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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的中间阶层认为社会底层并非那么需要同情，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卫成（01）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外地来京务工的民工，对他们的生活表示乐观：民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有好几条路可以走的。最起码可以回老家，安安稳稳过生活。最起码可以填饱肚子。我们周围就有很多工地，像“某某城建”这些大建筑公司，管理还是挺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还是挺不错的，能到时候安安全全地把钱领回家。他们（民工）心里起码非常满足，每个月都给家里寄点钱，到年终可以拿一笔钱回去。和他们聊聊天，感觉他们都非常快乐，精神状态都非常好的。像我们小区的保安，他们的生活、精神状态都挺好的，有时候他们还买瓶啤酒几个人聚聚。而且，他们本身要求也不高。卫成（01）承认这些民工的工作有时不够稳定，但感觉他们的机会比较多：我经常到“某某肉饼”（北京一家连锁餐馆）吃饭，知道他们的服务员经常换，这说明工作不太稳定，待遇也比较低。但相对来讲，他们也有选择的机会，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的收入是比较低，但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在北京关键是要自己努力，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比如捡破烂的（每月）都挣一千多。其次，有些人认为社会底层应该安身立命。
韩娟（12）和沈智（11）夫妇对那些外地来京的民工、小商小贩的态度有些分歧。韩娟（12）认为他们值得同情，而沈智（11）则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来京是自己选择的生活。他认为，民工和农村来的小商小贩没有知识和能力，怨不得别人。他说：只要不干坏事，凭本事吃饭，挣钱嘛，很正常嘛。如果有能力，你可以读读书，往上走；没有能力，只能靠体力吃饭呗。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有脑子，就凭脑子。如果没有脑子，就出点汗呗。如果连汗都不愿意出，那别人怎么帮助你呢。韩娟（12）认为沈智（11）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来要求他们：我想的不一样，那些卖菜的真的很辛苦的。而且他们能在北京站住脚，挺不容易的。他的受教育程度和他的家庭决定了他不会有你这种想法，比如挣钱了，在北京到夜大学学点东西，这个素质达不到这个程度。他就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只能寄希望他的孩子能落脚，他的孩子能在北京上学。我觉着他们挺不容易的。他们没有认识的人，能在这里支撑，挺困难的。沈智（11）强调自己并不是看不起社会底层，而是要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安身立命：我对他们没有蔑视这种偏激的看法。我只是说这很正常。他是挺困难，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可以不出来嘛。你既然出来，就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觉着这样还是比回去好呢，让他回去还不愿意呢。这很正常。这是你的选择嘛，应该有心理准备。再次，中间阶层认为有的社会底层的困难处境是自己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论。卫成（01）认为北京的下岗职工社会状况并不好，甚至不如外地来京的民工，但对他们并不同情，因为他们好逸恶劳：这部分人（下岗工人）实际上是很惨的。民工总比北京本地人下岗之后老等着救济要好，而且他们将来肯定要比这些下岗工人要好的。因为他们年轻，在北京挣钱之后可以回老家做个小生意，生活要比这些下岗工人要好一些。那些下岗工人在北京的国企反而习惯了一些思维，不能承受这些变化了。说实话，我对一些好逸恶劳的北京本地人很厌恶。我认识一些本地人，下岗了就知道发牢骚，在家里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不去努力奋斗，光等着别人（帮助）。只看别人挣钱，不知道别人辛苦。他们理应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外地来京民工态度不一致的沈智（11）和韩娟（12）夫妇，在对待本地下岗工人的态度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沈智（11）：“反正对那些在北京市的穷人我不可怜（指老北京）。对山区的，该帮助帮助，还是挺可怜的。我觉着你自己应该去努力嘛。如果要真是没有那种条件，也就算了，可是你有条件，和边远山区的人不同。”
韩娟（12）：“你要是说北京市内有很多稍微困难点的人，还是跟他们自己有很大关系。好逸恶劳。”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受阶层分化与冲突（2）
沈智（11）：“给他们点事情挑来挑去，老想不干活就能挣钱，那是不可能的。”第四，即使同样面对外地来北京的民工，中间阶层的态度往往呈现相互矛盾的两面性。杨波（20）首先表示对于穷人的同情，但同时又讲述了一个让他有些恼怒的亲身感受的例子：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有一种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让我感到很郁闷。比如我这次新房子装修，快装完了，他们也很辛苦，钱应该一分不少地给他们。可是看他们做活的质量，可能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过眼，这种情况我非常生气。我们有这种社会道德，知道不给他们钱是不对的。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又感到很困惑。要知道，你面对的这种人是中国的大多数，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拯救”他们，只能通过接触到的给他们讲讲道理，让他们知道拿别人的钱应该好好给别人服务，给别人做事情。他不是干不好，而是他们觉着做好、做坏拿的钱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给你做得最好，能拿到钱就行了。他还给你耽误很多时间……我觉着他们可气，想骂他们，又觉着他们是很可怜的一群人。从杨波（20）的话语中，不仅能同时感受到他对于社会底层的同情，还可以感受到他的反感和恼怒。另外，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底层，因为他遗憾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拯救他们”。
孔楠（22）作为医生，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一些求医的社会底层者，除了同情，还感觉他们的“素质”不高，不通情理，胡搅蛮缠。他这样谈到自己的体会：对于素质特别低的那些人，对他们有时候真的不满。他们的素质有时候确实太低了。看病的时候，可能为一点小事跟你闹。当然这和经济条件有关，他们经济条件很差，又要看病，又要花钱，主要这方面的原因。其实对他们也同情，对他们也理解。因为我本人就是出身农民家庭，周围的人没有达官显贵，可能还比别人更能理解他们。可是有些社会底层的人总觉着其他人挣钱都特别容易似的。综上可以看出，访谈对象谈及社会底层，中间阶层的直观态度是同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间阶层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理性的社会公正感使得他们对社会下层自然产生同情的态度。同时，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的联系相对紧密，很多中间阶层是从社会的下层向上流动到中间阶层的，与社会下层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中间阶层也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社会下层，许多中间阶层对社会底层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
但是，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之间已经形成了难以跨越的社会界限与心理的隔阂。用形象的话来表达，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在具体看待社会下层时，中间阶层往往采取俯视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同情”和“怜悯”在涵义上的微妙区别。
中间阶层还会以负面的眼光看待社会下层，特别当他们与社会下层直接接触并发生利益冲突时，常常以鄙夷的态度看待社会下层的“劣根性”。至于社会下层所遭遇处境的社会机制是什么，是否符合社会公正，这些并不是所有的中间阶层能够深刻理解到的。而且，即使能够理解，在直接利益受损的时候，这种同情也会被冲淡，并直接影响到将来对待社会底层的态度。
因此，与其说中间阶层在“谈”及社会下层时表示的是同情和理解，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强势者对弱势者“道义”上的姿态更准确。
二面对上层：不只是疏远如前文对社会上层的界定，主要是政府官员（权力的拥有者，作为中国特色，还包括各种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大型国企的领导人）、较大企业主（财富的直接拥有者）、企业较高级经理人员，以及名人群体（如演艺明星、体育明星、高级知识精英等）。人们在日常一般简单地将社会上层理解为“有钱有势的人”。
对于作为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与官员，一些中间阶层、特别是企业白领的态度明显存在差别。卫成（01）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他把商业精英和依赖体制权力的“有权的人”区分开来：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他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素质不高，但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能解决大量人的就业问题，一个厂一、两千人。这是个好事情。国企都是来一个人（国企领导），吃肥了就走了，国家的金融资本多流向了这些国企，真正的需要贷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贷款。国企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虫，产生腐败的温床。我对民企老板有好感，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机遇、付出了许多。钱民（13）、杨波（20）的态度与卫成（01）相似。钱民（13）对政界精英不以为然，相反，对商业精英非常钦佩，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