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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同魏斯谈话，他就对调离死亡营一事表示了明显的不满。
他冷冷地，带着几分傲气地告诉魏斯，他已被选为集中营地下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同其他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成立了战俘联盟委员会，日后打算定名为“战俘联盟最高苏维埃”，他们将得到德国反法西斯组织的支援，准备在各个集中营同时发起暴动。所以他认为自己到间谍学校来是不适宜的。虽说委员会的工作目前还没有很大进展，但他毕竟应该留在集中营的岗位上。
这些都使魏斯感到意外。这么说，他要失去一个可以在此地完全信赖的人了。不过“爱司”返回集中营后也能帮助魏斯。集中营地下组织今后会选派合适的战俘打入侦察破坏学校。
魏斯答应借口“爱司”的什么过失或不适宜做间谍工作把他送回集中营。不过“爱司”必须在这里的学员中找到一名忠诚可靠的人代替自己。这次谈话之后魏斯尽量避免同“爱司”会面。
过去的740014号犯人现在大不一样了。他的一举一动显得那么胸有成竹。他听魏斯说话时表情温和，笑容神秘，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好象要让魏斯明白：“爱司”可不是从前的那个人，如今他被赋予很大的权力，身分提高了，往后谁听谁的——他听这个苏联侦察员的或是相反，还很难说呢。
他那枯瘦的脸上留着癣斑、鞭伤和饥饿的痕迹。学校发的法国军装穿在他身上就象挂在衣架上一样。一双做工的大手，肌肉干瘪，指头弯曲，在采石场的沉重劳动中打磨得伤痕累累，好象被榨扁了似的。尽管如此，他的整个身躯却洋溢着雄伟的气魄，是青铜或大理石雕塑所无法表现的。
他被选为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是这种信任使他变得如此老成持重，充满了人的尊严。
他是人民选举的代表，自信在这里拥有最大的权力。所以他带着宽厚的表情听魏斯说话，认为对方虽是苏联侦察员，也许还是中尉或上尉，但毕竟是个公职人员。而他“爱司”，是党内外群众联合推选的代表。不只是“O一X一247”实验集中营，而是各集中营战俘联盟推选的代表，这个联盟将组织集中营囚徒暴动越狱。现在他就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委员会讨论联盟的工作时，对酝酿暴动的策略问题意见不一。必须同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作斗争。有人认为不必花费时间进行组织联络和宣传工作，只消建立一支可靠的核心队伍去攻打警卫队，群众自会投入暴动。即使全体犯人壮烈牺牲，这一行动也不失其重大意义。他们的口号是：不获自由毋宁死。
另一种人持机会主义观点，认为联盟的任务仅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囚犯活命。红军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只要争取活下来，保存自己，等待那彻底解放的历史性时刻的到来。因此他们说，无需在集中营里建立共产党地下组织，共产党员不应作为地下党组织的代表，而应按一般条件参加联盟。应该把联盟办成一个互相帮助的普通文教团体。一旦事情败露，盟员不会全部处决，只是牺牲几个领导人。甚至某些集中营管理当局还可能容许这一无害的战俘组织形式，那么联盟今后就可以采取较为积极的行动。
激烈的争论是在采石场狭窄的掌子头进行的。委员们紧挨着钻进石洞，头碰头躺着，低声辩论。担任掩护的同志在他们身后凿下许多石块，造成堵塞，使人无法通过。可是这一来空气也难以流通。委员们喘着气，流着汗，感到胸痛和窒息，好象被活埋在里面一样。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热烈地论着，力求作出一个共同的无可争辩的决定。
关于战俘联盟的组建计划，“爱司”说得十分扼要。也许他考虑到会面的时间很短，但也可能，他是想让魏斯感到集中营委员会的工作是何等严峻而认真。
这些已足够使魏斯感到苏维埃人的高尚心灵、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和地球上的生命一样，是谁也扼杀不了的。
魏斯以前觉得，他肩负的使命围绕着一道特殊的光环。现在他心目中的光环似乎暗淡下去，因为有成百上千个740014号式的人正在敌后斗争中建树功勋，采用他魏斯那样的方式，建树他魏斯那样的功勋。实际上这些人在集中营的斗争要困难得多，他们象是应在一座大坟的最底层。魏斯表面上的处境毕竟有利些，虽然稍不留心他也会遭到不亚于集中营那样长久而残酷的折磨，然后被敌人处死。
“个人不值钱，经营事事通。”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在这句普鲁士古老遗训的鼓舞下，全心全意地干着行政管理事务。起初，他对流水作业式大批训练间谍的做法表示怀疑，后来渐渐发生了兴趣，因为他可以乘机向柏林大写其各种报告。他同哈根合写了几份统计报告，以德军未来的战绩为依据，将战败国军队的人员按百分比计入各所间谍学校。预计的数字大得惊人。
侦察破坏学校的作息时间一成不变。六点起床，六点十分至六点四十分早操．二十分钟盥洗，七点至八点早饭，八点至十二点上课，十二点至十四点午饭，十四点至十八点上课，十九点以前晚饭，二十一点三十分晚点名，二十二点就寝。
星期日不上课。
邮件直接送到学员宿舍，都是些反苏的和白俄出版的书刊。有时举行题为《苏维埃国家史》的小型讲座。
施泰因格里茨看到组织和培训系统的工作进展正常，收效甚快，倒不禁担起心来。他怕学员在这种理想环境里被德国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所同化，渐渐忘记了将来用到他们时的那种环境，因此他要求在宿舍里张挂缴获的苏联宣传画，命令学员们互称“同志”，星期日必须合唱本族民歌。
迪特里希操心的，则是要建立一个可靠的“学员秘密业务服务”系统。
他从学员中挑选最可靠的人执行内奸任务。吩咐给学校找来几名善于（主要在私秘情况下）考察可疑分子政治态度的女人。批准可疑分子出校行动，以便在自由情况下监视他们。命令拨给他本人大量烧酒作试验之用，故意把学员灌醉，从他们嘴里套出关于学员思想情绪的有用材料。他细心琢磨各种适于考察可疑分子的手段，下令在宿舍里安装传声器。
总之，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
唯独兰斯道夫没有改变平日的生活节奏，依旧冷冷淡淡地听取下级自吹自擂的汇报。
他常以胜人一筹的智慧和极端的怀疑主义把施泰因格里茨搞得闷闷不乐。
“少校，劳驾告诉我，我们是从谁手里获得了关于法国军事潜力的致命情报？”
施泰因格里茨满有把握地列举他知道的几位间谍的名字。
“扯淡！”兰斯道夫轻蔑地说。“无名鼠辈。1938年法国的肖文诺将军出版了一部由贝当元帅作序的著作《入侵的时机》。这部著作成了我们的案头书。”他审视着自己的指甲，又问：“那么关于英国呢？”
施泰因格里茨很想提一提自己的功劳，但他挺直了身子，一言不发。
“英国著名的战争史家里德·哈特出版过一本书，叫《不列颠防务》。元首对此书评价甚高。赫斯也说这本书对正确估计整个形势很有用处，并且书中内容有重大的实用值。”兰斯道夫责备道：“少校，您不想获得更多的知识，这是何苦。”他意味深长地说：“获取国家机密的钥匙，并
不一定要采用偷盗、劫掠等阴谋手段，也不一定要制造大量糟糕的撬锁器械。会动脑筋的人能够从科学家、历史学家、研究人员那里取得这些钥匙，这些人的功名心往往胜过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关切。”
施泰因格里茨听了很不高兴，但他有克制地说：“任何一名从事实际活动的特工，只要他说出是我们的人，就能在崇拜元首的阿斯托夫人的沙龙里获悉邱吉尔一小时前说过什么话。在法国，我可以向您说出几位部长的名字，他们每月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特别基金中领取的酬金，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部长薪俸。
“但是，十分遗憾，我们紧缩了对苏谍报活动的拨款，这样的节约经费，真让人对我们的工作产生怀疑。当然，”施泰因格里茨补充道，“这里不包括发给流亡者的救济金，以及德国特工活动被苏联机关破坏后发给这些特工家属的抚恤金。”
“唉，不必激动，”兰斯道夫让他安静下来，心平气和地说。“我看重您的苦干精神，也理解您的难处。”他沉吟起来：“看来布尔什维克向老百姓灌输了一种思想。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每个人的财产。所以他们珍视国家的利益就象你我爱惜自己的财产一样。”接着又郑重其事地说：“我查阅过各类战俘的审讯记录，发现有些人宁死也不肯说出他们掌握的情况。这些家伙很难对付，很难对付。所以我再次提醒您：对这种人要灵活些，再灵活些。您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把最有希望的人送到柏林去玩几天，叫他们叹赏一下我国文明福利的水准、生活条件、百货公司。还可以让他们买些东西。总之，不仅要用我们的思想，而且要用我们的物质去对他们施加影响。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通过这一席谈话，施泰因格里茨只明白了一点，就是兰斯道夫担心学员们不可靠，并且认为在西欧国家的谍报活动比在俄国具有更加良好的土壤。对于后一点，施泰因格里茨是完全同意的。
施泰因格里茨去听课，确信这批学员皆是蠢辈无用之辈。他们学最起码的东西也感到吃力，记性全都很差，又缺乏想象力，所以学期只好一再延长。施泰因格里茨为本族同胞感到自豪，油然想起他从前的司机二等兵约翰·魏斯。这小伙子身上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最优秀的特征。魏斯在最短期间内掌握了全部必要的知识， 身于谍报局最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之列。象魏斯这样有为的青年在俄国俘虏中不曾见过，这是由于俄国人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