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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驱使他们从事各种劳动，垄断洛阳工商业。
战国时期的统治阶级，是由衰落的领主阶级和新起的地主阶级（包括士和大商贾）构成的。
二 被统治阶级
农民农民是人口中占最大数量、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一个大阶级。孟子说“无君子（统治者）莫治野人（农民），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篇》）。孟子造出农民应该受治的理论，正好说明统治阶级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得到生存。荀子主张“省（减少）工贾，众（加增）农夫”（《荀子·君道篇》），以为“工商众则同贫”（《富国篇》），加增农业生产者是国富的根本，这也说明农民是主要生产者。战国初，魏文侯用李悝行“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辟草莱，任土地，允许土地自由兼并。李悝又创立一种平籴法来减轻兼并对农民的迫害。这个方法是国家遇丰年，平价买入农家余粟，凶年则平价卖出积粟，使农民得继续生产免于流亡。照李悝的计算，农夫一家五口，耕田百亩，平均每亩收一石半（约合今三斗），得粟一百五十石。除十分之一的租税十五石，余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平均食一石半，五人一年共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卖钱三十，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赛会用钱三百，余钱一千零五十，每人衣服用钱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加上妇女纺织，全家收入大体相抵。）如遇天灾和疾病、丧葬、临时赋敛等意外费用，便入不敷出。事实上，公田制废弃后，农民不是都有田百亩，少地农民生活自然更穷困，有百亩田的农民，负担也极沉重，很难出入相抵，李悝平籴法多少起着保护农民的作用，是有进步意义的一种措施，因为比商人地主任意操纵，到底是好一些。
上述农民生活情况，各国大体相似。商人、地主乘 河南信阳出土战国木俑农民困急，放高利贷，因而取得粟米、土地与奴婢。弱赖对秦王说，商人不耕作，却有积粟，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农夫终年劳苦，家无积粟，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可见农民的收获物、田宅与一家人，都是商人、地主榨取的对象。
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削，竭力求谋生存：有的节衣缩食，生活费用减到最低程度；有的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有的离乡背井，散至四方谋生。一般失去耕地的农民，有的在商店当佣工，有的为人灌园，有的充当雇农。韩非子说雇农出卖劳力替人耕作，主人给他衣食工钱，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流浪到都市上，充当临时雇工的，人数也不少。如荀子说，雇市上佣工打仗；韩非子说，雇佣工开沟渠。农民用这些方法都不能维持生活时，有的只得饿死在沟壑里，有的只得卖身为奴隶。
有了农民阶级，自然要分化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各个阶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它们都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决不能说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已经存在着农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了。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并无发展的前途，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只能希望自己变成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能希望自己变成资本家，富农也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同样，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里，除了富农，农民也可以变成工人阶级。由于农民阶级的特性，所以无须怀疑封建社会里是否存在着富农。
魏国有温囿（果园或菜园），每年收租八十金，后来租给西周君，年租一百二十金。小国君可以向大国租园子，农民向地主租耕地，自然更是常事。孟子荀子都说，一个农夫应该有五亩宅地，百亩耕地。孟子又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篇》）。农民失去耕地或耕地不满百亩，不能养活一家人，是当时普遍的现象，所以孟子主张行井田制度，给农民一百亩恒产，使束缚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膝文公篇》），这样，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工商 战国时民间小工商业比东周更见发达，在山东各国，当有相当大的人口从事小工商业。这种人自己制造器物，自己设肆出卖，如韩非子所说，车匠希望人富贵，棺匠希望人死丧。韩非子又说，工匠造恶劣器械，骗农民的钱。荀子主张禁止工匠在家里制造器 具。这都说明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农民生产的主要配合者。
奴隶 奴隶也有相当数量，来源是俘虏、罪人和贫民。《周礼》质人掌管市上买卖货物的契券，所谓货物，指人民、牛马、兵器、珍异。人民当作一种货物来买卖，自然是奴隶或农奴。《周礼》司厉掌管惩治盗贼，罚盗贼为奴，称为罪隶。《礼记·曲礼》有献民虏礼，民虏就是奴隶。官府和富贵人家用奴隶供役使，但多数用在手工业生产上。官府手工业的大官称工师，管理百工，督促手工业奴隶工作的人称监工。盂冬月（十月）国君考验制成的器物，器物上刻有工人姓名，如制作不良，要追究治罪。季秋月（九月）百工停工一月，其余不得休息。官府手工业造贵族用和军用器物，对人民生活没有益处。大商贾利用奴隶劳动，经营采矿冶铁等业，这种奴隶劳动，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起了配合的作用。《韩非子·喻老篇》说“好年景，臧获（奴隶）耕种的田也能丰收”，足见奴隶也用在农业上，不过耕种得不好。
战国时，构成封建社会的阶级，主要的不是领主和农奴而是地主与农民了，但山东各国的领主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秦与六国间进行长期的激烈战争，说明完全地主政权与半地主半领主政权间的斗争是当时主要的斗争。地主与农民间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势下还不到激化的程度。秦统一全国后，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
第三节 七国兴亡
商鞅相秦孝公变法，变落后国为先进国。商鞅定策，先击败魏国，逼魏东迁。秦据黄河、函谷的天险，可以出兵攻击山东诸国，完成帝王统一的大事业。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
魏在秦孝公以前，是天下最强的国家。魏都安邑，逼近秦国，商鞅认定魏是秦的心腹病，非魏灭秦，即秦灭魏。前三四○年商鞅大破魏军，魏惠王弃安邑迁都大梁。前三三二年（秦惠文王六年），魏献阴晋（陕西华阴县）。前三三一年，秦大败魏兵，斩首八万，次年魏献黄河西岸地求和。前三二九年，秦兵渡河取魏汾阴（山西荣河县北）皮氏（山西河津县西）。前三二八年，魏献上郡十五县。秦既得河西全部魏地，黄河天险，在秦掌握。从此秦不断攻夺河东魏赵土地，主力则出函谷关攻击韩国。
正当秦魏两大国连年战争的时候，山东诸国害怕起来，不知怎样来抵御秦国。策士洛阳人苏秦创合纵说。前三三四年，苏秦见燕文侯说合纵的利益，文侯送他车马金帛，去联合各国。赵、韩、魏、齐、楚都听从，赵王做纵长，苏秦一人佩六国相印。所谓合纵，就是从燕 到楚，南北合成一条直线，共同反对西方的秦国。苏秦合纵的规约是：
秦攻楚——齐魏出兵援救，韩断秦粮道，赵燕作声援。秦攻韩魏——楚攻秦军后路，齐出兵助楚，赵燕作声援。秦攻齐——楚攻秦军后路，韩守成皋，魏阻秦道路，燕出兵救齐，赵作声援。秦攻燕——赵守常山（河北正定县），楚屯武关（陕西商县东），齐渡渤海援燕，韩魏出兵援救。秦攻赵——韩守宜阳，楚屯武关，魏屯黄河南岸，齐渡清河，燕出兵援赵。苏秦这个计划，对秦国是不利的，因为山东六国土地比秦大五倍，兵力大十倍，如果六国坚持合纵，秦的统一战争将遭受极大的阻碍。不过六国相互间存在着矛盾，都想乘机从与国方面得些便宜，纵约极不稳固。苏秦的合纵前后只有三年便解散了。后来几次合纵也不曾阻止秦兵的进攻。
秦国破坏合纵的方法叫做连横，就是结合山东任何一国，连成一条横线，攻击其他各国。《韩非子·五蠹篇》说“纵者，合众弱（山东六国）以攻一强（秦）也；而衡（横）者，事（投降）一强以攻众弱也”。战国策士奔走游说，议论风生，归根只是纵与横两种主张。七国间此战彼和，变化无常，归根也只是纵与横两种活动。秦昭王时，范睢为相，定“远交近攻”策，连横愈益得势，合纵愈不易成，但秦仍怕山东合纵，直到战国末年，胜败已定，还是怕纵的合成，所以秦始终坚持连横，用山东策士为相，执行这个国策。当苏秦在山东合纵，秦用魏人张仪为相，进行连横。前三一八年，六国第一次合纵出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秦出兵函谷关击破韩军，六国退走。前三一七年，韩、赵、魏、燕、齐五国连同匈奴共攻秦，秦大败韩赵军，斩首八万二千，韩赵引外族兵助内战，结果是遭受可耻的大败。前三一六年，秦灭蜀，后又灭巴，愈益富强。前三○七年，秦取韩宜阳，斩首六万。宜阳是韩国大都邑，宜阳入秦，行军更便利。秦又渡河筑武遂城。韩君先世坟墓在平阳（山西临汾县西南），武遂离平阳七十里，韩君被胁不敢反秦。前二九三年，秦大将白起大破韩魏兵于伊阙（河南洛阳县龙门山），斩首二十四万。此后韩魏兵力大衰，献地求和，不敢抗秦，秦主力南向击楚。
楚怀王与齐湣王相约彼此互救，秦派遣张仪见楚怀王，劝楚与齐绝交，秦愿送还商於（河南省淅川内乡一带）地六百里。楚怀王大喜，与齐绝交，请张仪为楚相，派人跟张仪到秦受地。张仪说，我只说六里，不曾说过六百里。楚怀王怒，前三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