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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情报系统对情报的来源知之甚少。12月末和1999年1月初，有更多来自同一地方的情报报告说，劫机计划已经被粉碎了，因为两名恐怖分子（有粗略的描述）已经在华盛顿特区或纽约附近被捕。经过调查，FBI没有发现任何支持劫机威胁的信息；他们也不能证实报道中描述的那个被捕的人是否真的存在。1999年1月13日，联邦航空局警报在纽约地区机场解除。
12月17日，即美国和英国发动打击伊拉克的“沙漠之狐”行动之后的第一天，行动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建议本·拉登立刻袭击美国驻卡塔尔和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的情报。第二天，特尼特局长通过政府部门给总统、内阁和高级官员发了一份备忘录，报道说本·拉登在伊斯兰斋月到来之前会很快袭击美国目标，或许就在这几天。特尼特说他“十分地忧虑”。
随着警报的再次响起，行动小组成员开始考虑应该如何应对并防止袭击的发生。谢尔顿将军和津尼将军开始考虑军事部署。特别行动部队在稍后的时间里也接到了通知，他们可能被派遣执行高危险性的内外攻击任务：或许前往喀土穆抓捕一名本·拉登的高级谍报人员（即颇有名气的毛里塔尼亚人阿布·哈夫斯）——他好像正在策划一些秘密行动——或许前往坎大哈抓捕本·拉登本人。谢尔顿以援引人们记忆中的1993年摩加迪沙“黑鹰坠落”大惨败的方式，告诉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绝非没有风险。
12月18日，CIA汇报说，本·拉登将会前往坎大哈，并在那里制定巡航导弹的袭击目标。装着“战斧”巡航导弹的船只就停泊在阿拉伯海的海港内，收到打击目标的资料后会在几个小时内点火发射。
12月20日，情报部门获悉本·拉登会在哈吉哈巴什（Haji Habash）的房子里过夜，那所房子是政府官员在坎大哈居住场所的一部分。本·拉登小组的各部门首脑“迈克”告诉我们他很快就给特尼特及其代表约翰·戈登发了简报。CIA的加里·施罗因建议：“今天晚上打击他——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各部首脑的紧急电话会议。
各部门首脑建议用巡航导弹炸死本·拉登。他们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潜在的间接伤害——一些无辜的局外人可能被炸死或受伤。津尼将军预测这个人数将会超过200，而且特别担心清真寺附近遭到破坏。一名联合参谋部的高级情报官员显然做出了另一个不同的估计，他估计的间接伤害只有一半，也没有预测清真寺会遭到破坏。会议结束时，各部门负责人决定不同意总统下达的攻击命令。几个星期以后，克拉克于1999年1月写道，各部门首脑认为情报只有一半的可靠性，而且担心会伤及300人的性命。特尼特说他还记得对情报来源的可靠性表示的怀疑，以及会对清真寺造成破坏的担心。“迈克”记得特尼特告诉他军事部门担心距离最后一次看到本·拉登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这一点让众人觉得军事打击失败的可能性很高。
一些低级官员非常生气。“迈克”向施罗因汇报说，这个决定出台后他夜不能寐。他写道：“我确定我们会为昨晚没有采取行动而后悔的。”他还批评了那些“担心一些散弹片会击中哈巴什清真寺，‘要保护穆斯林’”的各部门首脑。他评论说在决定打击伊拉克的穆斯林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如此敏感。这些主要首脑们，他说，已经被下面这种情况困住了：努力让其他人——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部族人员——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施罗因也为此倍感失望。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我们或许会为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而后悔。”联合参谋部负责行动的副部长也同意这种看法，虽然他告诉我们后来的情报显示本·拉登在美军采取行动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寓所。他又说，打不中本·拉登 “会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但我们确实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第四部分：对基地组织首轮袭击的回应秘密行动（3）
各部门首脑开始考虑通过不同的部族人员采取更具有进攻性的秘密方案。中情局官员建议，地方部族成员喜欢直接攻击而不喜欢路边伏击，因为前者更好控制、危险性小，而且还能增加他们的技巧和经验。但每个人都知道如果真的让部族人员去执行这样的攻击，必定是一场火拼。目前的通知备忘录指示中情局抓捕本·拉登，但只有在自卫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致命武器。现在开始研究新的备忘录无疑会给部族人员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这样做的意图是，如果抓捕行动看起来不能完全成功时，他们可以使用致命性武器。
这种敏感性文件的初稿强调只适用于抓捕本·拉登的行动。部族人员只有在抓捕本·拉登而没有杀死他的情况下才会拿到酬金。政府官员同意了这份草案。但是，12月21日，即各部门首脑决定不用发射导弹的方法袭击坎大哈后的第一天，中情局领导人强烈建议修改草案的语言：无论本·拉登被活捉还是被打死，部族人员都会得到报酬。后来伯杰和特尼特一起把这种思想加进了草案。
伯杰向克林顿汇报以后，他们都同意必须采取非同寻常的行动。新的备忘录称如果CIA和部族人员判断抓捕行动不可行（这种判断在他们看来是清晰的），可以杀死本·拉登，研究这份草案的司法部律师告诉我们可以预想到的情况是一伙部族人员在袭击某一地点时，肯定意味着一场枪战。可能的话，本·拉登及其同僚可能会被抓住，但也有可能被杀死。政府的立场是根据武装冲突的法律，杀死一个要对美国实施威胁行动的人可以视为自卫行为，而不能视为暗杀。1998年圣诞节前夕，伯杰把草案的最终定稿连同一份备忘录的说明稿一并交给了克林顿总统。总统批准了这份文件。
由于白宫考虑到这次行动高度敏感，因此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通知备忘录的内容。伯杰安排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顾问去通知奥尔布赖特、科恩、谢尔顿和雷诺。任何人不得保留复本。根据法律规定，对国会领导人也只是简单通报一下。司法部长雷诺给总统写信，表达了她的担心：她警告可能会产生报复行为，包括把美国官员作为报复的目标。她没有提出任何司法异议。有一份连同手写指令在内的草案终稿的复本本来是送给部族人员的，但却被雷诺拿走了。
特尼特转告中情局工作人员，让他们向部族人员传达总统的指令：美国政府希望抓捕本·拉登及其同僚，但是如果抓捕行动不能顺利进行，部族人员可以杀死他们。指令又补充说，部族人员必须避免伤及无辜人员，如果本·拉登及其同僚缴械投降，那么不能杀死或虐待他们。如果部族人员最后没有满足这些要求中的任何一条，都将不会得到酬金。
中情局办事处官员向部族人员一字一句地传达了这些指示，但在传达时加了一个前言：“上至美国总统下至街道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想制止他（本·拉登）。”如果部族人员抓住了本·拉登，CIA官员向他们保证本·拉登将受到美国法律的公正审判，并且会人道地对待他。中情局官员报告，部族人员说他们“完全理解了指示的内容、含义和精神”，他们的反应是“我们会全力抓捕活的本·拉登，决不会有故意杀死他的想法”。部族人员解释说，他们想证明他们的行为准则比本·拉登及其恐怖分子同僚的行为标准要文明得多。传给施罗因的一个附加指示说，部族人员注意到如果他们采用本·拉登的道德规范，那么“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但他们受到自己的能力以及“信仰和必须遵守的法律”的制约和限制。
施罗因和“迈克”对部族的反应印象深刻。施罗因在电报中说，部族人员做这件事不是为了钱，而是为阿富汗的未来投资。“迈克”同意，部族人员不愿意杀死本·拉登不是“被掌声打断的表演”。他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只是看起来足够相称和公平。”
克拉克政府内的决策者们，包括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告诉我们总统关心抓捕本·拉登秘密行动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他希望本·拉登死。这种意图决不会在中情局内部传达和解释。特尼特告诉本委员会，除了在一个特定条件下（我们在后面讨论），中情局才会被授权具只能在抓捕本·拉登的过程中杀死他。中情局的主要管理人员、执行人员和律师肯定了这种理解。“我们常常说杀死本·拉登本来是那么的容易，”一位前本·拉登机构负责人如是说。
1999年2月，另一份通知备忘录草案到了克林顿总统的手里。该草案请克林顿同意中情局把同样的指示传达给北方联盟，就像传达给当地部族的那样：如果成功抓捕本·拉登的行动行不通，他们可以杀死本·拉登。然而，克林顿这次删掉了他在12月份已经批准的一些关键性语言，同时加入了更多模棱两可的语言。接受我们采访的人中，没有任何人清楚总统这样做的真正意图。克林顿总统告诉本委员会他对为什么重新组织草案的语言没有记忆。
1999年的晚些时候，当需要用司法权力来招募新的合作者、进一步减小偶然性的范围时，律师们才又重新找出1998年秋天使用的语言——只有在抓捕行动中才可以使用武力。考虑到该文件的每一个字都在1998年12月获准通过，以及后来又回到了较早使用的语言，因此可以理解前白宫官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为何会在克林顿是否授权中情局杀死本·拉登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
第四部分：对基地组织首轮袭击的回应秘密行动（4）
这种辩论带有一些学术气氛，因为可利用司法权力的限度没有得到验证。克拉克跟伯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