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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治中正在桂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竭诚拥护。蒋介石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从保定同学口中知道张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蒋本想邀张到黄埔来，但是党代表廖仲恺考虑到桂军、滇军、湘军等军事教育机构合并到黄埔军校的决策，不能仓促从事，需要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廖对张说：“桂军军官学校总得有个人负责，你暂时可不到黄埔军校来。”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仅发表张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在黄埔军校召开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张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的赏识。
1924年底，桂军军官学校刚结束，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始入伍，蒋介石便把张治中调为入伍生总队任代理总队长。1925年2月，广东军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自任东征军总指挥，调张任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襄赞指挥军事。这是张施展才华的好机会。双方军队经过激烈战斗，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张因此立了战功。不久，国民党党军第二师成立，蒋介石自兼师长，以王懋功为副师长，张治中为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蒋复先后委任张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不久，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张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张被任为军官团团长。至此，张一身兼八项职务。蒋对张的重用可想而知。
在这段期间，张治中和中共的关系拉得紧。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张到黄埔后，两人一见如故，深相结纳；邓演达时任训练部副主任，张、周、邓三人经常在一起。张和熊雄、恽代英、高语罕亦时多往还，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李縻、尼拉等亦多接触。因此思想上、作风上颇受影响，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密商于周恩来。周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社会上斗争甚为激烈，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两党斗争的缩影。学生中当时分成两派：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张由于所处地位特殊而重要，一方面为蒋所重用，同时又有保定同学的支持（当时校内军事教官大多是保定学生出身），另一方面复与中共人员关系密切，所以就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张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国共两党只宜团结，不应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但在言论上、行动上时多“左”倾，比较偏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以致蒋介石也起了疑心，曾背后密询王懋功：“张治中是否共产党？”王力言无其事，流言不足信，为张说了很多好话，蒋才释然。
1925年廖仲恺被刺杀，蒋利用廖案逼走胡汉民。1926年“中山舰事件”，又逼走了汪精卫。同年初，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提出反共的“整理党务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并兼组织部长、军人部长，至此，大权独揽，左右一切。同年6月，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总司令部，遂任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口头上都称副官长）。这是个重要部门，主管国民革命军的人事、编制和事务。蒋还对张说：“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张群）接替。”张高兴地接受任命，在很短时间内便把参谋、作战、情报、政治、财经、后勤、卫生等单位建立起来。这显示了张的组织才华，深得蒋介石嘉许。
当时，张治中心上的一个最大疙瘩是国共问题。他目睹并实际上参与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内心十分不安。他认为，当时政治上最高决策和指导方针，应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切人的一切言行应以此为标准，而两党斗争是不符合三大政策方针的。他对两党斗争忧心忡忡，时刻苦思弥合补救之策。有一天，他郑重地向蒋介石进言：“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时刻不忘三大政策，而贯彻三大政策，首应停止两党斗争，加强两党团结。现在北伐就要开始了，为了弥补‘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显示国共两党的团结，我建议请周恩来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同北伐。”蒋说：“政治部主任一职，我准备让邓演达充任。”张说：“邓以带兵为宜。周历任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经验多，能力强，成绩昭著，有目共睹，总部政治部主任一职还是以周较合适，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尤其国共联系上着眼，请您多加考虑。”蒋说：“你的建议也有一些道理，但我已决定让邓充当，不好中途变卦。现在总部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尚未决定人选，你可征询周的意见，看他愿否接受。”张心想，财经委员会在总部里不是个重要职务，让周充任是委屈了，但终究是总部的一部分，周参加了亦可显示两党的合作。因此转而征询周恩来的意见。没想到一开口，就被周坚决拒绝。张认为，周是个很好合作的人，而蒋一再固拒自己的合理建议，心下极不以为然。他始终觉得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造成两党破裂的因素之一。
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推进，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尖兵，一路上势如破竹，不久就越过衡阳直指武汉三镇。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总部到达衡阳亲自指挥。一天晚上，蒋乘船去长沙，张治中到船上送行，趁机向蒋进言：“从现在的军事形势看，我们迟早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武汉会师后，关于两党合作问题务必请您特加注意。大敌当前，革命刚开始，我们一定要设法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才好。”蒋对此未置一词。
不久，北伐大军直逼武昌城下。唐生智任前敌总指挥，围城部队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部队为主力，蒋介石带了张治中亲临城下指挥，赖将士用命，把吴佩孚的主力击溃，光复三镇。可是到了武汉，国共两党的摩擦更趋尖锐。大革命以来，蒋介石披着“左”的伪装，如派儿子到苏联留学，讲话满口不离三民主义和革命辞藻，俨然是一副“左派”的嘴脸。但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蒋反动独裁原形渐露，加以处事用人处处为私，歧视嫡系以外的其他部队，引起人们的反对。尤其背弃三大政策，处处反共排共，使两党关系极度紧张。蒋某日在汉口举行公宴，中共代表李立三有一篇措辞委婉而含意极其锋利的话，完全意在对蒋。时邓演达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态度上完全站到中共一边，对蒋的攻击尤为激烈。
到武汉后，蒋从两次东征和这次北伐战役中，深切感到基层干部的重要，一个经过新式训练的班、排、连长，训练时间虽短，而发挥力量甚大。于是下令设置学兵团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张治中任团长和教育长。张仰体蒋的旨意，很快就成立了学兵团团部，向各地招足了一团学兵，从军事训练到政治教育，从野营实习到日常生活，一切亲自抓紧，进度很快，培养出一大批班长、排长人选，迅速派到国民革命军中补充。至于武汉军官分校，张得到邓演达、恽代英等的大力支持，也很快在武昌南湖粗具规模，并请得邓演达任代校长，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兼分校秘书长，季方任军事总教官兼办公厅主任，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陈毅也是政治教官之一。到分校上政治课的先后有郭沫若、谭平山、周恩来，李富春、李达、施存统、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高语罕、沈雁冰、蔡畅、陶希圣、甘乃光、项英等人。各地报名学生达六千多人，反复考选录取九百八十六人。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大队整个迁来，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亦由南昌西线迁来，使武汉分校得到有力的补充。全校分设政治、教授、训练、军械、管理、军医等单位，结构大致与黄埔军校相同，规模亦基本相等。蒋介石对此甚表满意，张治中的教育才华又一次得到发挥。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2）
在军事教育方面，张治中是踌躇满志的，但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精神负担却越来越重。原来，依照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光复武汉后，首都应由广州迁到武汉，并以武汉为中心分兵北伐，沿京汉直捣北京，统一全国。而蒋介石到达武汉后，独裁专断，移兵东指，直趋南昌。继而采取许多措施，想劫持国民政府迁都南昌，志在先取上海、南京，以南京为巢穴，另建中央，树立个人独裁体制。这样一来，不可能不遭到武汉方面领导人包括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董必武、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谭平山、甘乃光、高语罕等的坚决反对，情势十分紧张。尤其邓演达、蒋介石之间如同仇敌，武汉方面反蒋空气至为浓厚，是年3月12日、15日先后两次举行反蒋讨蒋大会。张治中自感身在夹缝中，十分苦恼。
先是1927年1月间，蒋对邓演达的咄咄逼人已感到不能容忍，遂电召张治中去南昌，一见面就指斥邓的不对说：“他的言论完全是在骂我。”张治中立即为邓演达申辩，说：“这是邓的一时冲动，如您能约他来南昌面谈，误会自可冰释。”蒋反问：“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吗？他肯来吗？”张连答：“是，是。”
张治中回到武汉，邓演达即到张家中说：“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张一听，急了，立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