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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觉得自己绝对健康，”魏斯说。
“这对您无关紧要，”便衣说，一边把眼镜放入镜盒。
审讯员又对魏斯说：“既然查明您确实叫魏斯，我撤销关于您作假供的指控。”
魏斯并足鞠躬。
“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审讯员问。
“只有几句话，”魏斯冷笑着说。“我在伯尔尼曾委托一名特工转呈一封信件给华特·舒伦堡，其中谈到我可能遇上这种圈套以及来自缪勒先生方面的危险。是军事情报局特工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告诫我这样做的。”
“好吧，”一个便衣说。“这样一来，您只好更快地步施泰因格里茨先生的后尘。”
但魏斯发现，这时三位“法官”偷偷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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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尽量不想死刑的事，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意识。
他勉强能做到的一点，仅仅是不再设想有关的细枝末节，排除那些杂念。
他知道自己可以作为一名苏联情报人员被德国人处死。他把就义前应有的表现已经考虑得很细。他相信自己直到最后时刻都能保持一个苏维埃人、一个肃反人员的尊严。他应该把整个身心投入这场斗争，而不是去考虑死亡。
可是，以约翰·魏斯的身份被处死——他对这一点却没有思想准备。
直到临死他还不能，还没有权利成为他自己，这真是最可怕的事。他将作为一个德国人而被德国人处死。
这样，盖世太保不过是弄死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德国秘密部门工作人员，如此而已。
死得这样荒唐，真叫人受不了，能让人发疯。何必鼓起勇气迎接死亡，准备英勇就义呢。他可以痛哭流涕，低三下四地求饶。他可以在这方面不择手段。对于两大秘密部门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帝国统治人物互相倾轧的可怜牺牲品约翰·魏斯来说，这样做是顺乎自然的。死到临头，他还保持什么作人的尊严，真是大可不必的。
然而亚历山大·别洛夫决心打消这种想法。因为魏斯还存在，他变成的那个魏斯至今还存在。今天的魏斯大大不同于当初的魏斯。他已经成为某些人不能等闲视之的一个人物了。
别洛夫权衡各种自救方法，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些尔虞我诈、卑鄙无耻的匪徒之间，约翰·魏斯即使答应同流合污，也只能靠怯懦行为换来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正是为了这一点，有两个人物轮番前来向他施加压力。第一个人礼貌得有些肉麻，看样子是学法律的，一周来一次。他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劝魏斯讲出舒伦堡的秘密外交间谍在伯尔尼的活动情况。只要魏斯答应，就能得到宽恕。
魏斯对这个有教养的人态度蛮横，用舒伦堡一定会报复来恫吓他。法学家声音不高，但是满有把握地回答说：“即使您提到的那个人得悉您现在何处，他也未必会对您发生兴趣。因为他知道，这地方有办法让人开口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您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这么说，就是放我出去，那个人也会设法处置我，因为我的舌头太长了？”
“毫无疑问，”法学家说。“但是，对您的情报表示关注的另外一个人，他的神通广大，可以送您去国外，比如说到西班牙去。”
“好让舒伦堡手下的人在那儿收拾掉我吗？”
“这要看您的秘密活动才能如何了。”
“谁能阻止我从西班牙向舒伦堡报告，你们对我搞了什么圈套呢？”
“这是没有意义的。您的供词会及时呈报给舒伦堡，不由得他不信。”
“然后他就和你们的头儿达成协议，一道来决定把我搞掉。”
“一时倒不会，您可以多活一段时间。”法学家笑笑问道：“我想您能够看出，我对您开诚布公，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不是这样吗？”
“可不是，”魏斯说。“不能再坦率了！”
第二个人每逢星期五到魏斯的囚室里来。星期五是狱中执行死刑或体刑的日子。
这个人个头很矮，粗脖子，阔肩膀，挺着紧绷绷的肚皮，面孔呆板，毫无表情。
他走进囚室后，首先检查犯人的双手是否绑紧，然后脱下上农，整齐地放到凳子上，卷起袖子，戴上厚皮手套，不声不响地开始揍魏斯，一次二十分钟。他揍得很有经验，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二十分钟后坐下来歇一歇，再重新开始。临走前他问魏斯：“怎么样？”走的时候随口又说：“下星期五再见。”
魏斯强迫自己在两次毒打之间同这个人搭讪。意思是他明白对方的职责，认为这不应妨碍他们之间的交往。
魏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每挨过一顿打之后，就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下一次毒打。
他可不愿被活活打死。最初一段时间，他运用过去在狄纳摩运动场拳击小组练拳的经验，挨打时闪让着身体，以减弱打击的力量。可是矮子识破了他的计谋，一边打，一边把他紧紧地逼到墙边。
打手坐在小床上休息时，魏斯疲惫不堪地背靠着墙壁，生怕倒下来。他艰难地龛动着被打烂的嘴唇，讲起狗忠于主人的故事。他说狗聪明伶俐，善于揣测人的心思。魏斯有一次瞧见打手衣袋里放着副连皮带的狗脖套，所以想用动物的故事来软化他的铁石心肠。
打手默默地听着，然后叹口气站起来，重新使劲地打魏斯。
三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矮子揍完后对魏斯说：“好，完了。”他向魏斯伸出手，低声说：“您觉得内脏没有受伤吧？为什么？实际上我和您有同样的爱好，动物当中我最喜欢狗了。”
拷打程序到此结束。彬彬有礼的法学家也中止了他的造访。他无法促使魏斯坦白交代，最后埋怨道：“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了解您。您很熟悉我们这一套方法、您的信任复合体的功能已经衰退，使我无法同您交往。”
魏斯得到了几天的安宁。
一天早晨，他被叫醒，被套上一件无领衬衫，反扣着双手带了出去。两名犯人被处死了，接着又是两名。下面轮到了魏斯和他旁边一个因脊椎受伤而直不起腰的人。俩人抬起头来准备被罩上麻袋，可他们却被押回了各自的囚室。
以后魏斯又两次被押赴刑场，每次都活着回来，但他觉得已经死过三回了。
经过三次刑场陪绑，魏斯变得心灰意懒。他发觉自己这种精神状态之后，感到十分可耻，决心再来当个模范囚徒，强迫自己行动起来，努力克服那铅块般压在心头的死亡之感。
四室里又变得洁净明亮。魏斯又开始做操，用半天时间作长途散步，一边走一边默念他心爱的作品，或者下几盘盲棋。
囚室里无昼夜之分。魏斯根据领到多少盘烂菜汤来计算日子。百瓦灯泡射出强光，象硫酸般灼着眼睛。自从那两个人停止光顾魏斯，百瓦灯泡换成了暗弱的小灯，只有一圈微微发红的钨丝。囚室里变得阴暗寒冷，好象一个坑穴。先前的强光烤暖了空气，倒也不怎样冷。现在寒冷却在无休止地折磨着魏斯。
死刑的威胁尚未解除。但他已经习以为常，置之度外了。每一夭，他给自已规定好第二天的任务。例如从莫斯科步行到巴科夫卡，往返四十六公里，去时心里想着瞧右边，返回时就瞧左边。
他为自己设计了很复杂的体操动作和数学习题。
他一度有些犹豫：是否作些让步呢？把自己知道的有关舒伦堡秘密外交活动的情况通通告诉他们，换取一个短暂的自由也罢。他仔细权衡了利弊，得出一个结论：他之所以至今未被处死，只不过因为还没有从他口中掏出任何东西。一旦他被掏空，他们就会象销毁空了的秘密文件袋一样把他消灭掉。此外，他的顽强劲头显然使盖世太保们觉得，他在政治谋报部门所担任的角色比他们预想的更为重要。
最主要的是，在舒伦堡和缪勒上面还有希姆莱，而舒伦堡是遵照希姆莱的嘱托行事的。如果缪勒利用魏斯提供的材料攻击碎伦堡，希姆莱肯定会知道，并且会充当他们的和事佬。二人和解之后（或者在此以前）就会一同来解决魏斯。当然，他可以逃避他们的报复。比如转入地下，参加祖鲍夫的小组。但这么做就断送了约翰·魏斯的前程，今后若要取得魏斯这样的地位，多少苏联侦察员又得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不，为了让约翰·魏斯活下去，必须争取自己活下去。
连监狱的看守也对这个囚犯敬重起来。一个判了死刑不知哪天就是末日的人还能如此顽强不屈，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不肯垮下去，这在他们看来是极为罕见的。
魏斯劲头十足，把囚室打扫得一尘不染。
他是一名遵守纪律的囚徒，朝气蓬勃，和蔼可亲，但从不丧失自己的尊严。
魏斯逐渐感动了两名看守。这是两个职业狱卒，平时在他们眼里，牢中的囚犯还不如笼子里的家兔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他们认为魏斯是模范犯人，对他有了好感，开始给他一点小小的方便。现在魏斯能够看到书了。他专心读书，排除杂念，使情绪稳定下来，并且用客观的眼光来审查自己。这样，他对自己就有了信心，有了把握，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失去自制的能力。
七月末的一天，看守突然来提魏斯。魏斯心想：“一定是押赴刑场。”
他感到奇怪是，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忧伤，没有恐惧，甚至不愿去想什么重大的事情。
也许，他已经倦于想到死亡，不再感觉到死亡的可怕了。他没有被押赴刑场，而是被带到上面的一层楼上，那里是一些普通囚室。
经过走廊时，他听见开关铁门的动静，水泥地上沙沙的脚步声，还有卫兵们的何掌鞋底踏在地上的响声。
一位德国将军反剪双手，满脸伤痕，从魏斯身旁走过。两名党卫队员用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