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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斯十分清楚他这番宣言的后果。但他还是问道：如今我们是否有义务超越启蒙主义的基本信条？探索、试验和技术应用的自由是否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当它可能意味着我们已知的生命——甚至存在本身——灭绝的时候？
芮斯用他最了解的学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现实检验。他指出了2000年长岛布鲁克黑文（Brookhaven）实验室开创的一项计划。那里的物理学家们使用一台粒子加速器，试图创造“夸克…胶子等离子体”（quark…gluonplasma），一种高密度亚原子物质的热汤，据信，它们复制了137亿年前创诞宇宙的“大爆炸”时期存在的状况。某些科学家担忧，可以设想的是，布鲁克黑文所研究的这类能量的高度集中化将导致三种世界末日式的后果。它可能形成一个黑洞——一种具有极其巨大的重力吸引力的物体，甚至光线也无法逃逸。一个黑洞能够“吸吮周围的一切”＇2＇。也有可能夸克粒子形成一种高浓缩的物体，称作“奇异滴”（strangelet），它“远远小于一个原子”，但却能够“感染”周围物质，并“把整个地球转化成惰性高密度的空间，直径不到一百米”＇3＇。或者，更糟糕的是，试验可能转换空间本身的亚原子力。倘若这种状况发生，后果就是“空间的纤维被撕裂”＇4＇。芮斯警告，结果可能会是“这种新型真空的边界将像膨胀的气泡一样扩展”，逐渐吞噬整个宇宙＇5＇。
芮斯和其他科学家承认，这些后果里的任何一种发生的概率都极其之低。但尽管它“可能性极其、极其之小”，芮斯说，“我们还是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实际将发生什么。”＇6＇随后芮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哪怕假设这种事情出错的几率低到五千万分之一，可能带来的好处是否值得以这样一种渺茫的可能性为代价，即毁灭地球和整个宇宙呢＇7＇？
芮斯继续警告目前的一系列试验性研究，它们可能给地球生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中包括微型纳米机器人的制造，它们会像病毒一般复制，并可能迅速发展到失去控制，吞噬物质，把地球的表面变成“灰色黏胶”＇8＇。芮斯担忧基因工程和电脑技术可能带来的类似危险——尤其当高科技领域的知识传播时，会增加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个人有意无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他的结论是宣称，伴随这些强大的新科技研究出现的风险，理当引起对科学探索的界限进行全球讨论。
许多科学家即刻反驳，倘若我们在驯化火的时候，由于它既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因此产生相似的疑虑和恐惧，那么我们就可能永远也无法享受进步的巨大好处，而是停留在原始的生存状态了。然而，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过去科学研究的后果总是地方性的，持续的时间也有限。如今的尖端科技却截然不同。电脑技术、生物技术和接下来很快的纳米技术，它们的影响和后果都是全球规模的，并可能持续久远。
随着原子的裂变和二战末原子弹投向日本平民，人类首次意识到新科学探索和技术在规模和持续性上的巨大差异。尽管参与这项美国政府最高机密计划——曼哈顿计划——的某些科学家对进行这项研究并应用其结果不无疑虑，也曾表明他们的担忧，但科学正统信仰依然具有压倒性的分量，核武器及其后的核能继续不受限制地发展。时至今日，其理由都是，尽管核武器与核电站对地球上人类生命的延续造成了潜在威胁，但军事安全性和足够能源供应的好处还是超过了误用、滥用或疏忽可能带来的危险。人们一直相信，不道德行为或事故的可能性能够被“理性地”避免、控制或至少减少。
尽管多数美国人继续支持欧洲的启蒙主义理想，对科学进步和技术追求怀有坚定的信念，欧洲人却正开始怀疑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陈规旧俗是否明智。正如治理、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等问题一样，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欧洲正开始和美国发生根本分歧。这种差异的核心就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待风险的不同方式。
我们美国人为作为甘冒风险的民族而自豪。我们的移民祖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涉新大陆，白手起家，兜里往往只有几个硬币和对更好生活的梦想。当欧洲人和其他民族被问到他们最欣赏美国人的哪一点时，我们甘冒风险、敢作敢为的态度常常位居榜首。我们经常愿意为了一个冲动、希望或内心深处的情感而赌上一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创造力、革新性和上进心。其他人看到的是困难和障碍的地方，美国人却看到了机遇。美国人最不喜欢的人身上的品质之一就是失败主义的态度，即因为害怕失败或始料未及的恶果，而认为某件事无法完成或不值一试。“你得试试才能知道”，这句话在美国历史上时时响起。倘若其他地区的人民真想知道什么最让美国人恼怒，就是这个了。我们受不了悲观主义，这种常常在我们欧洲朋友身上见到的品质。我们是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尽管我认识的许多欧洲人说我们只不过是头脑简单。
我们的乐观主义常常和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信念纠缠在一起。据说美国人是个“修补匠”的民族。我成长的时候，工程师和牛仔一样备受尊崇。他被看做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粗犷的个人意志，永远追求创造更好的机器。崇拜工程师的原因是他努力改善社会的命运，为文明的进步和福祉做出了贡献。我还记得深夜邻居家车库里的灯光，那是父子俩一起在自制的工作台上试验各种各样的机器和引擎，梦想着实现可能改变世界的突破性发明。
放弃这一切是困难的。它根深蒂固。它回答了我们是谁。但大洋彼岸的观点则迥然不同。并不是说欧洲人没有创造力。人们甚至可以说，历史上多数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和不少主要发明都诞生于欧洲——尽管无疑中国人有权拥有其中一些荣誉。但欧洲人更多地注意到了科技的黑暗面。他们与科技的积极和消极后果都打过更长时间的交道，因此较少幻想。此外，直到后二战时代以前，欧洲的科学和技术都主要掌握在受教育的精英阶层手中，与对社会的控制和巩固阶级对立有关，而在美国，科学和技术的分布总是更加民主化。我本人母校——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创建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还有托马斯·佩恩、托马斯·杰斐逊和其他国父，他们不仅自认为是革命家，并且也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并耗费大量时间用于科学探索和创造新发明。他们把美国设想为发明家的国度。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首创了现代专利法，以奖励美国发明家们的杰出才华。他希望专利法能够鼓励发明精神的民主化。它们的确做到了。
美国人继承了物质进步、追求自我利益和个人自主的欧洲启蒙梦想，并以其最纯粹的形式与它携手同行，但与此同时，欧洲人与启蒙主义科技观念的关系却更带有试探性。就我们追求启蒙主义科技的毫不动摇的信仰而言，英国人同美国人观点最为接近。但是，由于来自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或勒德分子（Luddites）一类人的浪漫主义或好古守旧，即便是他们的热情时而也会受到节制。我们也有自己的梭罗（Thoreau）和反技术的民粹主义传统，但是这些反潮流的影响在美国不如在欧洲那么深入。
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科技观的分歧正在扩大，并成为一系列公共政策辩论的前沿，它带来分裂的危险，其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对如何开展外交政策和实现本土安全的不同观点的差异。
《欧洲梦》 第二部分证明的责任（1）
证明的责任
近年来，令美国惊愕的是，欧盟已经逆转了向市场引介新技术和产品的标准运作程序。这种逆转开始于有关转基因食品和向大自然引进转基因作物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给转基因食品的大规模引进亮起绿灯，并且在这10年之末，美国一半以上的农业用地都让位给了转基因作物。没有实施新的法律来管理对环境和健康潜在的有害影响。相反，援引的都是现行法律。也没有要求对这些产品进行特殊处理或贴标签。
在欧洲，反应截然不同。整个大陆爆发出对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抗议。农场主、环境主义者和消费者组织纷纷发表抗议，政党和各国政府也表明关切甚至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的销售事实上被叫停。同时，主要的食品加工商、分销商和零售商都发誓决不销售任何带有转基因特性的产品。
欧盟着手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调查过程，评估引进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最后，欧盟制定了强硬的新保护措施，用来减少转基因作物和产品可能的危害。这些措施包括：隔离和追踪转基因谷物和食品从田地到零售店的过程，以防污染；在食品加工的每一环节都标明“转基因”（GMO），以保证透明性；生产转基因种子和其他转基因作物的公司必须进行独立测试，并实行更加严格的测试要求。
美国政府指责欧盟是不公平竞争，并认为欧盟在利用转基因作物作为一种伎俩，试图在两大国争执不休的其他贸易相关问题上赢得美国的让步。美国贸易代表甚至威胁要在世贸组织里反对欧盟的转基因政策，认为它的限制政策有违现行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不理解的是，欧洲对引进转基因作物的反对不仅是为了赢得贸易事务中同美国讨价还价的优势而实行的政治策略，而是某种更加重大的事件。对欧洲人来说，转基因作物的引进有着深刻的意义，它将挑战作为新生的欧洲梦之基础的许多基本假设。欧洲公众担忧，向生物圈内大规模引进转基因作物将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环境影响。他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