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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正补佛教之不足。大抵南北朝末年，佛道两教势均力敌，只要争取到统治者的偏宠，就能暂时压倒对方。隋唐两朝特别是唐朝，佛道两教斗争的形势，甚为剧烈，朝廷忙着做调剂工作，不敢使宗教太显著地失去均势。下文着重讲唐朝的道教，必要时也不能不涉及佛教和儒学。
道教高谈清静无为，佛教专演苦空寂灭，不过这都是些装门面的话头，实际完全相反，他们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有些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发动者。周武帝兴道灭佛，佛徒助隋反周，特别是女尼智仙，给隋文帝影响最大。周武帝死后，著名道士焦子顺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帮助他阴谋夺取周政权。隋文帝即帝位，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天师商议军国大事，怕他往来疲劳，在皇官附近立一个五通观，使他安居。焦子顺助隋灭周，目的是想在新政权中为道教占一地位，极端崇佛的隋朝，道教还能保持仅次于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焦子顺政治活动的结果。统治者对道教总没有对佛教那样放心，开皇十三年（五九三年）命令私家不得藏纬候图谶。道教的妖言，使隋文帝畏惧起来了。隋炀帝刚即帝位，于大业元年（六○五年），便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查出后处死刑。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令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检查，不许随便出入。道术坊中人固然也与佛教徒有关，但关系更密切的却是道教徒，隋炀帝这种处置，显然是怕有人象焦子顺那样给政治野心家密告受命之符。事情果真是这样。一个著名道士王远知给唐高祖李渊密传符命。又有僧徒景晖授李渊密记，说他当承天命。道士僧徒看到旧统治不稳，在强宗豪族中寻找可能取得政权的人，给他传符命，事成算是助义有功，事不成，传者口说无凭，可无危险。地主阶级分出若干利益，扶植宗教，原意是要它们起助顺作用，但在统治者地位动摇时，它们又起助反作用。隋朝的经验，使唐朝十分注意儒佛道三种势力的均衡问题。
李渊本是迷信极深的庸人，他在起兵反隋时，对佛许下大愿，说做成皇帝，一定大弘三宝。这个庸人在做成了皇帝，并且削平群雄，政权稳固以后，感到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对朝廷是不利的。他排除众议，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勒令被沙汰的人还俗，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其余寺观，一概废弃。寺观比例，似乎两教待遇公平，实际是打击佛教，暗助道教。因为佛教在隋朝得到无限制的发展，现在寺数大减，自然要大批僧尼还俗，道教人数有限，与佛教有不差多少的容身地，还俗就不是什么迫切的利害关系。这个诏令刚宣布，唐太宗发动政变，停止沙汰僧道。
李渊所姓的李，无疑是北周的贵姓，这种关陇贵姓，远不能和山东士族比高低。李渊自称出自陇西李氏，即使是真的，门第也不算高。著《道德经》的李耳。早被道教徒吹成高大无比的教主，李渊想提高门第，和教主攀亲是个简便的方法。李渊即帝位的第三年（六二○年，武德三年），晋州（山西临汾县）人吉善行，说在羊角山地方见到一位骑着白马的老叟，叫他转告唐天子说，我是你的祖宗，今年击贼（王世充）获胜后，子孙享国一千年。李渊听了吉善行的话，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这样，李渊与李耳的祖孙关系就算确定了。次年，他到终南山拜谒老君庙。大概羊角山立庙以后，其他地方也相继立庙，宣扬皇帝与老君是亲属。李渊利用道佛二教，还利用儒学，六一九年（武德二年）他命令国子监里立周公（先圣）孔子（先师）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六二五年（武德八年），他亲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挛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唐太宗。唐太宗迅速获胜，道教按照唐高祖兴道抑佛的既定方针继续得到发展。王远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唐太宗战胜王世充和窦建德，回到长安，有一天同房玄龄著普通人衣服去见王远知，王远知迎出来说道，这里面有圣人（皇帝），难道是秦王么？这显然是诈术，秦王身被黄金甲，率铁骑万匹，坐兵车，押王窦二俘到太庙行献俘礼，王远知在路旁看热闹，岂有不认识秦王之理，他行施这一诈木，秦王果然被迫承认了。王远知接着说，将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干。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给王远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观，表示崇敬，这个王远知也就俨然成了神仙。所谓神仙异人，说穿了无非是行施诈术是否得售，王远知就是行诈得售的一人。唐太宗为推崇李耳，在儒学方面有所安排，六二六年（贞观二年）取消周公的先圣名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这是因为老聃不过是东周的一个史官，周公则是西周开国元勋，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顺。孔子相传是老聃的学生，尽管唐太宗大崇儒学，不妨碍老第一，儒第二的次序。佛道两教互相排挤，都想本教独尊，六三七年唐太宗下诏，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这是僧道争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夺得优势的第一次。六三九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毁谤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不过，唐太宗偏护道教，仅仅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孙，并不减损对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动，他不曾缺少一件。他信佛教实际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长生药就是明证，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种政治行动，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六三八年即贞观十二年，唐统治已经巩固，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仍居次位。唐太宗出面斥责，才改列皇族为第一，外戚为第二，降山东崔氏为第三。皇族能够勉强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为皇权巩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则就是唐太宗发怒力争，未必能使旧士族承认，可见提倡道教还是有效的。
唐高宗与武则天是夫妻，但争夺权力的矛盾显然存在，唐高宗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武则天以佛教徒为自己的拥护音。六六六年，即政权全归武则天的第六年，这个实际已经夫位的懦夫，到孔子庙行札，赠太师名号，这大概是对儒生表示求助。他又到毫州老君庙行礼，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曰先天太后，上尊号丝毫无救于李姓的失势。武则天召集僧道百官议《老子化胡经》，并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一概焚弃，不得列在道经之内。这一来佛教徒大占优势。唐高宗教诸州营造孔子庙堂及学馆，儒与道联合，可能给佛徒一种压力。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土人。唐高宗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僧徒自称是释子（释迦的儿子），唐高宗这样处置，意思是说凡道士都是李耳的儿子，应该拥护李姓的皇帝；又令贡举人必须兼通《道德经》，实际是要合儒道为一个拥李的力量。六八三年，唐高宗死，武则天夺取帝位的活动愈益迫切，佛徒助武则天夺位有功，得到的报酬是明令规定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这时候，道教徒知道失势，要恢复首位无望了，就有些道士要求弃道当僧，如洛阳弘道馆主杜义乞改行为僧，武则天赐名玄嶷，并特赐僧寿三十岁。老道士一下变成老和尚，有资格反道了。他作《甄正论》，斥责道经，说是全出伪造，这个道教的叛徒，大受佛教徒的称颂，其实，唐高宗不死，杜义到死也决不会变玄疑。佛教正在得势，有一个僧人请求销毁《老子化胡经》，武则天指定八个学士（儒生出身）讨论这个僧人的请求，讨论的结果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为什么一向崇佛曾下令焚弃《化胡经》的武则天会保护《化胡经》，可能她正要杀悍僧薛怀义，杀死以前，对道教表示一些好意。宗教只是统治者用来摆弄别人的玩具，宗教徒希望充当的，起初也无非是这种玩具，每当被摆弄的时候，就有得利的机会。到了后来，即统治者本身中宗教毒极深的时候，宗教就要反过来摆弄政治，甚至宗教指使教徒发动宗教战争，取得政教合一，使政从属于教。武则天中佛教毒是很深的，但还能保持清醒，掌握摆弄佛道两教的权力，所以她是一个能干的皇帝。她晚年也求长生药，令僧人胡超合药，三年合成，所费巨万。这个僧人名胡超，可能是胡僧冒用汉姓名。大概胡超合药不敢用峻烈药物，这样他自己免了死，武则天也免了死。吃长生药不死，除去武则天恐无第二人。
唐中宗恢复帝位，起初意识到自己复位是唐朝中兴，赶紧下令贡举人依旧学《老子》，老君依旧称玄元皇帝。不久韦皇后掌权，佛教徒又得势。华严宗所谓三祖的法藏，著述甚富，声名甚大，曾被武则天封为贤首菩萨戒师，他在唐中宗时，与僧慧范（太平公主的奸夫）等九个人，因造圣善寺（纪念武则天的佛寺）有“功”，同时受赏，九人并加官阶，赐爵郡公或县公。他是慧范一流的僧人，非善类可知。唐中宗韦皇后作恶不久，就都死去。同样昏懦的唐睿宗继位作皇帝，他依然受佛教的引诱，走向灭亡的道路，“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佛教控制唐政权似乎颇有可能了。可是，道教起着对抗的作用，使得佛教遇到阻碍。佛道争夺权利互不相让，唐睿宗无法判先后，令在法事集会上，僧尼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看到了佛教所含有的危险性，即位以后，大兴道教，实际就是阻遏佛教的无限发展，同时也是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