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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则只有全面撤退或从事全面战争，别无他途可择，其后果不是使新疆脱离祖国就是使全省变成火海，于是在暴徒逼近守军已不足百米的危急情况下，毅然下令出击，暴徒溃败，死伤甚重，从此蜇服不敢稍动。原定计划在喀什、哈密等地响应的暴徒也销声匿迹。从俘虏口供中，证明吐鲁番、托克逊两地指挥者均由三区所派，这使得阿合买提江等紧张害怕，情绪低沉，深恐不测，但张治中仍作为局部偶然事件处理，力图维持合作局面。
差不多同时，三区负责人员之一的阿山专员乌斯满于7月、9月两次派代表团至乌鲁木齐，求见张治中，表示愿协助政府对抗三区，请求在军事和物资上给予支持。张深知此对省内团结不利，第一次约同阿合买提江一同接见，对所提要求不予满足，但已引起三区的更大不安。
阿合买提江等深感处境困难，内心极度不安，于是在8月12日以返伊宁过肉孜节为借口，离乌返伊，从此一去不返，新疆又重新出现对峙分裂的局面。
9月，张治中考虑到三区代表已全返伊宁，何时再来殊无把握；同时眼看国共两党关系日趋败坏，不忍坐视，因此请假返回南京，访问苏杭台湾各地，稍事养息。
10月上旬，张往台湾新竹温泉看望被囚的张学良。久别畅谈，既兴奋又惆怅。酒后，张学良赠诗一首：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酹和己，惟有清茗对此心。这是张治中三访张学良。
10月下旬由台返回政治低气压的南京。
为了寻求解决时局的办法，在11、12月间，张曾先后约晤邵力子、黄少谷、熊式辉和白崇禧等人，作了长时间的交谈。邵力子认为蒋介石“即有实行民主的意思，也没有实行民主的习惯，和平问题渺茫得很”。张劝黄少谷改变《扫荡报》（黄当时是社长）的强烈反共态度，转向主和，如做不到，则应辞职不干。黄说《扫荡报》主和不可能，但辞职多次，未获批准，表示毫无办法。熊式辉刚从东北失败归来，情绪低沉。张征求熊对时局意见。他说：蒋（介石）用人离不开地缘、血缘、学缘，前途悲观无望，但无主和联共之意。白崇禧是张在保定的亲密同学，他同意张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已无望，但并不认为主和、联共是可行的办法。陈诚比白崇禧更反共，而且个性向来刚愎自用，他对张关于时局和蒋介石的分析持不同看法，毫无灵活松动之意。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五十八岁
国民党政局江河日下，张向蒋介石机密建议：派遣特使赴苏，打开中苏僵局，以利于国共两党问题的解决。在蒋同意下，张于1月7日在苏驻华武官罗申回国前约会长谈。张提出平时美苏并重——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战时善意中立，以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主张；希望双方共同努力采取具体步骤以改善中苏关系。罗申表示热烈欢迎。
1月下旬由南京飞回兰州，居城郊六十公里的兴隆山上。
3月初，张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话，坦率大胆地分析当前危机，指陈痼疾根源，痛责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说连“二五减租”都谈不到，“耕者有其田”更杳不可寻。结论是：“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正是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在各种座谈会上，在甘肃专员县长会议上，都有类似的讲话，还引导大家讨论如何确保西北局面问题。
3月29日，蒋介石单方召开国大。5月1日当选总统，国民政府主席撤销，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改组为西北绥靖公署。绥靖者剿匪之别名也，张一生主张亲苏联共，从未同共军作战过，绥靖主任职务是剿匪，深感与一贯主张矛盾，张因此向蒋坚辞西北职务，愿充当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蒋不允，仅将西北绥靖公署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作为让步。
5月5日，张在兴隆山向蒋再上万言书，要求改革制度——放弃中央集权制；改变现行政策——转而采取“亲苏和共”，“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经济”；再一次强调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有百利而无一害。
5月12日蒋介石复电：来函和意见书已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
6月蒋介石到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电约张去。27日上午蒋、张作三小时长谈。张认为必须从政策上来一个极大的转变，主动宣布停止战乱，停止战争，请苏联出面调停，改组政府，改革党务，才能旋乾转坤，挽转大局。蒋表示：现我方处劣势，停战尚非其时；美不怀好意，利用日本控制中国，对付苏联，你可试与罗申续谈，不怕美方吃醋。又说他担任总统是一大失策，一旦时机到来，还是不当总统。
7月15日，张在甘肃省兰州参议会上讲话，以“说清病源，勇敢革命”为题，详细分析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集中攻击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结论是：“当前问题不是技术方法的问题，而是原则政策的问题，必须在原则上，政策上作革命性的转变。”
9月，张赴甘肃河西走廊视察，经永登、山丹、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到玉门油矿，与工人会见。登嘉峪关，俯瞰长城尽头。
10月间，张考虑到自己终必奔走和平，不能再返迪化，为新疆和平演变准备，首先向蒋建议，将不能贯彻亲苏政策的新省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调离新疆，以陶峙岳继任。不久，又在兰州兴隆山上电约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研商。认为西北有马步芳、马鸿奎，兰州和平演变可能性不大，但争取在新疆地界实现，因此，决定将完全与伊、塔、阿三区对立的泛土耳其主义者当时的省主席麦斯武德撤下，换上鲍尔汉。此二人不去，新疆和平起义是不可能的。
11月，继东北解放之后平津被围，蒋介石电召张与傅作义等到南京开军事会议。5日，蒋约张谈话。张力主放弃“战乱”，恢复和谈。蒋说：要和我就得下野，现在还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又问张：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张拒绝。蒋又说：那就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张坚决拒绝说：您如愿和平，我愿当一参军供奔走。不久，孙科组阁，张仅任一不管事的政务委员，不愿担任实职，妨碍和谈活动。
第七部分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7）
1949年（民国三十九年）五十九岁
1月，北平解放，蒋军淮海战役惨败，白崇禧通电逼蒋下野，电由张与张群转蒋。张约同张群、吴忠信联合劝蒋下野，蒋发表元旦文告，表示愿有条件地恢复和谈。但各方反应冷淡。14日，中共中央以毛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声明》八条，旋宣布蒋介石为首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蒋知不能恋战，于19、21两日召开有张治中等参加的御前会议，宣告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张见事无可为，于1月底飞返西北。
2月7日，张在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上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长篇讲演，详谈自己三年来为和平奔走的经过，表达一贯的和平主张，暗示西北将来非和不可。
蒋名为下野，实则在奉化溪口幕后操纵。当时孙科、李宗仁都曾秘密活动，吁请美、英、法、苏出面调停，遭拒绝后，李不得不宣布：“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一面屡促中共决定和谈人选和地点，一面不断以电报电话催促张治中返南京负责和谈。2月22日，张由兰州飞返南京。
3月3日，张约同吴忠信飞奉化。目的在：（1）为和谈摸底；（2）请示孙科内阁继任人选；（3）劝蒋出国，使李宗仁能主持和谈。蒋坚决拒绝出国，但对（1）（2）两项有具体表态。
3月12日，何应钦继孙科之后出任行政院长，为研究和谈问题，先后召开四次会议，参加者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翁文灏、贺耀祖、彭昭贤、黄少谷（黄绍雄、刘斐未到），拟订了“和谈腹案”。
3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聂荣臻）为和谈代表，通知南京政府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和谈。南京政府亦公布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雄、李蒸、刘斐为和谈代表。3月29日，张治中及顾问屈武携带“和谈腹案”再飞奉化，向蒋作临行请示。
4月1日，张率领代表团飞到北平（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带一部分工作人员抵达筹备），住六国饭店。是日晚，周恩来等宴请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分头商谈。周与张第一次交谈，周质问：为什么来北平前要去溪口见蒋？这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权控制代表团。还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从4月1日至12日，双方代表不断采取分别商谈的形式进行谈判。中间，毛泽东主席曾先后分别会见南京六位代表。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时第一句话是：谢谢你在重庆时的盛情接待。张在与周恩来、毛主席谈话中，都曾详述他对外政策的美苏并重主张。主要有如下三点：（1）国民党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也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概括地说，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2）中国太大，未来建设中，只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国去争取外援，只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3）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清朝廷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张抵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