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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洗、上床。”
１月初，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他乘白星轮船公司的班轮“庄严号”动身去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在这里休养一段时期，逐渐恢复健康。在一个叫波里·利奇的饭店住了几天之后，又搬进总督官邸，新总督比德·克利福德爵士刚刚到任。有时候，丘吉尔不得不仰卧在床，２４小时中要躺１８个小时，还要忍受他所说的双臂神经炎带来的痛苦。但他每天坚持游泳２００码，没过多久，身体迅速康复。他出席了巴哈马立法机构两院举行的一次宴会，高兴地听到了忠于英王的庄严保证，而这些保证是由非洲血统的政治家们作出的。他后来写道，“种族肤色问题，看来已完全解决了。”
１月末，丘吉尔回到纽约，继续他的演讲旅行。他感到担心的是，如何坚持乘车旅行，因为这时已没有专列可乘，但他发现火车“极为舒适”。演讲集会本身的气氛对他也是适宜的，他断定，美国听众“并不是没有兴趣、注意力和好脾气，因而，他们能够倾听长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讲”。
丘吉尔在离开美国之前，到华盛顿作短暂停留，住在英国大使馆，这无疑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的正常工作受到了干扰，丘吉尔坚持在早晨的大部分时间里呆在床上，因此大使不得不到卧室里来见他，讨论当天的安排。
这两个人形成了最奇特的对照，这位很高贵的外交官极其不安地站在装有４根柱子的老式床的床脚边；而英国政界的这位彼得·潘则坐在床上，嘴上叼着雪茄，一束红头发散乱在头上，浏览着晨报。
３月，他回到英国时，发现他的英国和美国的友人们集资为他买了一辆价值２０００英镑的豪华小轿车。这辆车就停在维多利亚车站的月台旁，恭候着他的到来。阿奇博尔德·辛克莱是这项资金的筹措人。
在丘吉尔未担任公职的这个时期的开头几年，他不得不从事一套新的日常工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段时期他在伦敦没有住所，到下院去也相对减少了。除非是休假日，他通常都住在恰特韦尔，靠为报刊杂志写文章和为出版商写书来谋生。他发表的作品数量极为可观。比如，１９３０年这一年，他为报刊杂志写了４０篇文章，其中一半以上是为《每日电讯报》撰写的。６月，他在英津大学的罗曼尼斯讲座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代议制政府和经济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出了单行本。９月和１０月，《新闻纪事》杂志连载了他的回忆性作品，书名为《我的早年生活》，当这本作品于１０月印行问世后，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本书美国版本取名为《邀游四方》。毫无疑问，这本书表明，他的多样的文学技巧处于最佳状态。正如《泰晤士报》评论道：
几乎没有人能够用一只如此有把握的手，去拨弄所有的琴弦：幽默、亢奋、不动声色的嘲讽、对已消失的习俗和荣耀令人感伤的遗憾、喜爱娱乐、追寻友谊。
在他生活的后期，他曾向维奥莱特·博汉姆·卡特夫人津津乐道地说，这是“我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毫无疑问，许多人都将会接受这一评语。与往常一样，这本书的标点和笔调，均由埃迪·马什仔细校阅。前已所述，斯坦利·鲍德温也读过此书的校样，还写了一封表示赞赏的信。
１９３１年，丘吉尔写文章的数量实际上还在增加。此外还出版书籍，首先，出版了一部《世界危机》的节略修订本，其中添了一章“马恩河战役”，在原有的卷帙中，又增加了一卷，名为《东方战线》在美国版本中名为《无名战事》。这卷书，《泰晤士报》评论说，“很有趣，文学性很强，足以达到《世界危机》一书其它各卷的水平。”但此卷对东欧战事的描写，由于大部分转引第二手资料，因而缺乏像前几卷那样具有的权威性。这时，他对印度事务给予高度的重视，明显表现在出版了一本小型演讲集，题名就叫《印度》。布面装订本每册售价２先令，纸面装订本每册售价１先令。出版这本集子的目的纯粹出于宣传上的需要。
罗瑟梅尔勋爵的儿子和继承人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这时基本上控制了《每日邮报》。他同意丘吉尔在印度问题上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丘吉尔在３０年代初期的大量作品均由哈姆斯沃思出版公司出版的原因。到１９３２年，虽然因车祸和疾病，丘吉尔的作品数量不如以前那样多，但绝大多数文章仍由这家邮报发表。开始有两篇文章描写了他在纽约车祸期间的感受，这肯定是在去巴哈马之前写成的。显然这两篇文章首先卖给了纽约一家报业辛迪加，赚得２５００美元。这一年还出版了在这类作品中堪称最好的一部书，题名为《随想与奇遇》，这本书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出版英国版的名字叫《在这些风暴中》，此书在某种程度上回忆了一些重大事件，例如“西德尼街之战”、“与克里孟梭在一起的日子”，还有他的罗曼尼斯式讲演和一些对未来的思索，而这些思考显然受到林德曼思想的影响。此外，他就自己主要的消遣方式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题为《作为消遣的绘画》，这篇文章后来出版了一本单行本。在上面说的这本书最后付印时，丘吉尔又病了，书的序言是由埃迪·马什巧妙地模仿他的笔调写的：“还曾有过如此富有魅力和重要而值得纪念的事件吗？”马什也曾“代写过”１２篇粗制滥造的连载文章，这是丘吉尔为《世界新闻》而承担的《世界伟大故事复述》，从《汤姆叔叔的小屋》讲起，一直讲到《唐·吉诃德》结束。这些文章在１９３３年最初３个月内每周刊载一篇。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3节 1929…1939年间的私生活：历史学家和报刊撰稿人（2）
就在这个时候，丘吉尔已专心致力于一项重大的新写作计划，亦即研究他的伟大祖先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的生平事迹。巴尔弗和罗斯伯里两人过去曾敦促他完成这一任务，罗斯伯里指出，麦考莱对这位公爵进行的所谓叛卖了１６９４年布勒斯特远征的猛烈攻击，已由Ｊ．佩吉特在《新的批判性研究》１８６１年一书中作了有力驳斥，罗斯伯里还把这部书送给丘吉尔一本。早在１９２９年夏，丘吉尔就同专致于１７世纪历史研究的卓越历史学家基思·费伊林讨论过这项计划，此人是林德曼在牛津基督教教友会中的同僚。通过费伊林的介绍，他聘用了一位在那一年以历史学优等成绩毕业的牛津大学学生莫里斯·阿什雷，让他到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图书馆里整理要研究的那个时期的原始资料，调查他的堂兄弟、第九代马尔巴罗公爵以及他的远亲、第七代斯宾塞伯爵的收藏品。阿什雷每年以一半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得到酬金３００英镑。此外，丘吉尔还取得了军事专家Ｒ．Ｐ．帕克南—沃尔什上校后来升为将军的帮助，协助他查考了各次军事战役的详细情况，还绘制出多幅地图。
大概在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的某个时候，丘吉尔就动手写第一卷。这一卷包括马尔巴罗的出身、早年生涯，截止到１７０２年。但写作进度被延误，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遭到车祸，而且他在１９３２年９月染上了副伤寒病，此病是他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参观马尔巴罗的战场遗址时喝了脏水而引起的。他访问了拉米伊·奥登纳德和布莱赫姆，所有这些地方的战场遗址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比奥斯特里茨或葛底斯堡大，比滑铁卢的战场更大得多”。他承认自己“深深地受到了感动”，并且说，他要在帕克南—沃尔什的陪同下，在这些地方“过上几个整天的野营生活”。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该书第一卷由哈拉普公司出版，每册售价为２５先令。此卷的篇幅超过６００页，有许多脚注，并毫不吝啬地印刷出各种文件的插图和摹真样来加以证实，而且还附有帕克南—沃尔什绘制的多幅地图和平面图，来说明军事行动的情况。
原来的设想是，这部著作用两卷的篇幅描写马尔巴罗的生平，总共约２０万字。但由于丘吉尔发现了证据，并希望加以讨论，结果使原计划扩大，最后变成了篇幅大致相等的四卷，共１００万宇。从１９３３年起，另一位能干的牛津大学毕业生Ｆ．Ｗ．比尔迪金取代了阿什雷，担负起研究助手的工作。第二卷涉及的年限是从１７０２年至１７０５年，主要讲述军事史，其中包括从荷兰到多瑙河的伟大进军和布莱赫姆之战，此卷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出版；第三卷涉及１７０５年至１７０８年，描写了拉米伊和奥登纳德的战役情况，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出版；第四卷是对马尔巴罗生平事迹的总结，１９３８年９月２日出版。第一卷印了１７０００册，第二卷印了１５０００册，但第三、第四卷的需求量却有些减少，每卷仅出了１００００册。与往常一样，各卷的校样均由埃迪·马什仔细校阅过。
尽管丘吉尔成了一个对其伟大祖先的有力偏袒者，而且在第一卷中以大量的篇幅申斥麦考莱的错误与恶意，但这部著作决意要成为一部有学术性的传记，因此，对每件事情都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对此他以前也曾作过尝试。自然使他高兴的是，专业历史学家们接受他为他们同行中的一员，理查德·洛奇爵士在《英国历史评论》上评论本书第一卷时写道：“富有经验的评论家可以满有信心地说，很少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处理长达５０年的一段历史时，能够使史实错误达到如此少的程度。”但是，理查德爵士感到有点担心的是下述两点，一是丘吉尔对麦考莱进行了“接连不断的谴责”，二是丘吉尔坚持说，马尔巴罗不仅是泰坦，而且是“一位正直善良的人物”；丘吉尔认为，马尔巴罗惟一的缺点是“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