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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群的外观摄影，表达中国疯狂的城市化建设初期庸俗的包豪斯风格泛滥。在用摄影表达这种中国城市与日俱增的高度和密度扩张以及商业渗透景观的同时，徐坦也用视频深入都市虚无的青年一代的室内生活，他拍摄了女作家绵绵对于城市越来越没有情感的痛苦，一个被上海音乐学院退学的英俊的唱蓝调的同性恋男孩，以及一个美国的同性恋研究生。 九十年代艺术对于商业主义和消费文化进入中国的反应态度事实上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九十年代前期的主要倾向，是从文化批判性的角度进行象征性的反讽；九十年代中期则是开始进行一种非批评性的感伤基调纪录日渐成型并且疯狂的消费社会的亚洲特点的表象；九十年代后期则主要是反映新一代人在这种过激社会转型期间的青春虚无和受伤经验。 居住在深圳的艺术家杨勇在九十年代后期一直将摄影镜头对准各种虚无的新城市女孩，她们已经看上去跟前几代中国青年女性的气质完全不同，这是由于她们接受了九十年代消费社会的青春残酷训练。她们穿着跟香港、东京的女孩没什么太大不同，带一点颓废气息，眼神和身材的性感很全球化，也许她们还带有一些从中国小城镇或者农村来的纯朴气息，但她们也许要比香港中环商业区的白领女孩还要开放。杨勇拍了一批女孩的室内的性欲化——女孩斜躺的照片后，开始表现一种模拟化的都市个人孤独的瞬间。但那些孤独者都是漂亮、性感和质朴的深圳女孩，她们或者站在一个桥洞下，午夜的灯光忽明忽暗，投下后面高楼的阴影，或者在黄昏的阳台栏杆边，用一把玩具手枪瞄准远方的一座高楼。 另一个广州附近的新兴商业城市阳江的艺术家郑国谷，则试图通过虚构的表演化的摄影追踪新一代亚洲消费文化下成长的一代风格。他在1997年前后拍了一些染黄头发，纹身，以及拿着大刀像香港古惑仔电影那样的不良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游戏。郑国谷的摄影具有中国小城镇转型期间的一种残酷的感伤性，这些原先半自给自足还处于清末民初的小城形态的地方，在九十年代一下子与商业体系、有线电视体系、亚洲流行文化体系接上了轨，商业主义、没有现代性精神的以日本和香港为代表的亚洲资本主义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事实上是这些地方唯一的现代启蒙文化，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来自电视、盗版光盘录像带和小城镇的情色文化。那是一个只有消费亚文化，没有文化主体性的地方。郑国谷还制作了大量消费物品的集锦照片，这些物品包括各种福建产的好莱坞来样加工玩具，各种牌子的可口可乐塑料瓶等，他甚至用喷火器去烧光一堆商品，他将这个行为命名为《消费就是解恨》。 青年雕塑家李占洋在1998年前后，用一种漫画彩色雕塑的形式，翻制中国社会在经济转型成型之后欲望无禁区的私生活场景。比如老板和三陪小姐打麻将、吃火锅，婚外情在市内的阴柔气息，发廊和按摩房的现场，以及迪斯科舞厅的疯狂的摇头青年。在九十年代后期，消费文化事实上在消除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北方的年轻人同样受港台和韩日商业流行文化的影响，从上海越过长江往北走，会发现越往北的城市青年比南方青年要更时髦、更开放，更具有消费行为的彻底性和单纯性。 青年女画家杨帆画了一批漂亮女孩系列，这些女孩是来自各地中国中小城市以及乡村的广州外来女孩。她们打扮得像亚洲资本主义肥皂剧中的时髦女孩，用颓废的姿态抽烟，年轻的脸上充满着单纯的沧桑感。她们已经看不出来自中国的哪里，在清一色的全球化的化妆品工业和亚洲服装工业提供的服饰和化妆品的装点下，完全地去掉地方性了。她们来到南方之前，也许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但她们通过有线电视播放的港台、韩日肥皂剧和流行女性杂志，建构了关于南方消费乌托邦的幻想和在这种城市物质环境中的浪漫情感故事的假定方式，于是，她们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南方城市。这事实上是许多封闭的中国年轻人通过消费意识形态获得自我救赎走过的一条脱离地方性的必然之路。 这种模式演变到九十年代末期，表现在尹朝阳和何森的青春残酷绘画中，则是一群日渐小布尔乔亚的女孩、男孩在无聊而虚无地抽烟。她们的形象开始具有富有社会阶段的气质特征：她们有细腻的情调，不缺钱花，有慵懒的时间，也有教养，但她们坐在室内的沙发上，觉得不快乐，感受不到激情和幻想。只有一种莫名的青春感伤。这是这十年物质文化变为一种内心经验产生的一种时代的精神结局。我们获得了消费，但我们不再知道消费的本质，只有消费以及消费物品才让人觉得是一种真实的或者令人踏实的存在。总之，我们需要实在的事物，我们害怕因为不消费变得更加虚无。 朱其
投入地爱一次大事化小
陈大阳，《现代商报》房地产版主编。 地产界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地产无小事”，稍有个风吹草动就涉及大笔大笔的银子，开发商动辄揪心扯肺；还有一个是“地产无大事”，任你风吹草动揪心扯肺也还是银子的事。别人一看，地产这么多年来折腾来折腾去也就是些银子的事。一乱一治，关键词有二，一曰贷款；一曰高档项目。所以每回折腾，必限贷款，必限高档项目。高档项目者何物？地产兴起之前曰楼堂馆所，是官家拿银行的银子盖的；地产兴起之后曰高级别墅、高尔夫球场等，是商家拿银行的银子盖的。但整个放在社会里，就算不上大事，因为与老百姓住房只有间接关系，与老百姓吃饭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花银子能办的事都是小事，连花银子都办不了的事才是大事。 当咱们的银行们正在“从国有到商业”的路上时，难免就被那些境外的老钱庄有点看不起，因为明摆着的账不会算：银行是经营银子的，怎么就看不出利长利短利大利小？还老想有点格林斯潘的气魄和追求。央行的“121号文”一出，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名义限贷，地产市场哗然，真正的风吹草动揪心扯肺。也许是社会进步了市场成熟了，开发商的胆子大了许多，敢于面陈冤情；已经习惯了顺水推舟就坡下驴的事不关已的人们，就说“是该防范金融风险，是该提高贷款门槛”，因为没有错出了的红头文件。 “商冤沸腾”了一阵子，一般的市场观察家也瞅出了些蹊跷，于是又清客似地操起了心：这执行不下去的文件如何善后？总不能再放一个文件收回上一个文件吧，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 这时候就深思熟虑地来了“18号文”，是《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真正地黄钟大吕，金声玉震。刚刚喊冤的开发商跟约齐了似的一致叫好。“18号文”说的是大方向、大策略、不露痕迹地将小折腾给抹了。正所谓“大事化小”，不是变化的“化”，而是消解的“化”。不过这在社会上看来，仍未见其波澜。 余入行也晚，1992年底开始采访房地产，那时听资深者说，当年6月开了一个珠海会议，非常重要，就赶紧找来文件以苦为乐地学习，学习文件抓好纲。那个时候说：土地有偿使用和住房商品化是房地产市场的两大政策支柱。除了找到了产业政策支柱外，那个时候就说：房地产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理由是中国老百姓缺房子，房地产能带动N多个相关产业。当时是为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在做理论基础，结果第二年就因为发展得过猛而遭致宏观调控。接下来，地产市场的产业自觉性就只有通过“周期论”、“先导性”来曲折表达了，其间还发生过地产与汽车争当支柱产业而被限贷各打五十大板的插曲。后来，地产又荣幸地当了一回“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只有在1998年政府决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地产才真正地市场化了起来。直到现在，“18号文”说，房地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产十几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政府以前是“安排人民生活”，现在除了社会保障体系，其他的资源基本上都由市场给安排了，地产在安排住房资源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1998年“全民购房”之后，房子成了财产，给富起来的人群以积累财富、改变生活方式的渠道。买房子的和卖房子的都已经市场化了，这种愿打愿挨的事现在也还有人操心他们谁赔谁赚，以至于惜贷以防范谁赔谁赚之间的风险，现在管理部门至少在思想上都知道市场能办的事就不宜枉驾亲理了，但习惯使然老是自觉不自觉地“安排你的生活”。这当然是市场中的一种非市场因素。 我们的市场还没有成熟到能花银子办所有的事，所以也就还是需要“大人明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个“无”是说尽量别有妨碍市场安排资源的小折腾。 陈大阳
因为欲望，所以疯狂饿疯了
历史往往可以通过两种角度去记录，一种是气势恢弘的、划时代的那种“改变了世界某某天”的标志性事件，像上个世纪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尼克松访华、前苏联解体，像本世纪初的9·11事件等等；另一种却是沉积在一些看似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但是浓缩并且折射了这个时代最丰富的符号和表情，像用“史笔”记录“草蛇灰线”的《红楼梦》，像“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万历十五年》，像《白鹿原》和《长恨歌》等等。 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日子也放进一个历史的视角里面，如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成了今天奏响的主旋律，那么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无疑是这个主旋律中的最强音。中国的形象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