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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是有第一手经验的人，让他来说吧。
当动物管理员割伤了自己以后，他没有患病。我很清楚这种病毒对人致病很慢。我 想，这是个好消息。可是，事实上，我对形势的这一估计并没有使很多人高兴，其中也包 括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同事。
我没有考虑到的是人们从他们原来的立场上退下来是多么的困难。我的结论是，不论 什么原因，这不是人的病原体的观点，让某些人接受是困难的。关于这一点，我在“疾病 控制中心”参加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讨论。
有一次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C。J。彼得斯用非常强硬的 口气在电话中盘问我为什么把第一批受感染的动物管理员送往一般医院而不是放到军方的 隔离病房。这并不是说我的决定没有给我带来一些不安。但凭经验和公开的资料我相信把 出血热病人隔离在这种病房是根本没有道理的。据我看，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恐惧。我们 已经看到可怜的珍妮·桑德斯是如何受到英国政府的对待的。我没有必要让我的同胞受同 样的煎熬。确实，我将近15年的经验和其他人的经验表明良好的基本隔离护理不会使医 务人员受到异常的风险，能使病人得到最好的护理。病人需要在一个配备有丰富经验的三 级护理小组的医院里。这是唯一保证理想治疗的途径。此外，如我指出的那样，现有的 “疾病控制中心”制定的对出血热病人管理的措施相当明确。既然这些都是建立在广泛的 经验和仔细参照公开的资料基础之上的，我看不出为什么要背弃它们。
然而，对于在高度的一触即发的气氛笼罩下的雷斯顿，把被感染的管理员放进第四级 病毒病房，其压力是巨大的。即使病人真的病了，我仍坚持同样的立场。
确实，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宽慰，即雷斯顿病毒对人是不致病的，它不会使人生病， 但是，从别的地方进口的猴子身上出现的另外的菌株总是威胁，甚至对人类是有害的。我 想知道对动物感染我能做些什么。很显然，我们需要进行有条理的资料收集及进行流行病 学分析。但是负责猴子的小组是由兽医病理学家组成的，在流行病方法学方面没有专门知 识。我建议史蒂夫·奥斯特洛夫去帮助这些兽医，用他流行病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指导他们 的工作。我甚至建议派他的专家助理到军队去。但遭到了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拒 绝。只能寄希望于最终被公开的资料能说明病毒是如何在雷斯顿实验室传播的。在没有更 有力的反证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只有认为病毒是由感染了的针头传播的，或者是由在猴子 身上使用的其他仪器造成的，就像在德克萨斯发生的事件那样。
我们对埃波拉病毒雷斯顿菌株的无知也包括对雷斯顿死猴的真正原因的无知。有些证 据表明它们的死因可能是猿出血热合并感染。也可能是猿出血热合并埃波拉病毒在猴子身 上引起的比任何单一的病毒更加致命的疾病。苏和她的小组在我们实验室后来做的实验肯 定他说明埃波拉病毒的亚洲病毒株远不如它的非洲亲属那样致命，调查人员更慎重的反映 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次得病过程的实质。可是埃波拉病毒，无论它是原发病毒或是菌 株，连适度的反应也没有引起过。
我对苏说：“假如它根本不像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到这时候我们也该弄明白了。亚 洲的丝状病毒对人类不构成威胁。”
这远不能使我的上司消除疑虑，我的估计似乎只能引起失望，甚至气愤。我请苏把雷 斯顿的最终结果讲给大家。
1990年 3月，在动物管理员使自己感染上病毒但又未能致病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乔和 弗雷德因雷斯顿调查的几件事而有所争执。乔原来计划4月下旬离开，这一下他3月底就离 开了特殊病原体部去了人类兔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接着就一连搞了好几年的艾滋病研究 工作。在此期间，他还热爱他曾为之付出多年心血的出血热病研究工作。现在又需要与艾 滋病作斗争，因为它在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在非洲。1989年 7月，艾滋病环球研究 规划的负责人乔纳森·曼和乔订了一份胁议，让乔到日内瓦去，他们计划检测人类免疫不 全病毒，艾滋病药物疗法和感染的机会。他们选择的研究地点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乔在那 里的经验会特别有价值。世界卫生组织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 病研究部已经在1989年夏季起草了复杂的文件，那是在第一批雷斯顿猴从菲律宾运出之前。
新闻界猜测乔离开“疾病控制中心”的原因是雷斯顿疫情的争论，完全是夸张的，但 是，乔也不必那么仓促地或激烈地离开特殊病原体部。“疾病控制中心”让乔在出血热这 方面的专业知识流失是对该部门领导工作的严重控告。几年后卡尔·约翰逊也离开了“疾 病控制中心”，这样损失就更加严重。
对我来说，这也是我个人的损失。多年来我从事出血热研究工作，乔一直是我的良友 和导师，他一走，我只能孤军作战。
猴子远征
1990年3月下旬。所有的文件都已准备好了，乔已调往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 部。根据安排，乔要在5月份搬到日内瓦与乔纳森·曼会合，我继续与他保持联系，听取 他的意见，在“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别人真正懂得出血热这个领域。虽然我们的技术人员 都很胜任，但病毒性疾病部的主任是新来的，他的工作还有个不利条件，他没有医学和流 行病学的背景，为此他把一个临时负责人提升为分部负责人，而此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出 血热，也从没涉足第四级病毒。
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全力投入。雷斯顿疫情产生了大量的血样，大多数是猴子血清。 似乎每一个有猴子的人或用猴做实验的人都担忧埃波拉感染。我们不知道身边有那么多的 猴子，我们停止了在全美国的猴子实验室进行血清调查。通常血清调查是为了评估特定感 染的流行，以便说明人群中有多少被感染。这一次，就是调查猴群中的感染情况。我们试 图用这种办法确定有多少猴子带有埃波拉病毒抗体，这标志着已有多少猴子受到感染。这 样我们便能确定它是不是普通病毒。
可是我们遇到了技术上的障碍，我们使用的抗体检测剂是1976年疫情出现时为埃波 拉设计的，这在疫情爆发时很有效，因为当时在新近受感染的个体上做试验，个体在病后 的抗体水平很高。不幸的是，因为没有发生最近感染，而且也没有明显的埃波拉病史，同 样的试验对从较大群体（人或猴）采集的样品反映结果不甚明确。卡尔·约翰逊给从中美 洲来桑布拉斯的印第安人（San B1as Lndians）做了试验，试图评估最初的实验。他发 现有百分之二对埃波拉病毒产生抗体，后来，其他研究人员检测了在阿拉斯加的美国土著 人的血清，也发现了同等比率的阳性。但是这些结果意味着什么，难以肯定，没有人真正 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缺乏特性是埃波拉病毒的一个特点。玛尔伯格病毒对研究人员来说似乎不存在同样的 问题。最接近这个答案的人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汤姆·蔡斯克（Tom Kzaisek），他以伊利莎（11isa）测试体系为依据做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试验，也是对免疫 萤光测试法的改进。1990年4月，我曾建议那位临时的分部负责人应当把汤姆的试验介绍 给“疾病控制中心”，因为那位负责人当时负责进行血清生物试验，但是没有被采纳。
我们用其他试验方法做实验。像用来检查艾滋病的西方墨点法，但都毫无进展。结 果，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只顾忙于研究猴的血清，却还没有用良好的界定和评估系统来检测 它们。而且检测过程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重复的枯燥乏味的工作。要得到可信的结果，需要 许多经验和耐心，这还是仅就实验而言。在我们研究猴的这些人中，丘卡。佩雷斯花了很 多时间做试验。在我们收到的几百份猴子血样中约有百分之十显出对埃波拉病毒抗原有反 映，尽管反映不很强烈。
为了弄清楚这些低水平反映的意义，我们决定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血清的来源。它们大 部分都是弥猴，和雷斯顿的猴是同族。大多数来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可是亚洲到处有 弥猴。它们常在荒野出没，可以在旅游地区经常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大胆地向游人要食 物。有时它们很迷人，可它们也会发脾气，大肆破坏。
那种神秘的新丝状病毒（不仅是它的抗体），只在马尼拉单独关养和用运输工具运载 的猴身上出现。为什么从其他地区来的健康的猴子却产生了对病毒的抗体呢？这大令人不 解了。
我仔细检查资料看看大多数受感染的猴是从那里来的。结果令人吃惊。原来抗体阳性 的最高比率不是发生在菲律宾来的猴子身上，它们来自印度尼西亚。
我与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年长的病毒学专家进行联系，我是在泰国研究登革热时认识他 的。我和他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人与雅加达美国大使馆官员接触的情况，另外，我还有幸与 在印度尼西亚首都的美国海军病毒学部门合作。野猴出口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的主要来源。 政府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得到正式邀请去印度尼西亚，看是否能找到丝状病毒的来 源。
1990年5月，我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同去印度尼西亚。这时，史蒂夫刚三十几岁， 在“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很有成绩。他的大量工作是和细菌性疾病部的腹泻病分部在一 起，尽管他对病毒有保留意见。他说他不相信它们，因为他不能看到它们。史蒂夫是个好 搭档。他很精明。他很快就学会了足够的印度尼西亚语，这样他就可以辨认有用的流行病 学标记。例如，他能通过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