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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在军事史王国遨游的人来说，从狭隘的观点看，这通常是一个单调乏味的领域，但丘吉尔先生的著作问世，就好像卡塞尔山上的明灯，升起在佛兰德平原之上。
这些评论者的大多数意见认为，后两卷的质量及得上前两卷。曼彻斯特大学的刘易斯·米纳尔教授应丘吉尔的请求，坦率地谈出了他对第一卷的看法，认为他应该把对麦考莱的批评置于次要地位。作为一个具有政治、行政和军事经验的人，应该详细阐述自己对事件的判断：“大量的历史是由贵族世家撰写的。”丘吉尔似乎虚心采纳了这一忠告，因为德斯蒙德·麦卡锡在对１９３８年夏末出版的最后一卷的评论中，有一段赞扬的话，也恰恰说出了这个意思：
……某种因受到经验教育而得出的意识，其问题的本质不断重复出现的在于，如何使那些敌对的、冷漠的、无知的人受到不同动机和想法的激励，使他们在政治与战争中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丘吉尔先生的书，对任何一个旨在掌握国家事务，或者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在公职中处于负责地位的人说来，是有教育意义的。
回顾起来，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部传记所具有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自我教育。对于一个从事一场重大战争的伟大国家联盟的关键性人物来说，最有意义的是要研究丘吉尔在该书第一卷中所说的马尔巴罗如何为加强“大联盟”而工作；研究第二卷所介绍的马尔巴罗拟订的“伟大设计”的系统战略；研究第四卷中所描述的马尔巴罗如何面对“失去的和平”和“丑恶战争”的后果。但是丘吉尔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权利，不仅挑起慎终追远、缅怀祖先的重担，而且还阐明了由辉格党传统所拟订的英国的目标。正如当代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权威Ｊ．Ｈ．普卢姆勃教授所指出的，也许他的话相当刻薄：
老辉格党人陈词滥调一章又一章地重复着：热爱自由的英国；议会是自由的监察人；法国的专制统治。其用意含混不清，意图难以捉摸，女王安娜统治时期的制度与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的制度，虽然名称一样，但性质完全不同，这一切都未被领悟。在丘吉尔的著作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过时的意识，这种意识与历史交织在一起，只能歪曲历史的真相。
但是人们相信，丘吉尔仍继续抱有贯穿于这些题目中的一般的历史观念，这并不令人惊奇，就像丘吉尔相信英国、大英帝国和英语世界的独特命运一样。他在１９３１年就已经在思考这一观念，并且告诉阿什雷说，他希望“强调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继承的遗产将成为增强两国友谊的纽带”。１９３３年初，他同伦敦出版商卡塞尔签订了合同，写作一部《英语民族史》，作为酬劳预支稿酬２万英镑。撰写马尔巴罗传的工作一结束，丘吉尔就顽强地开始这一新的项目。这时，帮助他工作的不仅有迪金，还有一位更高级的助手，名叫Ｃ．Ｍ．杨，他是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对丘吉尔来说，每当现实中的问题似乎要求他予以注意时，就不容易专心致志于那些年代久远的往事的研究。但是他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随意将自己的思维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当希特勒于１９３９年３月吞并波希米亚时，丘吉尔正从事１７世纪后期的研究工作，有一天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当时也在恰特韦尔的儿子小伦道夫说，“要将一个人的注意力从当今发生的事件中转到、并集中于詹姆士二世统治的年代，这是很难的，但是我要这样做。”到战争爆发时，大约５０万字的草稿已经写好，而且大部分打出校样。但此后，在“整个非常时期内”被搁在一边。事实上，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才得以完成。
在此期间，丘吉尔仍继续从事报刊撰稿工作，这项工作为他赚得了比写书更为定期的收入。无疑，他同各家大报经纪人的政治关系决定了这些人愿意约他写文章。当他在３０年代初期同比弗布鲁克在帝国改革运动问题上发生争执时，就很少为《每日快报》和《夜旗》写文章，当一位名叫雷金纳德·庞德的编辑部顾问提议让丘吉尔作为一名撰稿人时，比弗布鲁克说，“为什么要提丘吉尔，他是一只被逮住的鸟。”后来，庞德成为《每日邮报》的文学编辑，正如前已所述，丘吉尔在３０年代初期就同这家报纸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他的每篇文章都付１８０镑稿酬。庞德赞赏他对这项工作所持的职业性态度，“我回想起他作为一名撰稿人所建立起来的信用，他的稿件总是写得整整齐齐，按约定日期交稿。”
１９３６年初，丘吉尔在《世界新闻》上发表连载文章，标题是《我们时代的伟人》，这些文章构成了第二年出版的《当代伟人》一书底子。另外，在１９３６年，这时他与比弗布鲁克的关系较好，便在《夜旗》定期发表有关国际事务的系列文章，以报业辛迪加方式交给近２５家欧洲报刊同时刊载，这组文章一直到１９３８年初比弗布鲁克决定停止发表时为止。随即丘吉尔把这组尚未发表的文章转到《每日电讯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在１９３９年６月集书出版，书名为《步步紧逼》。他在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８年间就防务和外交政策一类问题发表的主要演说，由伦道夫·丘吉尔于１９３８年６月编辑出版，书名为《军备与盟约》美国版名为《英国在沉睡》。
丘吉尔从《每日邮报》得到的稿酬，假如全部文章都按平均标准支付，那么他在３０年代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收入大体上每年不少于８０００英镑。但我们知道，他的收入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他在《滨海杂志》发表的较长文章，每篇稿酬在２５０英镑与４００英镑之间。另外，他从一些美国杂志那里也得到了同样高的稿酬，如有名的《柯里尔》，他定期供稿，每篇长文章付酬１５００美元，他从未写过低于１０００美元的文章。而且，他在英国首次发表的文章，有许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重新发表；反之，亦是如此。虽然转载稿的酬金低一些，但这类稿件也增加了总收入。据他的秘书菲力斯·莫伊尔估计，他在这一时期每年平均收入约为１０万美元约等于２万英镑。１９３４年，他向鲍德温承认，他从写作中得到了“大量收入”，尽管有这么多的进项，但他还经常缺钱花，有时竟讨稿酬说，“可能的话，盼不迟于星期一早晨。”
除文章稿酬外，他著书的版税所得也要计算在内。很显然，丘吉尔在这时的收入，肯定要比他担任王国政府大臣时的俸薪要多得多，如果他仍从爱尔兰遗产中获得收益的话，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说自己手头拮据。当然，他在写作活动中还有各种支出，例如，为写历史著作而聘用的研究助手支付聘金；为“代写”文章的人支付酬金尽管这类事并不多；为打字员发薪水，因为他雇用了几个打字员轮班工作；另外，也要付给埃迪·马什阅读校样的报酬。后来，他承认，在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出版商为马尔巴罗传一书支出的预付款，很大一部分没有到手。
丘吉尔在写作政治性著作时，有几条资料来源，但他在向任何一条渠道付酬方面，却表现得很勉强。这些资料中有许多来自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外交部顾问拉尔夫·威格拉姆负责中欧事务司的工作，在德国的危险性方面与丘吉尔有共同的看法，在他突然患抑郁症之前，向丘吉尔提供了大量资料，１９３６年底他自杀了。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是外交部常务次官，在德国问题上也同情丘吉尔的观点，他允许丘吉尔翻阅有关德国重整军备方面的重要官方文件。另外一个提供资料的人是德斯蒙德·莫顿少校，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同他相识，现在他从事情报工作，也住在恰特韦尔附近。在来自非官方的资料中，有一个名叫纳翰·贝克尔·怀特的人，是经济联合会的会长，成立这个组织原本是为了收集共产党国家的情报。怀特掌握了有关德国重整军备的大量详细资料，但政府似乎不愿接收，因此他将资料提供给丘吉尔。他发现丘吉尔特别和蔼可亲，“当时我明确表示，我们不要报酬”。尤金·斯比尔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丘吉尔为“中心”作出安排遇到某些困难，而直到他斯比尔同意出钱时，“紧张气氛才顿时消失，丘吉尔似乎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3节 1929…1939年间的私生活：历史学家和报刊撰稿人（3）
由此可见，丘吉尔为获取政治消息和开展活动时，并未直接付出过什么代价。但他有庞大的个人开支，他的家庭成员也是如此。克莱门蒂娜花了大量的钱为自己置装，她的丈夫曾为此而向她提出劝告，说他不得不以撰稿来支付她购新装的费用。他本人的衣着，虽然普普通通，但质地极佳，他的内衣、袜子和衬衫都是丝织品。使他这位父亲感到烦心的是，小伦道夫坚持要缩短他在牛津大学的课程，在２０岁时就当一名记者。对他父亲来说，这样可以节省金钱，但当小伦道夫回到恰特韦尔时，他的花销就可以与他的父亲相匹敌。还使丘吉尔感到恼火的是，小伦道夫在１８岁时就喝双料白兰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丘吉尔曾对一位恰特韦尔的来访者说：“现代的年轻人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父母亲真正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