现了一些灯光很暗的公共场所，在夜晚，这些场所点着蜡烛，进去以后，每个人看起来会比在光天化日之下好看一些。这些公共场所里出售的饮料要比一般饭馆里贵上几倍，但人们很快就接受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价格，因为他们在购买饮料的同时，也购买了一种叫做情调的东西，这就是北京酒吧的前身——一些似是而非的模模糊糊的公共场所，里面卖一些袋装食品、话梅、花生米、速溶咖啡、含酒精的饮料等等。那是北京人在经历了漫长的物质匮乏之后，第一次享受某种带有审美性质的公共环境，人们进入这种环境，谈情说爱或是交换某些与环境相配的思想。
二十年之后，酒吧已成为北京街头司空见惯的公共场所，起初是千篇一律的酒吧，每个酒吧与别的酒吧没什么区别，接着，乐队出现了，再接着，鲜咖啡出现了，各种进口啤酒与红酒出现了。在三里屯，酒吧连成一条街，为了与别的酒吧区别开来，每个酒吧都在不断改进，去寻找自己的风格，酒吧之间的竞争就这样展开，酒吧老板一换再换，北方老板把酒吧开得朋友成堆，南方老板的酒吧里上演艳舞，门口还有伙计向行人打招呼，试图拉之入内，每到夜晚，灯红酒绿，着夜装的各色人等穿行在酒吧内外，一片颓废无聊的繁荣景象。
北京人根据自己的爱好，也在悄悄地改变着这些酒吧。摇头党把某些酒吧变成了摇头厅，人们在里面听着ＨＩ曲儿，吃着提供兴奋与快乐的毒药，尽情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幻觉，直到警察冲进来才能打断他们；另一些酒吧则被牌迷占据，人们聚在一起，除了打牌，什么也不干；更有的酒吧变成了小迪厅，让喝酒喝高兴了的人摇头晃臀，夸张地表现他们的快乐。
我从1995年左右，开始伙同一些狐朋狗友，混迹于各个酒吧，这之前，是混小饭馆。小饭馆混不下去的原因是，大家都越吃越胖，胖得自己都不爱看自己，真是巴不得自己是别人，于是，转战到酒吧。虽然钱花得快一些，混完之后更不清醒一些，但仍爱混，至少比去剧场或者电影院强吧，因为酒吧里怎么着也能抽烟喝酒和说话，还不必不停地吃，这是酒吧的强项。我尊重酒吧的强项。
北京酒吧最集中的地区是三里屯一条街，记得起的名字是白房子，老板叫亨利，是个上海人，很会做生意。后来他又开了88号，里面放最前卫的电子音乐，门口雇了个黑人看门收票，有时收到老客人身上，把老客人轰走了不少，不过现在88号完蛋了，但白房子还在。当初我和一些朋友就总去那里，约着谈事儿一般约去白房子，或是闲着没事儿，大家白天四下转悠，彼此询问在哪里碰头儿，答案大多也是白房子。先去的人等着后去的人，在那里叫杯饮料，然后便有卖盗版光盘的上来问你买不买，你一买，就得挑，一挑就能挑上半个小时，然后等的人渐渐便能聚齐了，聚齐了以后，你要是问大家还要去哪儿，答案一般是哪儿都可以。这一群人性格都太随和，也就是没有一个有主意的人，于是就继续停在白房子，在那里聊文学、音乐、电影和说笑话，如果能叫来几个好看的姑娘，特别是对艺术感兴趣的那一种姑娘，那么聚会便会更加有趣。事实上，5年前的漂亮姑娘对艺术还真感兴趣，她们像男人一样阅读，会幻想，而那幻想一般限制在情感领域，她们善意、好奇而希望了解别人，但现在的漂亮姑娘只对图像感兴趣，特别是她们自己的图像，她们更喜欢迷醉于一种可变化万千的物质图景之中。
我还逛过上海的酒吧，广州的酒吧，以及很多别的城市的酒吧，在酒吧里，听各种人说话，发现只有北京的酒吧里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场景，那就是一群人兴高采烈地谈话，这种谈话十分有趣，即使就是坐在一旁听着也不想离开，而别的酒吧几乎都是一盘散沙。
一般来讲，北京的酒吧以人或事为中心，酒吧的装修也许会叫南方人感到粗糙与简单，但人们会告诉你，这个酒吧聚集着一帮七十年代的人；那个酒吧每到周末，崔健和一帮朋友去演奏爵士乐自娱自乐；另一个酒吧的帮主是王朔，搞文学与电影的人去，经常会被免单；还有一个酒吧里聚着一些搞电影的，有免费自助，还能听到青年导演们在那里谈论电影。这话猛听起来叫你觉得像是来到了二十年代的巴黎，谁让北京名人多呢。当然，这些名人多是文化名人，没办法，在北京要想混得有点意思，多半得有点文化。事实上，简单地说，在北京，任何一个小酒吧都聚集着一小圈子人，大家彼此认识，如果来了一个新人，很快就会被介绍给其他人，也就是与所有人认识，这就是所谓的北京的小圈子主义。这种小圈子主义在我眼里真是说不出的热情，想一想在外地，你得一个一个认识所有人，那有多累啊。有时我真想叫外地“一盘散沙主义”，在那里，酒吧与饭馆的区别不过是由吃改喝罢了。
北京的酒吧里有不少驻唱歌手，他们多半拿着把吉它，唱些自己喜欢的歌。你会发现，这些歌手的歌龄有的竟超过10年，而像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之类的东西未发生任何变化。想想看，10年里，他们可干任何事，但他们仍在那里唱歌，这说明他们是真心喜欢唱，他们就喜欢那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真诚，若是想具有这种真诚，非要一点性格不可，他们就有那么一点性格。
要在北京的酒吧里寻找疯狂是很难的，北京人没那么激烈，即使有人喝多了，多半也会有朋友拉住他。就我这些年所见，酒吧的暴力倾向是很少的，倒是酒吧音乐里的暴力倾向越来越多，不过人们多半会在那种音乐里跳跳舞，活动一下坐累的腰身。
人们为什么去酒吧呢？尤其是夜里，每一家酒吧都坐得满满的，叫人感到不可思议。我有时东张西望，得出结论，酒吧的座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