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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阐述这一丑恶阴谋,在此,我只留一个伏笔,大家很快便能看到阴谋的第一个圈套是怎么设下的。
我既然想独立生活,就必须想出怎么个活法。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帮人抄乐谱,按页数取酬。要是有什么更妥当的赚钱方法,我当然也会干的。但抄乐谱很适合我,也是惟一可以不依附别人而又能每天都挣到饭钱的办法,何乐而不为呢?我认为自己无需再憧憬未来,也不再追求虚荣了,便从一个财政官的出纳员变成了一个乐谱誊抄员。我认为我从这项选择中,获得了很大的收获,所以很少后悔,后来只是因为迫不得已才放弃了它,但一有可能,我是一定要重操旧业的。我的第一篇文章获得了成功,这使我更容易执行我那独立生活的决定了。文章一获奖,狄德罗便张罗着让人刊印。当我还卧病在床时,他便给我写了一个短笺,告诉我文章出版的情况以及所产生的效应。他在信中对我说:“简直是登峰造极了,没见过有类似成功的先例。”公众的厚爱并非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而且又是赐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气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才气,尽管我是心有所感的,但直到那时之前,我始终是有所怀疑的。我明白我可以从这个成功中为我准备实施的独立生活计划获得多大好处。我断定,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誊抄员肯定是不会找不到活儿干的。
我一下定决心,便给弗朗格耶写了一封短笺,把这事告诉了他,并且感谢他和迪潘夫人对我的种种关照,并请他们帮我明志。弗朗格耶一点儿也不明白这封信的意思,还以为我因高烧而在梦呓,所以立即跑到我家来了。但他发现我已矢志不移,无法使我回心转意,便跑去对迪潘夫人和所有的人说我疯了。他说他的,我干我的。我先从我的服饰开刀,摘下了镶金饰物,脱去了白袜子,戴上一顶圆假发,取下佩剑,卖掉怀表,心里非常高兴地说:“感谢上苍,我不需要再看时间了。”弗朗格耶先生很仗义,等了很久也没另外找人当出纳员。最后,他见我确实横下了心,才把出纳交由达里巴尔先生来管。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太子傅,因他的那本《巴黎植物志》而在植物学界名声大震。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我未曾预料到的对手
不管我的独立生活计划有多么严厉,但一开始,我并没有对我的内衣下手。我的内衣数量很多,很漂亮,是我去威尼斯时的行头的剩余,我对它们深怀着感情。我由于喜欢内衣干干净净的,竟至把它们弄成了奢侈品,为此我可是没少花钱。有人做了好事,把我从这种奴隶状况下解救了出来。圣诞前夜,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而我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顶楼的门被撬,里面刚洗完晾着的所有衣服全被偷了,其中包括我的42件衬衣,都是很漂亮的细麻布的,是我内衣中的精品。邻居们说当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公寓楼里出来,夹着一些包袱。从他们描绘的相貌来看,我和泰蕾兹怀疑是她哥哥干的,因为他是个无人不知的坏种。她母亲气呼呼地硬说不是,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是他,不管做母亲的怎么否认,我们一直这么怀疑。我没敢深入调查,免得果真如自己之所料。这位兄长再没登我家的门,最后竟音讯全无了。我为泰蕾兹和我命苦而悲叹,竟有这么一个乱七八槽的家庭,因此我更加鼓动她挣脱如此危险的一个枷锁。这件事反倒治好了我对漂亮内衣的癖好,从此,我的内衣全都是普通平常的了,和我的其余行头更加地配套了。
我就这样完成了我的自我改造之后,一心想着的是坚定决心,持之以恒,尽力从内心深处去除对别人非议的顾忌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而合理的事情时对别人的指责的担心。我因我的文章而出名,我的决心也产生了反响,这就给我招来了一些主顾,因而一开始干起那行当来就比较地成功。然而,有好几个原因妨碍了我在换一种环境下所能取得的成功。首先是我的身体不佳。我刚得的那场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使我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而且,我认为我所求治的医生使我吃的苦头与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不相上下。我相继请莫朗、达朗、爱尔维修、马鲁安、蒂埃里看过病。他们都是专家学者,而且又都是我的朋友,各以各的方式为我治疗,可是,非但丝毫未减轻我的病痛,反而使我更加地虚弱。我越是听从他们,就变得愈发地面黄肌瘦,疲乏无力。他们把我的脑子吓糊涂了,使我根据他们的药效反观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觉得在死之前,必定百病缠身,潴留、砂淋、结石纠缠住我不放等。凡是能减轻他人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情。我发现惟有达朗的探条或多或少地能起点效用,我觉得没有它就没法活似的,尽管那也只是暂时地减轻一点疼痛而已,所以我便花了不少钱买了很多探条,万一达朗有个三长两短,今后也好自己备用。在我经常使用探条的好几年中,连同现存的加在一起,我为买探条总共花了有50个金路易。可想而知,治疗这么花钱,这么痛苦,这么难受,我是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工作的,一个垂死的人是不会以极大的热情去挣他每日的面包钱的。
文学上的事也让我分心,对我的日常工作的妨碍也不小。我的那篇文章一发表,文学卫道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向我扑来。我一看,有这么多的小若斯先生法国17世纪著名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医生的爱》中的人物,成为专门出一些为自己打算的主意的人的代名词。,连问题都没搞懂,竟然以大师的架势挑刺儿找碴儿,我便火冒三丈,立即拿起笔来,教训了其中的几位,狠得没人敢为他们帮腔。有个叫戈蒂埃的,南锡人,第一个撞在了我的枪口上,在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第二个就是那个斯塔尼斯拉国王波兰国王和洛林公爵(1677—1766),其女玛丽·列辛斯卡嫁给了法王路易十五。,他竟不耻于同我争论。他这么看得起我,这就迫使我只好换个口气回答他了。我口气十分庄重,但柔中带刚。我对他仍旧尊敬有加,但对他的文章却狠狠驳斥。我知道有个叫默努的耶稣会士插手过他的文章。我凭着自己的嗅觉,辨别出哪些是出自国王之手,哪些是会士所为。我毫不客气地鞭笞耶稣会派的全部观点,顺便还挑出了我认为只有那位可尊敬的默努神甫才会犯的一个年代上的错误。这篇文章不知为什么没有我其他文章那么轰动,但却是到目前为止这类文章中无出其右的佳作。我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告诉公众,一个平头百姓是怎么捍卫真理,竟至敢于同一位君主抗衡的。在回击他时,要像我那样既口气强硬又不失尊敬是很困难的。我很幸运,遇上了一位我可以对他深表我之崇敬又不失之谄媚的对手。我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又不失自己的尊严。我的朋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认为我一定会被扔进巴士底狱。我丝毫没有这种担扰。而且,我这么做是对的。那位善良的国王看了我的答辩文章之后说:“我认输,我不再惹他了。”自那以后,我接到他各种尊崇和友善的表示,我以后要提到一些的,而我的那篇文章也就平安无事地在法国和欧洲流传开来,再没有人从中挑刺儿了。
在这之后不久,我又遇上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对手,就是里昂的那个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对我非常友好,还帮过我不少忙。我没有忘记他,但因懒惰而怠慢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那些作品捎给他,因为没有找到顺路的人。这确实是我的不对。他抨击我,但还算客气,我也客客气气地回击他。后来,他的口气硬了,我也硬梆梆地写了一篇辩文,自此之后,他便再没有吭声,但他却成了我最凶狠的敌人,抓住我落难的机会,写了一些恶毒的诽谤文章攻击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伦敦,想加害于我。
这场大论战占用了我大量的精力,耗费了我大量的抄乐谱的时间,对真理并无帮助,对我的钱袋没多少补益。我当时的书商比索给我的小册子付的稿酬总是少得可怜,而且常常是一分不给,例如,我那第一篇文章,我就没拿到一分钱,是狄德罗白送给他的。即使付的那一点稿酬,也久拖不给,而且还得一点点地去讨。与此同时,抄乐谱的活儿也不景气。我身兼两职,这么一来,一件也没干成。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成百上千种小花招
这两种活计还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因为它们迫使我采取不同的方式生活。我最初的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而我选定的职业又在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大家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安贫乐道,不趋炎附势,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生活。这么一来,他原先的设想就无法实现了。我的屋里来者不断,他们以各种借口前来挤占我的时间。女士们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请我吃饭。我越是粗暴无礼,人们就越是死缠不放。我又不能拒绝所有的人。我一面因拒绝而树敌太多,但又总是因碍于情面而听人摆布,因此,不管我怎么应付,反正我每天没有一个钟头是属于我自己的。
于是,我便感觉到,要过清贫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容易。我想靠手艺过活,但公众却不愿意。大家想出了成百上千种小花招来弥补他们使我失去的时间。不久,我就像个小木偶似的,几个小钱就让人看一眼了。我没见过有比这更加卑劣、更加残忍的奴役了。我看得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概拒收礼物,不论大小,也不论何人所赠。这么一来,馈赠者反而更多了,他们想迫使我收礼,好洋洋自得,想逼使我无可奈何地欠下他们的人情。有的人,如果我去求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