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偷猪油送给小姑娘吗？”
“他从妇女集训营里搞到两个。”
魏斯向往地说：“真想在前线遇到你，真想……”
巴尔奇不爱听魏斯说这些话，便不再作声，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壁……
在做手术时和换绷带疼得要命的时候，魏斯的表现也许不太明智。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疼得满身大汗。他从来向医生抱怨身体虚弱或者哪儿不舒服，也没要过营养品和补药，而其他的伤兵都是这样干的，他们要到这些东西后就寄回家或拿到黑市上出售。魏斯显得与众不同，可能引起怀疑。
巴尔奇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用最糟糕的药品换过手表、胸针、订婚戒指，甚至趁一些妇女的亲人得了病，走投无路，用这些药品把她们搞上手。药品不占地方，却可以换到许多东西。他悄悄对魏斯说，德军有关部门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占领区的药品一概立即没收。这倒不是因为德国缺乏药品，而是要促使占领区减少人口。巴尔奇挺羡慕自己的长官菲塞尔，因为野战医院所有的药品都在他的监管下，他把相当多一部分药品拿到黑市去出售。有几名伤情可疑——手腕受伤——的士兵在为他干活。他们知道，若是把卖药的钱隐瞒一个分尼，他们随时都会被菲塞尔送交军事警察。
巴尔奇又以敬佩的口气说，菲塞尔比任何人都清楚何时何地准备发动进攻以及德军的损失情况。
“他哪儿会知道？”魏斯表示怀疑。“你尽撒谎！”
巴尔奇甚至没有动气。
“不，我没撒谎。菲塞尔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根据规定的标准，给每次战役开列用药清单，战役结束后就呈报药品消耗情况。药品消耗量是与伤亡数字相应增加的。他还负责把医院里没有收回的军装登记入册。”
“什么是没有收回的军装？”魏斯惊奇地问。
“你这傻瓜，”巴尔奇说，“难道我们能让士兵一丝不挂就把他们埋掉吗？这儿不是集中营、”
巴尔奇一番直言不讳的饶舌，对魏斯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
他的伤口愈合得不太好。由于化脓他发了三周左右高烧，为了在昏迷说胡话时也能保持谍报局士兵魏斯的身份而不露出本相，为了不丧失这一点意识，他已经折腾得心力交瘁。退烧后他虽然神智清楚，却没有一点气力来抵抗那压倒一切的猛烈的疼痛。
伤员换绷带时都疼得大呼小叫，有的甚至要咬医生，这些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人觉得不体面。
魏斯却以罕见的顽强精神忍住痛，在绷带室里也保持自己的尊严，虽然这其实大可不必。不过，也许与痛苦作这种无意义的斗争多少还有些意义，否则魏斯恐怕要失掉作为一个人的自我感觉了。
魏斯终于渐渐活了下来。
他已不再昏迷，高烧逐渐下降，疼痛日见减轻，慢慢有了力气，甚至想吃东西了。
但与此同时，魏斯又感到十分苦闷。战争正在进行。所有的苏联人，连同老人和孩子，都奋不顾身地与敌人作殊死搏斗。而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共产党员，却躺在德国人的病床上，让德国医生来挽救他的生命，不能作出任何贡献。他在这里没有任何危险，睡在暖和于净的被褥里，饱食终日，有人侍候，甚至还受到尊敬。还用说吗，他是同敌人打过交手仗的德军士兵英雄！
魏斯还从伤员的谈话中得悉，库里奇基村的被围守军在德军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遭到了攻击，已经全部被歼。
看来他是白白地冒了一场生命危险。
他做错了事，这个责任是无法推卸的，也是无可分辩的。但是，他哪里知道，那个坦克兵流着鲜血爬回到自己人那儿，却没有机会把他所遇到的情况报告给守军司令！
坦克兵被解除了武装，卸去了皮带，摇摇晃晃地站在特务科长面前。科长要他承认背叛了祖国。因为他所讲的情况完全不象真话，象是在撒谎，欺骗。有些事实坦克兵没有否认，而且也无法否认。是的，他遇到了一个法西斯分子，这个法西斯分子没有杀死他，他也没有杀死这个法西斯分子。是的，他把图交给了法西斯分子。交的是哪张并不重要，总之是交了。机密文件到哪儿去了了没有了。这就够了。丢掉了机密文件！一切都明白了。
坦克兵也很清楚，他知道自己万无生理。他坚定地接受了判决，只是请求不要改变火力阵地和布雷区。当他看出他的请求也同样受到怀疑时，便开始苦苦哀求，就象贪生怕死之徒哀求活命一样。
坦克兵的最后请求得到了实现，但完全不是由于听信了他的话，而是由于来不及改变火力阵地了。
德国人开始了炮火准备。他们的火力布署马上使特务科长恍然大悟。德国人尽量避开我军火力阵地，只管轰击那些一门炮也没有的地段。炮火准备一停，坦克就开始攻击，一辆辆坦克直扑布雷区。
特务科长明白了，他是把一个无辜者，一位英雄判处了死刑。坦克兵所说的那个德国人，大概根本就不是德国人，而是跟自己一样的肃反工作人员，他在履行使命时依靠这位坦克兵来诱使敌人上当，以挽救守军。
法西斯分子冲进了守军的阵地。特务科长趴在机枪旁边，以稀疏的短点射进行回击。后来他又用手枪打。最后一颗子弹本来可以用来解脱自己，但是他瞄得准准地送给了一个敌人。
当身受重伤的特务科长被拖进反间谍处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审讯时不能失去知觉，要将计就计实现自己的打算：将危险从那位英雄情报员的身边引开来，因此他被枪决了。
迪特里希邀请施泰因格里茨一道来审讯。施泰因格里茨认真协助他迫使特务科长招供。后来他们派了一名士兵去核对事实，士兵回来报告说，在招供人所说的地点果真埋着一具被枪决的坦克兵的尸体。
两名军官确信，俘虏对他们说了实话。
核实供词的当儿，特务科长稍稍清醒了一些。当审讯重新开始时，他就向迪特里希猛扑过去，一口咬住了他的脸颊，心里还在想；这个外表斯文、娘娘腔的反间谍人员一定很爱惜他这副尊容吧。迪特里希拚命抵抗，拔出手枪顶着他开了火，而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尽管迪特里希把这个重要的俘虏随便干掉了，施泰因格里茨也顾不上同他争吵。他们现在应当互相帮忙。因为他俩都相信了敌人的假情报，对这件事负有同样的责任。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而应当尽快摆脱关系。也许，俘虏死了反而好些。他的口供完全不必作记录。他俩不约而同地另编了一套口供。图落到德国人手里之后，苏军就改变了火力阵地和布雷区。这就是俘虏的供词。这份“供词”由两名谍报局工作人员签署证实。这一双签字也把他们两人目前被迫结成的友谊在一个长时期内巩固下来。
至于魏斯，那是明摆着的事：这个士兵的功勋是无可非议的，应当授予他奖章和二等兵军衔。至于指挥围歼苏联守军的各兵种联合指挥官那里，此事不难说通，他也是可以通融的。
德军情报部门从截获的无线电报中得悉，苏联统帅部曾经命令苏联各级军官和将领，即使在侧翼被敌军纵深迂回包围的情况下也要死守防线。德军情报部门还搞到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六月二十二日的指令，其中要求苏军只采取积极的进攻行动，但同时命令“地面部队未接到特别命令不得越过国境”。可是法西斯军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推进得越来越远了。
如果那位陆军将军向上级报告，说谍报局工作人员施泰因格里茨和迪特里希轻信敌人的假情报，没能事先识破敌方诡计，那么，他俩就会以牙还牙，摘掉将军头上的胜利桂冠，报告有关部门，说守敌被歼并非由于将军指挥有方，而是因为敌军指挥之术。如果将军打算在敌人国士上继续这样推进，去攻打那些没有一门大炮也没有一挺机枪的地段，那么他就不必率领作战部队，只要带领一支掩埋队就行了。
将军对施泰因格里茨和迪特里希的“有益的”工作作了公允的评价，并且听取了他俩对此所作的反论证，他觉得为这两名谍报局人员呈请授奖乃是上策。施泰因格里茨乘机在将军面前把自己司机的功勋大大称颂了一番。因为在这段可疑的事件中只有司机的功勋实有其事，嘉奖了司机，就象给施泰因格里茨的受奖增添一道真实可信的光环。
自从菲塞尔宣读了关于授予魏斯勋章和二等兵军衔的命令之后，魏斯同巴尔奇的关系变得比较融洽了。
菲塞尔为了收集必要的情报，不断把巴尔奇从这张病床挪到那张病床，从这间病室调到那间病室，以便他能随时了解到伤员们的思想睛绪。
但是巴尔奇由于长期卧床而变得迟钝了，对于写书面报告颇感棘手。他发现谍报局二等兵魏斯不仅书法出众，而且文笔优美，认为可以让魏斯当当自己的文书助理。
晚上，卫生员将魏斯和巴尔奇用担架抬进一间专供单独谈话用的空病室里。巴尔奇从担架上起来，惬意地活动着四肢，一面向魏斯口述报告的内容，他总是强调，文句不仅要优美，而且要有力。巴尔奇甚至订做了一块特制的小板，让魏斯能比较舒适地躺着写字。现在魏斯就是用这块小板垫着纸，躺在担架上替巴尔奇写报告。渐渐地，他们两人的角色开始有了改变。魏斯说，他需要比巴尔奇所提供的更为广泛的资料，否则他就无法把卓有成效的野战医院政治管理工作的报告写得精彩动人。其实菲塞尔的上级对这些资料未必发生兴趣，只是亚历山大·别洛夫需要这些资料罢了。
魏斯通过与伤员攀谈，得到了一些更有用的情报。住院的伤兵来自各个兵种。同魏斯相邻的床位上就有几名气象兵和一名轰炸机随机机械员。通过与气象兵交谈，魏斯了解到，德国人总是一成不变地将空军以及摩托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同天气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