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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走廊时，他听见开关铁门的动静，水泥地上沙沙的脚步声，还有卫兵们的何掌鞋底踏在地上的响声。
一位德国将军反剪双手，满脸伤痕，从魏斯身旁走过。两名党卫队员用冲锋枪的枪管狠劲地搡他，把他的背脊捅出了一个凹坑。
魏斯突然置身其中的这个普通囚室，倒象是一间兵营，里面挤满了军官。这些人仿佛是遭到突然袭击、刚刚向敌人投降的一批残兵败将。
敌人撕下了他们的肩章，连同军服呢子扯掉了他们的奖章。一些人遭到毒打，两个遍体鳞伤的人躺在地上。
除了军人，这里也有穿便服的人。其中一人不知为何穿着丝织睡衣，脚上套着毛皮便鞋。
书架似的三层床位全部被高级军官占据。其余的人分散在水泥地上，或是坐着或是躺着。
一个穿便服的人远离众人，背靠墙壁坐着，把血迹斑斑的脑袋垂在胸前。他已失去知觉，但是谁也不去理会他。
魏斯往金属茶缸里倒了些水，从马桶的搁板上拿下一叠纸，搓成纸球，放在地上，燃起一小堆火，烧热茶缸里的水。
魏斯用温水给伤员擦洗头部，用纸敷住伤口，然后从自己衬衫的下摆撕下一长条布，把伤员的脑袋包扎好。
魏斯发现囚犯们在注视他的举动。他料理停当，从地上站起来，环视众人，冷冷地说：“先生们，不肯救死扶伤，这可不是士兵的作风。”
“怎么，教训人吗？”一个淡黄头发的军官怒冲冲地说。
“不错，”魏斯说。“是得教训一下。”他劝那个人：“请爱惜您的神经，往后还用得着。”
一位花白头发的军官悬腿坐在床上，大概是这里军衔最高的人，因为众人望着他的时候都带有几分敬意。
魏斯走到他的床前，立正报告，自我介绍：“中尉约翰·魏斯，被判绞刑。”
“已经判了吗？”军官问道。
突然，魏斯听见上铺传来古戈·伦别格的惊叫声：“我的老天！您还活着！”
魏斯朝古戈笑笑，古戈从床上跳下来拥抱了他。
“我不能说在这儿见到您很高兴，但也不愿扯谎。纯粹从自私的角度说一句，咱们能见面真是一件乐事，”魏斯坦率地说。
“您是好样的！”
“又有什么办法呢？”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魏斯摇摇头。
古戈咬着他的耳朵说：“您还记得施道芬堡上校吗？缺一只胳膊，在我家里认识的？”
魏斯点点头。
“上校行刺元首未遂，炸弹爆炸了，希特勒没有死。据说希特勒当时说了一句历史性的名言：天啊，我的新裤子，昨天才换上的！’”
古戈的脸抽搐着，两眼发亮，瞳孔扩大。他狂笑起来。
“给你倒点水喝吗？”魏斯问。
“不，不用。”古戈止住魏斯，喘着气悄声说：“您无法想象，在这次反希特勒的密谋中，出了多少胆小鬼和叛徒！”他绝望地说：“我没来得及象有些人那样开枪自杀，现在他们要绞死我。要绞死我，是吗？”
“施道芬堡呢？”
“他和一些人在院子里被枪决了，用汽车的前灯照着干的。执行者是那些一听说元首还活着就变节了的人。他们在党卫队赶到之前先下手，为的是销赃灭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今也在这里，床上躺着的那个就是。”他狂叫道：“一切都完了，魏斯，完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用嘶哑的嗓音说：“施道芬堡临刑前最后一句话是。‘永恒的德国万岁！’”古戈满怀希望地问道：“您是否发现，我和施道芬堡的观点不一样？我若是他，就喊：‘大日耳曼帝国万岁！’”
“看来您会有这种机会的，”魏斯克制地说。他明白了古戈的意思：直到临死也要声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同于施道芬堡。
不管怎么说，由于古戈的关系，被囚禁的军官们已将魏斯一视同仁了，并对他产生了信任。魏斯很快就成了这些人的头儿。这不仅由于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犯人，而且也由于他很会在各种情况下把各种不同的人组织起来。
他建议把床位全部腾给伤员和遭到毒打的人。花白头发的上校例外。魏斯说，只有老人可以照顾一下。
由于魏斯长期来在看守们眼里算得上一个模范囚犯，他还能向他们要到一点药物。
有些囚犯保存了订婚戒指，魏斯劝他们拿出来收买看守，以便按照某个地址合寄一封信给各自的亲友，每人捎上一两句诀别的话。
魏斯甚至规定了字数：每人不得超过十个字。倘若信写得太长或同时写好多封信，看守就不便藏起来偷偷捎出去。魏斯利用领来的药品做成墨水，他知道这些药的化学成分。他在一个军官的制服上找到一小段别针，这是一枚1941——1942年对俄冬季战役奖章上残留下来的。魏斯把它砸成一个笔尖。
第一周，将近三分之一的囚犯在审讯后立即被处决。
魏斯千方百计减轻军官们所受的铁窗之苦，尽管不是所有的人使他产生好感，更谈不上同情。
例如那个上校，他对党卫队师团的战斗力评价很高，只埋怨元首不想用国防军组建类似的特种部队。他认为这种部队同样能有效地履行党卫队的职能，也能象盖世太保特别队那样坚决地清除占领区多余的居民和抵抗力量。
上校对希特勒1943年12月22日颁发的一道命令特别恼火。根据该令，国防军部队中自1942年在编的“辅导军官”（所谓政治军官）均从军队反间谍系统（“HI处”）划归各级参谋长直接指挥，并改称为“国家社会党下属军官”。这类军官一般由国家社会党骨干担任，但他们没有丝毫作战经验，也从未上过前线。选拔这种军官的工作由鲍曼负责，实际上归他的党务办公厅领导。
上校皱起他那窄窄的、显出一股倔强脾气的前额，气愤地说：“我认为，作为一名军官被枪决是我罪有应得，但不应该把我以国事罪判处绞刑。因为我仍然忠于元首所追求的目标。反叛的首领们提出种种证据，说明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希姆莱知道我们对希特勒不满，并对我们持同情态度。新的军人专制政府中，将有一批经验最丰富的将军来任职。他们会无情镇压群众的不满，不亚于保安局、党卫队和盖世太保。”
“照您说，参加反叛的人受到希姆莱的庇护？”魏斯问。
“唉，这不过是一种纵容罢了，”上校伤心地叹了口气。“但是我觉得，”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全国总队长最感到恼火的倒不是有人行刺元首，而是行刺没有成功。所以他让一些为首的密谋分子有时间自杀，对另一些人则不经审讯就地枪决。”
“照您看，这只能说明他想杀人灭口，掩盖所谓‘纵容’之罪吧？”
“不，”上校摇摇头，“不止于此。希姆莱无疑是个聪明人，很有远见。他知道反叛的酝酿情况，当然也估计到它的全部危险性。”
魏斯表示诧异。
“我指的是行刺成功后帝国面临的巨大危险。那时候国内反法西斯阶层就会放手大干。赤色分子走出地下来领导他们。结果，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了导致革命暴乱的罪人，其罪之大，何止当绞，简直应当碎尸万段，泡在臭水沟里，遗臭万年。”上校激昂地说：“当我最终懂得了这个道理，我确信自己死有余辜，并且作好了准备！”
“没说的，”魏斯冷笑道，“您视死如归，是个勇敢的人。”
“但是我们的头脑太简单了，”上校悔恨地说，“不该让青年军官参与密谋，他们的思想和老一辈人不一样！最危险的是施道芬堡。他是反叛最积极的组织者。这个人心怀叵测，可惜我们知道的太晚！施道芬堡不仅主张联合各反对派，甚至左派社会党人，尤其可耻的是，他竟然要联合共产党地下组织。这还不算，他还建议同俄国举行谈判！”
“不过他在青年军官中间很有威望，很受信任，使我们难以同他较量。况且他胆识过人，性格坚强，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唯一能实施恐怖行动的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所以你们只好在某些方面向他让步？”
“可不是！比如七月四号施道芬堡要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会面，我们甚至无法对这种可怕的决定提出异议。”
“会面成功了吗？”
“没有，”上校说，“也许我们中间有人明智地报告了希姆莱，说我们的密谋组织中有一股以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危险势力，企图同共产党搞联合。这个人还报告了施道芬堡同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人会面的日期。我不知道为什么施道芬堡在预定的日子没有去会面。那一天盖世太保搞了袭击，共产党人被抓住了。后来我同施道芬堡谈过一次话。他肆意歪曲我们的目标，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主张把密谋发展为一场广泛的民主运动。他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呀，”上校沉吟道，“施道芬堡是个不祥人物，我越是想到这个人，就越加悔恨自己误入歧途。”
说到这儿他的口气又变得十分坚定：“毫无疑问，倘若施道芬堡一举成功，我们这些老军官会采取一切措施，让群众对元首的遇害感到万分悲痛和惋惜。我们是元首伟大事业的继承者，为了帝国的利益，一定要公开处死杀人凶手。老百姓应当明白，谁胆敢谋害帝国首脑及其战友，谁就是罪大恶极。”
“太妙了！”魏斯说。“原来施道芬堡不仅可能在行刺希特勒的过程中丧生，而且还可能死于密谋首领之手？”
上校神气十足地点了点头。
“不然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就要和历史上的就君歹徒们摆在一起了。”
“您是保皇派吗？”
“不。这种统治方法已经过时。唯有军事专制政府才有资格掌握全部权力。当今世界，只有这种政权能够辖制人民并以军事暴力手段解决一切国内外问题。”
“您的理论并非异端邪说，”魏斯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