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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秘密使命
我始终没太弄明白她这次巴黎之行是怎么回事。我敢肯定，如果我追问的话，她是会告诉我的，但是，没有谁像我这样不愿意打听朋友的隐私的了。我一心只想着眼前，整个心的容量与空间被眼前的事情装满了，除了可成为我今后惟一享受的往日的欢乐之外，我的心没有一点空隙来装往事。从她对我提起的只言片语中，我认为可能是因为撒丁王退位在都灵引发的革命，她怕被人遗忘，想借多博纳先生的阴谋活动，在法国宫廷里得到同样的好处。她曾经常对我提起，她宁愿从法国宫廷得到好处，因为法国宫廷有很多的大事要做，没人讨厌地监视她。如果确实如此，那就很奇怪了，她回来以后，并没有人给她脸色看，而且，她一直拿着年金，从未间断过。有好多人认为，她曾负有什么秘密使命，不是受了本应亲自去法国宫廷办事的主教之托，就是受了一个更有势力的人的委托，所以她回来之后才受到很好的对待。如果果真如此，那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女使者没有选错，她既年轻又美丽，具有从谈判中取胜的所有一切必备的才能。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不可思议的震动
我的愿望就是：一个不算大的地产，上有花园，宅旁有一眼不断喷涌的泉水，再加上一座小树林……这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二卷第六首讽刺诗的拉丁文诗句。
我不能再说：“诸位神明给了我更多更好的。”这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二卷第六首讽刺诗的拉丁文诗句。但没关系，我用不着再多的了。我甚至不要所有权，只要自得其乐就足够了。我早就说过，并且深有体会，即使暂且不谈丈夫和情人的区别，所有者和占有者也有天壤之别。
我一生中那不长的幸福便从这儿开始了。使我有权说我未曾虚度此生的那平静而飞逝的时刻降临到这里了。宝贵而又令人十分留恋的时光啊！啊！但愿你能倒流，请你尽可能地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地流淌，尽管你实际上在飞快地流逝。我怎么才能随意地延长这非常动人、非常单纯的一段回忆，以便总是重复同样的事情而又不让读者和我自己因反复唠叨而厌烦？再有，假如这一切都是事实、行动、言谈的话，我是可以描述，并以某种方式复述的，但是，那些既没说过，也没做过，甚至都没想过，只是品味过，感觉过的事，我除了这份感觉而外也无法说出我幸福的缘由来的事，我又怎么去说呢？我日出即起，幸福快乐；我散步，幸福快乐；我看见妈妈，幸福快乐；我离开她，幸福快乐；我在树林山丘闲荡，在山谷中游逛，我读书，我无所事事；我在园子里劳作，我采摘果子，我帮忙做家务。幸福到处在跟着我：它不存在于任何明确的事物之中，它就在我的心中，一刻也不离开我。
在这段幸福的日子里，我所发生的一切，在这段时期我所做、所说、所思的一切，全都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而在这之前或之后的事只是间断地浮现在脑子里，记忆不清，十分模糊。但是那段时间的事却记得一清二楚，仿佛历历在目。年轻时，我的想像力总是超前的，现在却只能回首往事，以那些甜美的回忆来弥补我永远失去的希望。我再也看不到未来有什么可以引诱我的了，只有追忆往事才能给我以愉快，而且，对我所谈到的那个时期的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的回忆使得我尽管屡遭不幸，却常常快快活活。
关于这些回忆，我将只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让大家看到它们是多么强烈，多么真实。第一次去沙尔麦特过夜的那一天，妈妈坐轿子，而我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上坡道。妈妈身体较重，担心轿夫们太累，走到将近一半时，她想下轿步行。正走着，她看见篱笆里有蓝的东西，便对我说：“那是长春花，正开着。”我没有弯下身子去查看，而且视力又太弱，直着身子是分不清地上的植物的。我只是边走边朝那东西瞟了一眼，而且，将近30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或者留意过长春花。1764年，我同友人佩鲁在克莱希埃的时候，我们爬上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漂亮的小亭子，佩鲁不无道理地称之为“美景亭”。当时，我开始采集一点植物标本。上山时，我朝树丛中看着，突然高兴地喊了起来：“啊！长春花！”那确实是长春花。佩鲁看出我很激动，但不知我为何如此。我希望他有一天读到这里时能知道个中原因。通过我对这么一个极小的事的印象，读者可以看出与那个时期有关的所有一切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然而，乡间的空气并未使我身体康复。我原来就浑身无力，现在更加厉害。我喝不了牛奶，只好不喝。当时流行水治百病，所以我便开始喝水，大量地喝，以致病没治好，差点送了命。每天早上，我一起床，便拿着一只大杯子到泉边去，一边散步，一边不停地喝，足足喝上两瓶。我吃饭时已完全不喝酒了。我喝的水像大部分山中的水一样，有点硬，不易消化。总之，喝得太多，不到两个月，我那一直很好的胃就全给喝坏了。我知道，我的胃吃什么也不容易消化了，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与此同时，我又出了点事，不论其本身或是它对我一生的恶劣影响，都是很奇特的。
一天早上，身体并没比平日坏，可是在支起一张小桌子的时候，我忽觉体内产生一种突然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震动，好像是血液里起了一阵风暴，立刻传遍全身。脉搏跳得异常快，我不仅感觉，甚至听到它的跳动声，特别是颈动脉的跳动。同时，耳朵里也响得厉害，有三种或者可以说是四种声音：粗而沉的声音，像流水似的较清晰的潺潺声，很尖的哨声和我刚才说的、不用按脉也不用手触身体便能数出次数的跳动声。耳朵里的声响那么厉害，使我失去了以前那种敏锐的听觉，使我虽未成为聋子，但却从此以后便重听了。
大家可以想像我是多么吃惊，多么惊慌。我以为快要死了，便躺到床上去。医生请来了。我哆嗦着向他叙述病况，认为自己完蛋了。我认为他也是这么看的，但他尽了自己的职责。他向我讲了一大套，我一点儿也没听懂。然后，他按照他的高明理论，开始在我那“贱体”上进行他所喜欢的那种试验疗法。那疗法极其难受，极其恶心，而且效果极差，所以我很快便厌烦了。几个星期之后，我看到既不见好也不见坏，便下床了，恢复了日常生活，不去管动脉的跳动和耳鸣了。从那以后，也就是说30年来，这毛病一刻也没好过。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使我的意志服从教会
在这之前，我一直睡眠很好。出现所有这些症状之后，我至今一直严重失眠。当时我就想，我已来日无多了。这反倒使我有一段时间不再去操心治病的事。既然没多少日子可以活了，我便决心尽可能地充分利用我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多亏了大自然的特别恩宠，使我在这么悲惨的状况之下，得以免除似乎本该遭受的痛苦。我虽受到嗡嗡声的干扰，但却并未感到难受：除了夜晚失眠和总是气急而外，并未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其他的任何不便，而且气急也未发展成气喘，只是在我想跑步或活动稍微激烈点时才有所感觉。
这个病本该摧毁我身体的，却只是扑灭了我的激情，为此，我每天都因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良好效果而感谢上帝。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只是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死人时才开始活着的。我对我要抛开的东西给予了真正的重视，开始关心更加崇高的事情，仿佛要提前完成应该很快完成而一直忽略至今的事情一样。我常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宗教，但却从未完全抛开宗教。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我并没费什么事，而这个题目对那么多人是十分悲伤的，但对以此作为一种慰藉和希望目标的人来说则是十分亲切的。在这个问题上，妈妈对我来说比所有的神学家都更加有用。
妈妈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整套看法，所以对宗教也不例外。这套看法包括一些很散乱的观念，有的很健康，有的则很荒谬；还包括一些与她的性格有关的见解以及源自其教育的偏见。一般来说，善男信女们总是把上帝看作同自己一样：好人把上帝看成是善良的；恶人视上帝为凶恶的；易怒狂躁的信徒看见的只是地狱，因为他们想把所有的人打入地狱；仁爱温情的人则不怎么相信有地狱。有一件事令我惊诧不已，善良的费讷隆在他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谈论地狱时，仿佛他真的认为它存在似的。但我可真的希望他当时是在撒谎，因为不管你是多么诚实，在你当了主教的时候，你有时也不得不撒谎。妈妈对我不撒谎，她那颗无怨的心灵不可能把上帝想像成凶神恶煞，信徒们看到的是正义与惩罚，而她看到的则只是宽容与仁慈。她经常说，上帝如果要求我们行为端正，那它就无正义可言了，因为它并没有给过我们这么做的条件，所以那就等于是在强人所难。奇怪的是，她不相信有地狱，但却相信有炼狱。这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置恶人的灵魂，既不能把它们打入地狱，又不能在它们脱胎换骨之前把它们与好人放在一起。应该承认，不管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恶人的确总是十分难对付的。
还有一件怪事。大家看到原罪与赎罪的整个理论被这套看法推翻了，普遍的基督教基础被动摇了，而且至少天主教是不能存在了。可是，妈妈却是个好的天主教徒，或者她自称是的，而且她以此自诩肯定是真心实意的。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