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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我很懒惰，但我只要愿意，还是很勤奋的。我之所以懒惰，并非想无所用心，而是一个独立的人所有的那种懒散，只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我那抄乐谱的活儿既出不了名，又无多大油水，但却很有保障。社交场上的人很满意我有勇气选择这一行。我不愁没有活儿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干，就能活得下去。由《乡村占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剩下来的那两千法郎，使我不致捉襟见肘，而且，还有好几本我正在写的书也使我无需敲诈书商，足以贴补生活，使我不必疲于奔命，可以从容不迫地干活，甚至还有空闲时间去散散步。我那三口之家，人人有事干，花销也不大。总之，我的收入与我的需求和欲望相比，足可以对付，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所选择的方式像模像样地过上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本可以完全投向最有进项的工作，用我的笔，不是去抄乐谱，而是去写作，按照我已有的、并自觉有能力维持下去的那种势头，会让我过上一种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只要我稍许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就行。但我感到，为了吃饭而写作，很快就会窒息我的天赋，扼杀我的才气。我的才气不在笔端而在心间，完全是由一种高瞻而豪迈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也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使我的才气永不枯竭。从一支惟利是图的笔下是产生不出任何伟大有力的东西来的。需求、贪婪也许会使我写得快，但却不会使我写得好。如果成功的需求没有把我投进阴谋集团的话，也会让我千方百计地去叙述一些哗众取宠的事，而不是去叙述一些有益的和真实的事情，那么一来，我就成不了我可能成为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而只会成为一个蹩脚的作者。不，不，我一向认为，作家这个身份只有在，也只能是在它不是一种营生时才会是卓绝的，是可尊敬的。当一个人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在思考时，那他的思想就很难高尚了。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成名。我把我的书奉献到公众面前时，深信自己是为公众利益说了话，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东西。如果我的书被人摒弃，那就该着那些不愿从中得益的人倒霉。而我是用不着靠别人的赞同来生活的。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行当本身也能养活我，而惟其如此，我的书倒是能卖得出去的。
我是1756年4月9日离开都市，再也不在都市里居住的。后来，我虽在巴黎、伦敦或者别的一些城市作过逗留，但那都是或路过，或不得已而停留，我并没把它们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着她的马车前来接我们一家三口。她的佃户负责搬运我的那一点点行囊，我当天便住下了。我发现我那小小的退隐之所虽说是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却干净利索，颇为雅致。精心布置它的那只玉手使得它在我眼里变得无法估量地可贵，我觉得成为我的女友的客人、住在我自己选定的、又是她专门为我建造的屋子里，心里真是美极了。
虽然天气很冷，甚至还有残雪，但大地却已开始复苏。紫堇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绽开了叶芽，而且，到的那天夜晚，几乎就在我的窗前，我听到了黄莺在毗邻屋子的一片林子里歌唱。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忘了自己已经搬家，还以为仍在格勒内尔街住着。突然，一阵鸟雀啁啾，我猛地一颤，激动不已地嚷道：“我的所有心愿终于都满足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我周围的乡间景物。自第二天起，我没有去整理新居，而是踏勘了住所四周的每一条小道、每一片矮树林、每一处灌木丛、每一个角落。我越是仔细查看这美丽的退隐之所，我就越是感到它是专门为我建造的。这个幽静而不荒凉之所是我恍如遁迹的天涯海角。它有着都市里见不到的那种种动人的美。当你突然置身其中，你永远不会想到自己离巴黎仅仅只有四法里。
沉浸于乡间情趣之中数日后，我才想到整理一下我的故纸堆，安排一下自己的活计。我像从前一贯做的那样，上午抄乐谱，午后带上本子和铅笔去散步，因为我一向只有在露天里才能写，才能想，所以我不打算改变习惯，我打算从今往后，把几乎就在我门前的那座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开始动手写了好几部作品，我又重新把它们审阅了一遍。我脑子里有不少的写作计划。但是，由于城市的喧嚣，在这之前一直进展不大。我原打算分心的事少点的时候，多努力一下的。我想，这一回我可以满足夙愿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病魔缠身的人，又常往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城堡跑，而在自己家中又经常为一些无所事事的好奇者所死死纠缠着，而且还总要用半天的时间去抄乐谱，如果大家帮我算一算，我在退隐庐或蒙莫朗西的那六年中所写的东西，我敢保证，他们就能发现，如果我在这一期间浪费了时光的话，那至少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
在我已经动笔的那些作品中，我构思得更久的、更加兴趣盎然地在写的、我打算倾注我毕生精力的、而且是我觉得能让我名声大震的作品，就是那部《政治制度论》。我开始想到要写它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威尼斯，我有机会注意到那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政府的种种弊端。从那时起，我的视野因对伦理学的历史性研究而大大地拓宽了。我看到，一切都是从根本上与政治相关联的，而一国人民不管怎么做，都将只是其政府性质使之成为的那个样子。因此，“什么是最美好的政府”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在我看来便缩小成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适于造就最道德、最开明、最聪慧的人民，总之，广义言之，适于造就最好的人民的政府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我看出来了，这个问题和另一个问题十分相似，即使不尽相同：“其性质始终最接近于法的政府是哪一种政府？”由此而产生了“什么是法”的问题以及一连串与之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到，这一切在把我引向伟大的真理。这些真理将有益于人类的幸福，特别是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而在我刚刚去过的那一次，我在我的祖国并未发现如我所想的那些比较正确、比较明晰的法律和自由的概念。而且，我曾经认为，以这种间接方式为我的同胞们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最能使他们原谅我在这一点上比他们看得更远一点的。
尽管我写这本书已有好几年了，但进展还是不大。写这一类的书籍需要思索、闲暇和安静。而且，我是偷偷地写这本书的，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我连狄德罗都没告诉。我担心在我写书的这个时代和国家看来，我的计划过于大胆，也害怕我的朋友们的惊恐会妨碍我的写作计划。我也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及时完成，是否能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不受压制地写出这个题目所需要的一切。当然，我生性不喜欢讽刺别人，也从来不想得理不让人，在公正方面，我始终是无可指责的。毫无疑问，我是想充分利用思考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我一向尊重我必须生活在其管辖之下的政府，从不违反其法律，而且很注意自己，不去践踏国际公法，也不愿意因为畏惧而放弃其好处。
我甚至承认，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法国，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对于大胆说出真理是十分有利的。我很清楚，我只要像我想的那样，不发表未经法国许可的任何东西，那么不管我的准则是什么，不管我在别处发表什么东西，法国都管不着。甚至在日内瓦，我可能都没这么自由。在日内瓦，不管我的书是在什么地方刊印的，行政官都有权对其内容横加指责。这种考虑极大地促使我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盛情邀请，而放弃了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正如我在《爱蜜尔》中所说的，我感觉到，你如果想写一些真正有益于祖国的书，就绝对不可以在自己的祖国写，除非你是一个善搞阴谋诡计的人。
使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的是，我深信法国政府也许不会善待我，但却至少会以不干涉我为荣的，如果说它不愿意保护我的话。我觉得，容忍无法阻止的事情，并以此沽名钓誉，这是很简单，但却是很巧妙的政治手腕，因为，即使把我驱逐出法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我的书还照样会写，而且写起来也许更加无所顾忌，而要是让我在法国安心写书，我就得对自己的书负责任，而且还在欧洲其他各国消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从而使法国享有明显尊重国际公法的美名。
根据事态发展将认为我上了我轻信的当的人，完全可能是自己弄错了。在我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成了把柄，但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他们并不把书的作者放在眼里，他们想毁掉的是让…雅克这个人。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一条罪状，就是这些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荣耀。这是后话，先放下不说。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的谜，今后是否会被读者们解开。我只知道，如果说是我公开表示的那些准则给我招来我所受到的虐待的话，那我早就该成为其牺牲品了，因为把这些原则最果敢地——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话——表示出来的我的那本书，早在我蛰居退隐庐之前就已经发表了，就已经产生效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想说是故意挑衅——至少阻止一下这本书在法国的出版。这本书在法国和在荷兰一样公开出售。此后，《新爱洛绮丝》也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也同样地受到了欢迎，而且，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个爱洛绮丝临死前的那番表白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表白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出现了；《爱蜜尔》中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