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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靖州，民国废州，靖州改靖县，通道县与之平行建置。解放后，两县一度合并，通道反而“吃掉”了靖州。到20世纪60年代初，两县分治。在通道，由于侗族人口占70％，被命名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在靖州，苗族、侗族共占61％，被称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这两个县都属深山区，人口不多，20万多一点。
根据安排，我们先参观老县城的“恭城书院”。这里是通道会议纪念馆，陈列着有关通道会议的文献资料、历史文物和研究著述。在这里，姚主任，还有纪念馆长，陪我们一边参观，一边探讨通道会议的一些历史情况。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不很多，有些情况不很清楚，因而有些不同看法。
姚主任讲他的看法，说：通道会议是在军事形势十分危急情况下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中央红军到达通道时，蒋介石在通道东面的绥宁、城步，北面的靖州、会同、洪江、芷江一带构筑工事，修建碉堡，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五倍于己的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会合二、六军团，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遭致可能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在此危亡关头，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了有关负责人临时紧急会议，有的说是军委扩大会议。出席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还有李德，讨论进军方向问题｛1｝。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故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称之为“飞行集会”。这可能是通道会议见于史书最早的名称。中央领导人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公开说到这个会议。1971年7月7日，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时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后来党史书广泛使用开来。
关于通道会议召开的时间，目前的研究著述说法不尽一致，有的说是1934年12月11日，有的说12月12日。但都没有讲根据。姚主任作了考证，赞同12日说。他分析了中央领导人的行军路线和行程情况，认为，随中央第一纵队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11日在通道的下乡流源村宿营；随中央第二纵队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11日在通道的马龙乡辰口村宿营。这两地相距三四十里路，中央领导人不可能聚集开会。12日，两个纵队都到芙蓉一带会合宿营，此后连续两天共同行进，一起宿营。为什么确定为12日开的会呢？姚说：因为在这天晚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而此前确定的是北上靖州路线。在13日，部队并未北上，而是西进播阳，直指贵州方向。这就是“转兵”。如果不是会议结果，不可能有此变化。那么，会不会是13日呢？那样，不合逻辑。因为“转兵”的电令在头天晚已发出。哪有先“转兵”后开会之理！？
关于开会的地点，目前有三说。一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的：会议在山边的一座独立房子里召开的。二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的：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三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认为是“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的。我们党史系统基层的这位主任，也作了考证。他说：确定会议地点，首先要弄清楚行军活动路线。中央领导人所在两个纵队，在通道境内停留了三天，但都没有进驻老县城即如今的县溪镇。只有一军团一部和九军团经过县溪镇，但当时的中央重要领导人未随他们行军，因此不可能在恭城书院开会。
我问：为什么目前将“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的牌子挂在恭城书院呢？姚主任说：1994年，还没有调查清楚会议会址，要举办纪念活动了，总得确定一个地方。恭城书院是县里的清代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公元1792年，至今整整300年。书院由门楼、两栋斋舍和讲堂组成，均为上下两层，全为纯木结构，穿斗式构架，房间较多，有60多米的进深，很有气势，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最大书院之一，而且整体保存还好。那时就将它定为会址了。我表示理解，因为这与确定党的生日基本是一个思路，也是人们在处理某些难题时的思维逻辑所使然。
姚主任继续讲他的考证：索尔兹伯里的书里没有讲具体地名，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否定了在县城。既然中央两个纵队在12日会合宿营的地点在芙蓉一带，那么，领导人开会就应当在这里。芙蓉一带是当时通道中部有名的侗寨群落，共有八个大寨，400多户人家。中央机关和作战司令部在此宿营可以容纳。两个纵队会合后，领导人在此开会比较便利。姚还说：当时芙蓉寨东南边山腰上有座寺庙，叫木林庵，单独建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与山下寨子遥相对望。木林庵四周有围墙，庵里有正殿、东西厢房，还有天井，一条石板路从庵门延伸下来直到寨边小溪，与李德讲的“独立房子”能够吻合。
姚主任的考证算是一家之言。他作向导，领我们去芙蓉寨看看“独立房子”所在地。作为“独立房子”的木林庵，早已毁了，但那个山还在。姚给我们指了方向位置。
通道的同志很关心对通道会议会址的说法。从通道考察刚回到北京，就收到对会址的另一说法的考证材料。这个材料上还盖有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外寨村委员会的公章。它根据伍修权的回忆录，首先否定了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说；又以属地的行政管辖之变迁，指出：在1934年，芙蓉寨属绥宁县，不归通道。若在芙蓉召开，就应称绥宁会议转兵，但从无此说。因此，也否定了姚奉彪的芙蓉寨木林庵会址说。该材料还根据邓颖超回忆的“通道转兵是在农村某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等回忆，再根据当地老人杨再隆生前讲的情况，说在1934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初五）这一天，外寨村的村民确实有结婚办喜酒之事，认为印证了邓颖超等的回忆，因而提出通道会议是在牙屯堡外寨村召开的。这个材料，实际上也是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根据别人提供的，说是邓颖超讲的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说法具体化了。这一说法值得认真研究。
通道会议：历史转折通道人论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是目前研究长征史起步较晚的一个课题。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极少，时间又短，连当时有的重要负责人都不甚清楚，因此，有的党史书根本没有提及，不少书寥寥数行带过，语焉不详。但是，凡写到通道会议的著述和表现它的文艺作品，都是一致予以肯定的。目前的不同看法主要在于，评价到怎样的高度才合适。
我请姚主任谈看法。他说：通道会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首先，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其次，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很少参加中央核心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接纳他参加，而且赞同他的主张，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这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他认为，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在通道会议，完成在遵义会议。毛泽东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重新影响中央的最高决策，到遵义会议最终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通道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永放光芒的历史丰碑。
这个看法是否说得满了一些，可以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基层党史办主任，并非专门从事研究，还要干其他许多具体事务，可以说，这个小单位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都得管。他能在管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对这个课题作考察、搞研究、编写书，这就很难为他这样的同志了。因此即使有的说法不那么周全，表达得不那么准确，也不那么要紧。可贵的是他的这种精神，他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我很欣赏并赞同他的这个看法：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通道会议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其他一些用语不过是一种形容词，可能把握得不那么恰当。他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不必用专业研究人员的眼光去苛求。
通道会议：历史转折应当怎样评价通道会议
当然，基层的党史工作者也有一个如何提高研究能力和总体把握水平的问题。姚主任的考察和研究，使我对通道会议的认识很受启发。以我们这位基层党史办主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我想从方法论角度来谈谈科学地评价通道会议的历史地位。
（一）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时空情况结合起来。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抽象地看，从逻辑上讲，能得出这个结论。的确，“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因而，可以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这个立论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通道会议完全解决了党内高层的激烈路线之争，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障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