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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地爱一次目的只是一秒钟的高潮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去美国，在纽约LITTLE RED SCHOOL HOUSE上中学和高中；1984年VASSAR COLLEGE学士毕业，曾就职于甘维珍、德国金属公司及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8至今为《TIMEOUT乐》及《SEVENTEEN青春一族》的出版人。著有《我的非正常生活》。 咱国家，每年 GDP 都能增长五、六、七个点，要不是有好多好多人“深深地投入”了好几回，怎么会有这种盛世景象。只不过我们的投入都是非常有目的的，是追求回报的。在咱这儿，投入的人不少，哪怕是投入爱情、艺术和友谊，都能算出个内部、外部和中部的回报率，算不出来就坚决不投。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其老公是加州一汉学家，这两口子深深地在中国文人身上投入了好几回，把他们一个个弄去加州，好吃好喝，认真投入友情，有时候还搭上点爱情和色情，但是回报都不太好。就比如吧，他们把一个无名演员推荐给一个大导演，演员最后睡了导演，和他们吵翻了。还比如，他们也把我介绍给导演干个小活，结果他们跟睡导演的演员吵翻了的时候，我采取中立的立场，没站在他们一边谴责这个该死的小婊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总而言之，我们的投入都是有目的的，我们投入友情是为了关系，投入爱情是为了占有，投入艺术是为了成名成家，我们对回报的期望值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而一旦没有得到，我们可以坚定地放弃。在咱这，啥都有个 bottom line； 如果经商，这词应该翻译为“底线”，是个数字概念；但对于那种对友谊、爱情和艺术追求回报的人来讲更确切的翻译可能是“屁股线”，当其期待的回报没有的时候，他的屁股就再也不会坐在你这边了。 我这辈子只上过三堂哲学课，然后就知难而退了。我当时对知识的投入很明确，就是为了文凭和奖学金，哲学这玩意太深奥，我搞不明白，怕分数太低，丢了奖学金，拿不着文凭。但这三堂课教的东西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第一堂课说的是“目的”，第二堂课说的是“过程”，第三堂课老师让每个人给自己定位是追求目的，还是追求过程。我向来力争作一个追求目的的人，但骨子里是个追求过程的人，因为我致命的缺点就是贪玩。只要好玩我就想做，管你什么内部回报和屁股线，不想那么多。所以我在一个 GDP 增长五、六、七个点的经济奇迹中造就了个人财富增长率进入负数的奇迹。 我这种傻瓜不多，但还是有的，现在和我一起在大山子 798 工厂瞎折腾的人就是这类人。明明知道还有不到 12 个月，地主就要把所有人都撵出去，现在的装修在短期内就会被推土机全部压平，还是有人在往这里搬，还有人在装修，还有人在创作。这种投入除了享受一下过程大概没有什么别的回报了。 我倒是挺想号召大家没有目的地，深深地投入一回。要知道，生活的乐趣都在过程里面，而目的只是在长长的过程之后一秒钟的高潮。 洪晃
投入地爱一次疯狂消费是我们觉得真实或者踏实的存在
朱其，1966年生于上海。独立策展人、艺术批评家。1992年开始从事艺术批评。在《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书城》等重要的媒体上发表了大量艺术批评文章。从1996年起，先后独立策划过一系列有影响的重要的前卫艺术展，包括《以艺术的名义——中国当代艺术交流展》、《青春残酷绘画》等。1998年—2000年，担任《雕塑》杂志执行主编。2000年，参与创办中文艺术网站“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CL2000），任艺术总监至今。 亚洲大众社会对城市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就是高楼林立和购物天堂。比如在东京，一个城市到如此精致和系统的地步，世界仿佛已经走到了尽头。什么哲学、历史和知识分子的艺术，似乎都是多余的。大多数人好像真的不需要这些，除了虚无感，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剩下就是泡吧、婚外恋、情人旅馆、成人漫画、涩谷的酷街、村上春树的小说以及金融、科技。东京的年轻人坐在街头，或者看着天空发呆，或者在一起说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彼此心领神会、眉目传情或者笑个不停。东京的现代美术馆和画廊也观者寥寥，市民社会更爱看古埃及文物展和中国的明清家具展。这是我去年在东京看到的景象。 国际化的大都市如此彻底埋葬了形而上学，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家也不再那么愤怒，大家在教授体系和基金会体系下，也过着一种安逸的有点凝重的边缘生活，但却能够经常在世界各地坐波音飞机飞来飞去参加国际艺术展或者国际会议。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在九十年代后期差不多也开始这样演变。一些艺术家也开始表现消费社会特征进入中国城市的后社会主义语境。广州的大尾象艺术小组比较早的对广州社会带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特色的商业主义环境做出了反应。像梁距辉的《游戏一小时》（1996）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艺术家坐在一个施工电梯里疯狂打了一个小时的电子游戏，同时电梯在不停地上下移动，这个作品试图将一种虚无的消费性体验以及心理承受极限作一个具体实验。艺术家林一林在1992年前后一直做将人民币和砖墙结合在一起的装置，使人民币开始被体验到一种实在性，一种真正意义的唯物性。林一林有时候也把自己的身体镶嵌进人民币砖墙里，使个人融入这种淹没个人周身的物质感。 陈绍雄在1994年前后作了一些反映电视消费节目对于大众消费心里意识的影响，比如装置《改变电视频道，改变新娘的决定》（1994），让一个真实的女性婚礼服贯穿通过电视机屏幕框架，使屏幕内外一体化。自1997年开始，他将所有广州九十年代出现的街头景观做成立体照片景观集锦，像麦当劳、时髦女孩、广告牌等。艺术家徐坦在1996年前后一直在痴迷于拍摄广州白云机场飞机起飞到半空时的广州景观：飞机下是一片低矮的穷街陋巷，半空一架机头朝上的巨型波音飞机，因为摄影视角的关系，在照片上飞机贴着房屋只有几米间距，仿佛要掉下来似的。事实上，在九十年代中前期，一架架国际飞机就是这样疯狂地将一批批跨国经济人运进中国。徐坦后来又拍摄上海、北京在1996年前后完成的玻璃幕墙楼群的外观摄影，表达中国疯狂的城市化建设初期庸俗的包豪斯风格泛滥。在用摄影表达这种中国城市与日俱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