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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我把话剧《日出》改编成电影、我就答应了。《日出》电影文学剧本原也
不准备发表，恰好《收获》杂志副总编、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看了，她说，‘我
们从来不发表改编的剧本，但我看这个剧本是电影化了的，不仅仅是一般的
改编’。就这样，本子登在了《收获》上面。”说起来平淡之极。但若仔细
比较一下剧作与电影，就不难发现，电影《日出》，是一个新的艺术存在，
因为它溶进了曹禹新的认识，进行了新的艺术创造。
电影与剧作不同之点，首先在陈白露这个人物的塑造。曹禺说，原著是
一出群戏，陈白露在戏中只起到了穿线的作用。但原著的内涵给电影改编提
供了条件。尤其是陈白露这个人物，她那复杂的性格留下了丰富的创造余地，
通过她的命运，可以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出于这种
认识，电影中陈白露成了全剧的中心人物和主人公，围绕着她性格发展的需
要，来决定对原著的取舍，决定其他人物的发展进程；反过来，又是她周围
人物的命运促成了她的悲惨的人生结局。这样，电影所塑造的陈白露，性格
悲剧和社会悲剧融为一身。她的死，也是两者结合造成的。
还是拿陈白露之死来说罢。在改编过程中，曹禹说作了“两处重要的改
动”。一是当李石清与潘月亭闹翻之后，潘月亭因面临破产，绝望地走了，
李石清也用不着再敷衍陈白露。于是，他公开地表露了对陈白露的鄙视：“你
这个娼妓！”这个情节，在原剧作中是没有的。“娼妓”，这是陈白露始终
不敢承认的现实。她始终以为自己同潘月亭之流是平等的，他们对她的供养
是出于仰慕，并以此自欺欺人。等到李石清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道出了她的
真面目，使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地位，她也就无法再活下去了。二是
到影片近结尾处，茶房王福生给陈白露送来一叠帐单。那时，潘月亭已经完
了，不可能再为她还帐，陈白露已面临绝境。但王福生突然又补上一句：“你
欠的帐，金八爷替你付了。”这一情节也是原剧作中所没有的。对这一情节
的增添，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陈白露曾想保护小东西，而小东西终究
没有逃出金八的毒手。现在金八用付帐来向陈白露表示，不但小东西，连你
陈白露的生死也攥在我金八的手中；二是金八向陈白露赤裸裸地显示：你不
过是一个玩物。我金八有钱，就可以玩你。无论出于哪种用心，都使陈白露
感到无法再活下去，只要她不甘心投靠她所憎恨的金八。果然，陈白露被逼
死了，她的尸体被装进一架圆桶形的小车，同芦席卷着的小东西并无二致。
这使陈白露之死作为社会悲剧的特征更鲜明了。而始终没有出场的黑暗势力
的代表金八，也因此显得更加狰狞了。但作者认为话剧本中的陈白露之死的
原因更深些，她不是因为欠债死去，而是厌世，是不能再活才自杀的。
曹禺还提到方达生，他是当时迷惘着的青年寻找新生力量的人物。但舞
台上的方达生，常常演得很模糊，难于捉摸。此次电影有突破，“这个”方
达生大大明确了，丰富了这个人物。
但《日出》影片的结尾，作者不敢同意。导演删去了电影剧本中所谓“光
明的尾巴”。三十年代的作者不甘心、不情愿使观众沉溺在毫无盼头的黑暗
里，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又不允许人明白道出光明究竟在哪里。那时的作者对
祖国前途绝不失望，总抱着光明的信念，当时的 （包括今天的）观众，也忍
受不了那惨惨凄凄，毫无指望的结尾。
几经商量，导演不能理解作者的心情，他举出若干理由与困难，要搞出
电影中可以称为现实的、而又意味深长的结尾。作者说：“那就这样吧！”
于是一个小狗从楼梯上跑下来陪伴着草率装殓的陈白露尸体，方达生在空荡
荡的马路上漠漠地望望尸体已装入尸箱。他向前望着、走着，望着走着，他
望见一片片树丛渐渐由冬天的枯黄，变为春天的灿烂、艳丽的景色。
片子看了，作者感觉不到那深长的意味，只觉得这个“尾巴”同“光明
的尾巴”同样是“一般化”，是个“旧套子”。
作者心里还是怀念着打夯工人们雄壮丽又沉郁的歌声和那令人感到“突
兀”的红光满面、举着巨大的夯石、流着汗水的圆脸。
作者与电影的导演往往是矛盾的。但喊“开拍”的人是导演，他是权威。
作者认真赞扬导演于本正苦心钻研、坦白谦虚的艺术家的好气质。作者
举出导演在若干地方的缩节、改动，都是好的，是极见功力的。制片杨公敏
不畏艰辛，确是导演的得力支持者。
创作不能搞什么“主题先行”，那样容易使创作概念化。同当年写话剧
《日出》一样，曹禺在改编《日出》之初，也没有更多地去想究竟要给观众
什么教育。但在改编过程中，他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日出》对今天的的
观众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他说：“《日出》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大都市黑
暗的一角。它通过豪华的高级旅馆与那些魑魅魍魉的人物和阴暗凄惨的三等
妓院与翠喜、小东西一类受苦人这两个社会窗口，揭露了三十年代半封建半
殖民地旧中国都市上层阶级的荒淫无耻，描绘了社会下层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的悲惨境遇与苦难。今天的青年，恰恰需要知道旧社会是怎么回事，知道新
中国要远远胜于过去。从而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打倒旧中国。”“思
想是溶于形象的，而形象往往大于思想。”曹禺的这些话，表明了一个严肃
的剧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观众从电影《日出》中所获得的，就更为丰
富了。
此次《日出》的改编，是曹禹同他的第三个女儿万方合作完成的。曹禹
说：“我今年七十六了，年纪大了。力量不足了，于是拉着女儿万方一块儿
搞。”他告诉我们，万方今年三十多岁，是中央歌剧院的编剧。她了解戏剧，
也写电影剧本，有合作的基础。父女俩共同搞了个大纲，然后分头去写。大
主意、总体的构思都是曹禹的，万方帮他写了一些，也都由曹禺最后改定。
曹禹认为，这样一种合作很有意义，可以取长补短。他说，我熟悉舞台，熟
悉人物。万方是青年人，喜欢并熟悉电影形式，精力好，动手快。同时，她
从当代人的眼光看《日出》，本身就可以把一些新的感受融汇于作品之中。
尽管父女俩合作得很好，改编工作进行顺利，也尽管人们认为改编后的
《日出》在人物塑造上比原著丰满，主题挖掘得更深，但曹禹对电影《日出》
并不十分满意。他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十全十美，一个字不能改。”
又说：“从整体上看，电影只是个及格的水平。”此外，使他引为憾事的是，
电影删去了改编时加进去的一个细节：刺骨寒风里，一群半死、灵魂与肉体
都腐烂的“鬼”，赤身裹着破报纸，烂麻袋，躲在胡同角落里。其中突然跑
出一个曾经认识陈白露的“人”，跪向路上的陈白露，乞得几个钱后，立即
跑去打吗啡针。曹禹认为这一点最能表现日本帝国主义者毒辣的侵华手段。
然而删节了！为此，曹禹曾以航空挂号，致信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与导
演，请他们不要删去这个细节。结果，竟未得一丝回音，作者实在不了解其
中道理，“真是遗憾！”
尽管这样，曹禺说《日出》电影是成功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肯下
功夫和资金，其认真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他一再赞美该厂《日出》摄制组奋
发图强的合作精神，演员们都称职，尤其是王馥荔演的翠喜，方舒的陈白露，
王侍槐的方达生，刘维明的胡四，袁国英的顾八奶奶，刻画他们从未见过的
人物，异常用心，翠喜尤其出色。
曹禹听说，在拍摄过程中，尽管影棚有空调，高温仍有四十度，穿着冬
衣的演员们与其他电影各方面艺术家及灯光工人，一干就连续十几个小时，
这使他格外感动，他才认识到写电影剧本有另外一。种沉重责任。一笔写得
不好，浪费资金且不说、往往消耗从事电影工作的艺术家们的体力与精神，
是不可原谅的。
在采访结束时，一个念头在我们脑海升起：曹禹二十三岁时，写出了轰
动文坛的《雷雨》，二十六岁时，又写出了另一名著《日出》，这两部作品，
以及后来写的《原野》均已改编为电影，其中只有《日出》是他自己改编的。
今后曹禺是否还有把他别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想法呢？万方向我们透露说：
“在父亲所有著作中，我最喜欢《北京人》，已建议把它也改编成电影文学
剧本。父亲曾高兴地同意过。”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看到银幕上
的《北京人》。但是，经过此次《日出》电影的拍制，曹禹是否还想把《北
京人》改编成电影呢？这就不敢说了。
（原载《瞭望》1986 年第6 期）
曹禺同志谈李叔同
为纪念天津戏剧杂志《剧坛》创刊五周年，我赴上海组稿时，拜访了著
名戏剧家曹禹同志。
在曹宅二楼书房，曹禹一边说他最近身体不很好，一边开门见山他讲起
来。他说：“天津有位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是佛教弘一法师，是一位了不起
的学者！我崇拜他！”接着，他满怀激情地说：“天津市应该给他建一尊雕
像，让人们了解他。他是真正的天津人。是他，第一个把西方美术、音乐、
戏剧传入中国的，他是将西方艺术传入中国的一位启蒙者。。。人们所以把
他遗忘了，是因为他后来出家入佛门了。他在研究佛学律宗方面也有贡献。
他既介绍外国的文化，又熟悉中国的文化，他的字、画、音乐与戏剧实践影
响着中国的艺术教育。”这位老戏剧家接着介绍了李叔同的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