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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道教的流行
道教是汉族自创的一种宗教，目的在对抗外来宗教——价教。汉族统治阶级也曾想利用鬼神来欺骗民众，《周易·观卦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象辞》相传是孔子所作。如果确是这样，是孔子也知道宗教对统治者的好处。可是孔子所传的儒学，却是不语神怪专重人事的一种学说，儒学对统治阶级有很大的好处，但说教者是所谓圣人而不是天帝或代天帝立言的半神人。儒学虽在汉族封建社会里生了不拔之根，但比起宗教来，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因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最大限度只能管人（民众）的生前，不能管人的死后，而管到死后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西汉今文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曾力图改造儒学成为宗教，结果毫无成就，想改造孔子从圣人变为天神，事实上是困难的。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兴起，在阻碍儒学宗教化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东汉统治阶级更着重在创立宗教化的儒学，谶纬大为盛行，同时古丈经学也盛行起来，反对谶纬，使孔子保持儒师的本来面目。东汉统治阶级创教运动完全失败了。
佛教是强烈的麻醉剂，它那一大套什么布施得福，许愿（贿赂）免罪，净土地狱，因果报应，精神不灭，六道轮回等等耸人耳目的骗术，东汉统治阶级当作新奇的工具，予以接受和利用，是毫无困难的。但汉族有传统的伦常道德，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等五伦。佛教恰恰是破坏这些伦常的异端。汉族统治阶级决不肯放弃儒学的伦常，也决不肯放弃佛教的骗术，而佛与儒又各已定型，不能融佛儒为一教，这样，东汉统治阶级只好采取提倡儒学，限制佛教（只许胡僧传教，不许汉人出家），放任道士创立道教。胡僧到魏晋间还叫做乞胡，他们靠讨饭度日，所有骗人的方法，如果不行施出来，就无法谋生。道士在旁偷看，把所有骗术都学会了。骗术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敢说无边无际的大话，所谓大言不惭，就是佛教绝技之一。道士本来也是敢说大话的，得到佛教的启示，说大活的本领并不比佛教差一些。它 迅速拥出黄帝老子为教主，宣称读《道德经》五千言，与读佛经有同样的功德。东汉初年，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经，拜的是释迦，只要能降福，念什么拜什么都无所谓。当时胡僧势力孤弱，没有汉僧作徒党，又不曾译出佛经，只好让信徒读道经。尤其使佛徒不堪的是道士造“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谎话，后来演化为“《老子化胡经》”。《化胡经》虽在西晋末出现，故事却在东汉时开始编造，编造的方法不外取佛书用以瞎吹释迦的话头，一概搬来给老子装上。例如说老子生下来，即有九龙吐水灌洗其身，化为九井。老子生下即能行走，一步生一朵莲花，共有九朵。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化胡经》又说“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这样说来，释迦是尹喜的后身，又是老子的徒弟，对佛教是很不利的，佛教徒心怀愤恨，但在东汉魏佛教势力薄弱时期，只好默认这种侮辱，并且还可能默认佛是尹喜后身而减轻传教的阻力。
《史记·老子列传》称为隐君子的李耳，被道教徒装扮成比释迦高一辈的大神圣，道教有了教主，还缺少道经，必须从速制造。东汉张道陵造《灵宝经》及《章醮》（音叫jiào）等二十四卷（一说数百卷），粗具宗教规模。东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派遣学生宫崇到宫门献上所谓神书——《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这是《太平青领书》的宗旨，所有两汉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以及神仙家的长生术，都可以包罗在这个著书宗旨里面。因为东吴孙策杀了道士于吉，结果对孙策不利。曹操引为教训。照曹植《辩道论》说，曹操招收道士，不是想求神仙，而是“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这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塑造出来的道教，现在反成了统治阶级看作奸诡妖恶的可怕之物，这说明黄巾起义是道教被敌对阶级——农民阶级所利用，对统治阶级说来，道教还必须切实驯化，即增加儒学的伦常，佛教的因果报应，再其次是神仙家的长生术，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无后患的工具。东晋葛洪著《抱朴子》，是继《太平青领书》以后第二次制造标准道书。葛洪的先世葛玄，孙吴时造《上清经》，葛玄的弟子郑隐，有道书数百卷，传授给葛洪。葛洪凭借葛玄的遗业著《抱朴子》。《抱朴子·内篇》专谈炼丹术，这自然是道教本色。外篇专谈人事，谈来谈去，不能超出儒学的范围。道教这一次著书尝试又失败了。葛洪著《抱朴子》以前，道教已经造了不少道书，据《抱朴子·遐览篇》所记异书，大体上分经、图、记、符等四类。这几百卷道书，根本目的是要炼金丹，金丹一成，所有道书都可以作废。统治阶级需要道教，是要象佛教那样，能麻醉广大民众，葛洪著《抱朴子》，依然缺乏宗教的麻醉作用。
南朝刘宋时，有道士陆修静撰《灵宝经目》，他对宋明帝说，“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零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隐在天宫”。陆修静所说道书卷数比《抱朴子·遐览篇》多几倍，大概晋宋间又有人大造道书。造书的方法，看来主要是偷窃佛书，陆修静所说“或采搏余经，或造立序说，或回换篇目，稗益句章，作其符图”。所谓采搏余经，就是剽窃佛书，所谓回换篇目，裨益句章，就是取原有道书，改头换尾，增添文句，算是新书。陆修静本人是否剽窃佛书，造出道经，尚无明证。他和名僧东林寺释慧远是朋友，慧远是收藏南北译出佛经最多的僧人，陆修静从东林寺看到许多佛书，窃取一些来补益道书，应该说不是不可能的。陆修静造论文八篇，其中一篇题为《自然因缘论》，所谓因缘，显然受佛书影响，加自然二字便成为道教讲因缘。按照这个方法，取佛书原文，改换几个专用字，如世尊改为天尊，佛道改为真道，真金像改为元始真，佛书很方便地就变成道书。自从道士发现这个方法以后，道教的宗教作用，开始可以同佛教比高低，佛教一整套谎话骗术，道教全部搬来，应有尽有，佛教独家出卖的麻醉剂，现在变成两家分卖了。对统治阶级说来，多开一家麻醉剂分店，以广招徕，并无不利处。它知道让道士偷窃佛书，是充实道教的最好方法，所以任令道士继续偷窃，同时又助佛徒继续译出新书，以便道士永远有新书可偷。从南北朝以下，统治阶级调剂佛道儒三大势力，力求三方有相当的平衡，使各显其用。道教愈是宗教化，就愈为统治者所重视，而宗教化的关键，在于偷佛书是否足够，尽管僧徒痛心疾首，指控道士偷窃，证据十分确实，却无人查究。统治者利用宗教，是很巧妙的，道教在这种扶植下，发达起来了。
陆修静第一次编道书的总目，说明刘宋时道教已积累起不少的图书，可以自立门户。陆修静以后，又续有添造，南朝齐时陈显明造《六十四真步虚经》，梁时陶弘景造《太清经》及《众醮仪》十卷。北朝元魏时寇谦之造《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又造《录图真经》六十卷。陆修静与寇谦之同时，这说明南北朝初期，南方和北方，道教都已经是成熟的宗教，可供统治者利用，北朝魏太武帝甚至要兴道灭佛，北方道教势力似乎比南朝更强大一些。北周武帝又一次兴道灭佛，道士焦子顺等人，乘机偷窃佛经一千余卷作为道书。当时玄都观道士奏上道经目录有二千零四十卷。陆修静说道经一千零九十卷，到北周忽增至二千零四十卷，所增之书，主要是《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书八百八十四卷，焦子顺等所偷佛书一千余卷，大概要隐藏一些时候，陆续宣布。依《玄都经目》说，道书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中二千零四十卷有书可查，其余四千三百二十三卷并未见书。按《隋书·经籍志》载佛书有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周武帝时佛书卷数比隋要少一些，《玄都经目》所说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未见的书，当是指尚未偷来的佛书全部。如果周武帝的统治能延长若干年，佛书将要全改为道书。
道教偷佛书愈多，本身与佛教的区别就愈少，佛教用来诱惑愚人的一套，道教也应有尽有，有些还是道教比佛教得到统治阶级更多的欢心。例如佛教无父无君，不知忠孝，这在统治阶级看来，是最大缺陷。道教补起忠孝两条，就满足了统治阶级的要求。《玉清经·本地品》说元始天尊讲十戒，第一戒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第二戒戒杀生，与佛戒同；第三戒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家国。另一道书说五戒十善，五戒全同佛教，十善则第一是孝顺父母，第二是忠事君师，二善正补佛教之不足。大抵南北朝末年，佛道两教势均力敌，只要争取到统治者的偏宠，就能暂时压倒对方。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