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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20）的态度与卫成（01）相似。钱民（13）对政界精英不以为然，相反，对商业精英非常钦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我对那些从政的人不感兴趣，因为关系不大。对他们的施政纲领，体会不是很深，感觉距离比较远。我们关心比较多的是业界的精英，企业方面的，创业方面的，我们比较佩服。他们无论在管理才能、知识水平上，都要比一般人高一大截，对这种人比较佩服的。对一些民营企业的比较佩服，对国营企业的差些。他们这些人有时候感觉很糊涂。杨波（20）看中社会上层对社会的贡献。对于腐败的官员，他则比较反感，同时感到无能为力：如果他们（社会上层）的收入是合法的，能够给国家创造经济财富，我对他们是很尊敬的。但是如果他们掌握权力，不为国家谋利益，我是很讨厌他们的。但对他们又没有办法。可以看出，相对政界精英而言，中间阶层整体上更认同商业精英。除了高级官员的腐败为整个社会——包括中间阶层在内——所反感之外，由于媒体对商业精英大量的报道，特别是对他们成功经历的报道，使得商业精英似乎距离民众的距离更近一些。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受阶层分化与冲突（3）
但这并不表示社会各阶层都能在感情上对“有钱人”一致认同。由于社会结构层次的差别，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直接接触仍然比较少。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一样，在中间阶层与“有钱人”之间也存在疏远与隔阂。不可否认，媒体除了对富人的成功进行宣扬，还对“富人”的“为富不仁”进行了大量负面报道，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使得“有钱人”的形象受到损害不佳。丈夫卫成（01）极力称道企业主的社会贡献与义举，蒋丽（02）却不以为然，认为有钱人往往能够素质不高：即使有些人再有钱，素质也不是很高，……也许这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有关系。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些人的。不是因为他有钱什么的就讨厌他、嫉妒他，是因为他们素质高的人还是少。好像这些人有了钱，反倒丧失了什么。不太愿意和这些有钱人接触。谈到现在的仇富心理，卫成（01）认为“有钱人”应该回报社会：有些老板不一定为富不仁，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有钱人回报社会的机制，消除对有钱人的隔阂。“有钱人”形象不佳的另一原因是富人阶层的“原罪”问题，也就是“富人”在原始积累阶段并不都是正当的。自己的企业正蒸蒸日上的许刚（28）认为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一些说法代表了企业主群体的立场，有为富人群体进行辩护的味道，容易引起争议。他说：对富人负面的舆论其实很多的。比如刘某某（女电影演员，成名后进入商界），被抓起来，又被放出来。那一段的讨论其实很不利于企业主，就是对原始积累时期的原罪问题，逃税之类，这是事实嘛。我不相信哪一个私营企业没有逃过税，特别是起步的时候。但它的价值在于它发展起来之后可以解决很多的就业问题。可以为国家多缴税。非得倒旧账，是把他们都抓了、都判了刑好，还是放过他们让他们纳更多的税好处多？哪个更有利？他们在监狱里只是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但在外面是个企业家的价值。关键是富人成功之后要有回报社会的态度，争取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不是大众的仇视。在访谈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直接接触过上层群体的人往往会在态度上发生一些变化。疏远导致隔阂，而交往使得隔阂减少。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群体的感情是抽象的、激烈的，而对于直接接触到的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这种态度往往被“软化”，特别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因此，当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有相互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对于社会上层的态度会更宽容一些。与社会接触较多的研究生吴芳（30）描述了这种态度变化的感受：上层拥有不劳而获的资源，感觉不平等，恨他们。有这种想法只是出于一种良知，其实他们并没有触动我的利益。如果从新闻上看到那些恶性案件，就会觉着十分愤恨。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和这种人有实际的接触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甚至当这些人对你有所帮助的时候，你还会感激他。对于他所拥有的东西呢，也不那么反感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宽容。（笑）就是说，（我）抽象上不喜欢这些人，但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容忍度要大。综上，如中间阶层对社会下层一样，他们对社会上层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在和社会上层距离较疏远的情况下，中间阶层的态度容易受到媒体舆论的引导，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负面印象多过正面印象。在和社会上层的接触中，这种印象可能会有所转变。也就是说，抽象的社会上层比具体的社会上层要更“可恶”一些。对于“有权的人”，印象大多是贪污腐化；对于“有钱的人”，艳羡、敬佩、疏远和厌恶等各种情绪都存在，相对多元化。相比较而言，中间阶层（特别是白领群体）对于商业精英比政府官员有更多的敬意。也许，如果研究一下社会基层对中间阶层的感情认同，也会得到与上述复杂情绪类似的结果。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模糊的阶层冲突意识（1）
大多数中间阶层对于“阶层冲突”这个话题显得缺乏深刻的思考。从宏观、抽象的层次，他们对是否存在阶层冲突、存在怎样的阶层冲突并不清晰。许刚（29）在谈起阶层冲突这个话题，语气有些犹豫，只是笼统地认为社会位置较低的人对社会位置较高的人会有意见。一些结论与其说是来自体验，不如说来自一些模糊的印象：不同社会阶层肯定有冲突。一个阶层自然对另一个阶层产生不满意。我估计每个人对政府和官员都会有意见，包括我个人是这样。商品社会政治要配合经济嘛。另外，我感觉是不是低阶层的人都对高阶层的人都会有意见？因为低阶层的人都想成为高阶层的人。比如员工对企业家阶层是不是有意见？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有可能。不过肯定有仇富心理，比如砸汽车啦。有这些报道。朱海（05）认为阶层冲突是永远免不了的，但也是基于一种基于阶层分化事实的“应然”（should）推断：应该有（阶层冲突）吧。下面的人想向上，上面的人想控制下面的人。我说的冲突不一定是暴力冲突，这些冲突也许不是能看得到的。里面的东西变化了，就会带动整个阶层关系的冲突。他所说的“里面的东西变化了”，指的就是阶层结构的变化，也就是阶层分化。
中学教师华林（21）认为可能在意识上存在冲突的潜在可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不同阶层之间收入的差距在意识形态里肯定有一些冲突。同时，他并不认为这种冲突是普遍的，许多冲突也不一定会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那些激烈的事件是个别现象，只不过媒体进行了炒作渲染。他说：比如说社会上发生的砸人家汽车、仇富的，我觉着这只是个别现象。梦想一夜暴富的很多，但不是都去采取极端的手段。只要他能活下去，有发展的希望，不会铤而走险。有时候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就是炒一些新闻热点。有些中间阶层则直接否认有全局性的阶层冲突。至于原因，有不同的分析角度。
比如，有些被访者认为不同阶层各安其位，比如秦云（06）就持这种观点，她认为：“我觉着不同层次的人各安其位吧，不存在多大的冲突。”
另外，有些被访者从力量对比上来较“理性”地分析问题。冯涛（18）就认为没有明显的阶层冲突。在原因分析上，他认为不同阶层的力量悬殊，社会较低层没有反抗社会较高层的力量，所以不可能形成冲突的格局。他打了个比方，分析得头头是道：冲突是没有。冲突建立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就像我喜欢喝这个茶（作者注：当时在茶馆采访），你也喜欢喝这个茶，你比我高比我壮，你把它抢去了，然后我要站起来和你抢，这是冲突。但是如果你比我强很多很多，我就没有和你争的余地，我的利益都是在强者的施舍之下，双方就谈不上冲突了。就是说，并不是不想争，只是没有形成可以争的格局。比如民工，别说和其他阶层争了，就是工头不给他钱他也没有办法，除非到了过年要回家了，才去说一说。如果是他没有受到公平待遇的时候，他应该争的，但现在格局比较畸形，他没有办法争，也许他已经麻木了。吴芳（30）与冯涛（18）的想法相似，也认为社会下层无力反抗，社会上层难以反抗。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言简意赅，令人回味：上层太强大了，触动上层比帮助下层更困难。华林（21）则认为当前并没有形成阶层剧烈冲突的条件，只要能保证大家都能温饱，就不会有太大社会冲突：我觉着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实际，比较物质化一些。我觉着只要让绝大多数的人有温饱生活，而且让大家感到只要诚实劳动、辛勤工作，每个人就都有这样的机会不断致富。这样，这些差距都不是问题。如果差距拉大到像旧社会许多人被迫“拉棍子”要饭，生活无着的时候，社会冲突就来了。但如果将微观的个人体验与宏观的阶层冲突相联系，有些中间阶层还是能够感受到阶层间的冲突。许刚（28）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和恢复身体的妻子，请了一个保姆。在和保姆相处的日子里，他深有感触：我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保姆总说“你们真有钱”。很让人讨厌。后来我批评她这样子，说“我自己还欠人家钱呢，你别老说这个”。她就有这种不太健康的心理。她是嫉妒。她辛辛苦苦一个月挣几百块钱，看我们上次超市就（花）几百块钱，肯定不平衡。从我的角度看，是他们的素质太低了，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待社会稳定问题，中间阶层似乎存在共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