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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回到武汉，邓演达即到张家中说：“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张一听，急了，立刻说：“你不要持这种态度，总司令对你虽有不满，但尚无别意，你如能到南昌面谈，一切自可冰释。”邓说：“我去？他会不扣留我吗？”张一听，知道问题已十分严重，再说也无益，只好沉默下来。
到3月，武汉的讨蒋大会开过，蒋又急电召张治中往见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应该听我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更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使用。”张看蒋的态度很坚决，知道无可挽回，即说：“我回去想想办法看，但邓是否同意不敢说。”张随即返汉，邓对张说：“政治会议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事情演变至此，一切糟了。
当时，张治中的处境非常艰窘。要论政治主张，张应跟着邓走，但蒋是一贯赏识、提拔、重用他的人，张不忍背叛他。反复考虑，无法两全。后来邓逼他表示最后态度时，张痛苦地说：“我可以劝蒋，但不能反蒋。我是坚决主张联共，反对两党分裂的，我既不能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
此时，蒋介石已率领军队攻入上海，随即占领南京，发动“四一二”政变。张治中无法在武汉继续停留，遂悄然离汉赴沪，到了蒋介石住处。当时许多人在座，陈铭枢亦在座。蒋一见张就说：“好了，陈真如回来了，你也回来了！”张在心灰意懒之余，请求出洋考察。蒋坚决不同意，说：“你等一等，我还有任务给你。”原来蒋到南京后，要在大本营内筹设一个军训机构，名曰军事训练处，交张负责。张对军事教育素有志向，积有经验，于是答应下来。这个训练机构成立后逐渐扩充，成为军事训练总监和军训部的前身。
是年7月9日是北伐誓师一周年纪念，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行纪念仪式，蒋介石亲临主持。当时参谋长是朱绍良，总政治部主任是吴稚晖，副主任是陈铭枢，而蒋独指定军训处处长张治中作报告，引人注意。张在报告中无片言只字提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尤引起纷纷议论。
8月1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下野回奉化溪口，张治中获准出国考察。张行前去溪口住了一周，和蒋介石多次谈话，主旨在协助蒋总结过去，对蒋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及对第七军的处理等重大事件，条分缕析，指出其领导方式方法的缺陷。蒋认为颇有见地，但亦作若干辩解。
军阀混战，他为蒋立下大功，三十九岁当上行营主任。他只做事，不擅权，蒋对他更加放心、重用。1928年至1936年间，中国历史处在军阀混战和国内战争的漩涡中。张治中对这两者在思想上、政治主张上是划分得一清二楚的。
张认为，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是为了统一分崩离析的国家。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是正统，而地方割据则是分裂国家、破坏统一，应该平定；而国内战争，则是两党之争。所以张对蒋介石围剿苏区，不以为然，始终采取回避态度。
张治中在1927年底出国考察，历经欧、美、日各国，历时五个多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由南京直捣北京，电召张回国，计划让他担任北伐大军一个方面的作战。但北伐军进展神速，等到张从国外回到南京，北京业已解决。
蒋没有让张闲散，派他充任军政厅长的重要职务。军政厅是军政部的前身。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军政业务大为发展。张悉心筹划，事必躬亲，从体制、结构、业务、人员各方面打下基础，成绩斐然，颇得蒋的欢心。
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到第七期就迁来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体制、组织、课程、人事大体沿袭黄埔而大加发展，骨干仍为黄埔师生，由何应钦主持其事，主要任务是为蒋介石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在蒋心目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他深知张治中对军事教育向来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张一经请求，蒋立予同意，且加奖许。
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将全副精力和时间都投到军事教育上，使中央军官学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办成一个具有现代设备以及人才济济的军事教育机构。
张治中到中央军校不久，就爆发了蒋冯大战中的平汉路之役。
原来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分设了四个集团军：以从广州出发的军队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自兼总司令；以西北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以山西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以桂军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北伐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下专设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负责整编全国军队。蒋的嫡系一师不裁，还在北方大肆招兵买马，收编了十几个师，月月饷项照发；而第二、三、四集团军却一文不给。这样就激起了各方的反对。首先举兵发难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沿平汉线南下，蒋派兵堵截，于是展开了平汉路大战。
蒋在调兵遣将之时，找到张治中说：“我将到河南前方亲自督战，后方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支援，准备在武汉成立行营，自兼主任，请你充当参谋长，代我行事。”谁知到军委开会时，蒋对大家说：“主任一职就让文白来担任，不用先充参谋长，他完全可以胜任愉快的。”大家没有异议就通过了。
历来充当蒋的行营主任的人很多，然北伐时充当行营主任的，只有邓演达、李宗仁、白崇禧。张算是早期的主任人选，时仅三十九岁。
任务很紧迫，张治中随即率领中央军校学生编成的一个团出发，到武汉后又把武汉军分校的四营学生编为一个团。以这两个团为骨干，建立了武汉行营。行营的任务很繁重，除了前线作战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外，其他的一切军务悉由行营负责。当时，蒋驻节河南驻马店，张曾两次飞赴前方，参与军事策划。为了安定人心，张把两个团学生分别部署武汉三镇，穿上崭新整齐的军服，昼夜上街巡查。这些学生到底是经过正式训练的，其军容、精神很像个样子，加上新式的枪械，严格的纪律，整齐的步伐，使人耳目一新，三镇人民也就相安无事。张还故作镇静，公务之余，时而到汉阳兵工厂视察，时而登黄鹤楼品茗赏景，时而出现在总理纪念周给大家讲演，时而应武汉大学邀请给大学生讲话。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当时的武大校长，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他们在联俄联共上是同志，后来多次一起参加了国共和谈。
西北军的战斗力不弱，平汉线上反复争夺，战况激烈，但蒋介石终于取得了胜利。战争结束，张治中为了避免参加剿共军事，立即要求解除兵权，回中央军校。当时的风气，拥兵自重是一般军人的素志。而张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带兵拥兵而甘心退办军事教育。既表示了对蒋的忠心，且显示自己毫无野心，因此甚得蒋的欢心。
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自己要爬到最高位置，而又时刻提防别人取而代之。他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始终不放心，因为他们常常觊觎他的宝座。1928年蒋下野时曾征询何、白等人意见，何不但不反对，反而表示支持。当时何是蒋手下的第二把手，显露出取而代之的野心。蒋对何应钦、张治中一样赏识、提拔、重用，但蒋对张放心，对何不放心，其根本原因就在此。
平汉路之役蒋是胜利了，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蒋的独裁越来越露骨，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目无元老，囚禁李济深于汤山，对非嫡系部队仍然歧视打压，结果引起各方面更大的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一起联合反蒋，于是爆发了陇海路大战。这次军阀混战，规模之大，面积之广，都是空前的。从形式上看，蒋处境孤立，有被围歼之势。然而蒋集中兵力，分路击破，金钱收买，威逼利诱，终于获胜。对于张治中，蒋从其主持武汉行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了张的军事指挥才能，把嫡系中最现代化、最精锐的教导第二师交张统率，并要他指挥嫡系的第五师、第二十一师，负责一个方面，担任特别任务。张从5月参战，至10月在友军配合下，攻下开封、郑州，阎、冯的主力被击溃，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张率兵于10月底凯旋南京。基于过去同样原因，张要求解除兵权退回中央军校。蒋对张说：“教导二师是你一手组织、训练、指挥出来的，现在已成各师的表率，又缺适当人选，还是由你继续统率吧。”张说：“我在中央军校的任务，比带兵更重要，教导二师可交冯轶裴试任，我还是回军校吧。”蒋看张情词恳切，只好同意，内心更加喜悦。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3）
蒋介石的陇海路大胜并没能平息反蒋之风，相反的，由于其倒行逆施，坚持独裁，反蒋事件不绝如缕，到1933年遂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福建事件”（即所谓“闽变”）。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在十九路军的支持下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号召全国反蒋。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全部军力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闻讯不禁大吃一惊，立即调整部署，率兵入闽，打败了十九路军，平息了“福建事件”。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继续重用张治中，使其统率第四路军的嫡系三个军，包括精锐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古城之役，张不战已屈赵一肩之师，长驱直入福州。完成蒋交付的任务后，张再次提出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抗战伊始，蒋把精锐交他指挥。他写下遗嘱上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