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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个概念到今天为止仍然是重要的，把实用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富丽堂皇、巨大恢宏的建筑它往往是并不切实用的，北京的西客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人进去以后像进入迷宫一样，而它的一个巨大的屋顶耗资8000万元更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这种概念，包括在我们的民居设计当中，我们现在最新流行的时尚，就是我们的住宅设计大厅越来越大，动辄三四十平米，但是这么一个豪华的居室并没有设计一个储藏室，我认为这种设计都是非常欠缺的，都不是以人为本的，还是刚才讲的以其它为本。
另外，美观还是需要的。美观实际上它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有文化的概念，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量的瓷砖贴面、蓝玻璃的豪宅遍布大江南北铁路两岸，这种房子实际上是毫无品味可言的，有人说把瓷砖贴到外墙上，使这个建筑好像是一个澡堂一样，是有损建筑的品味的。另外，我们新的建筑或者说现代的建筑并不应该是所谓张牙舞爪、古怪新奇的，恐怕首先是应该相互协调的，是沉稳的，是典雅的，是殷实的，这是我们很多人到欧洲以后，感到我们中国的新建筑和欧洲的建筑的最大的区别之处。我们的建筑，每一个建筑都想要自我突出，造成了一种非常不协调的城市景观和一种轻浮、喧嚣、虚假、乖张的这么一种城市面貌。当然还有一种，以追求奢侈、豪华作为一种价值。而与此同时，把这个城市真正值得保护的历史记忆和城市特色给取消了。
第三点，我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建设当中要非常强调，应该是营造中国人的文化家园，而不是所谓麦当劳化的世界公园。因为中国建筑民族化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对于建筑本身来说，怎么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体现它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是需要非常高的创造力的。那么在新中国的建设上也有一些成功的范例，比如说50年代的北京儿童医院，90年代亚运村的体育馆都是很成功的综合了中国的民间文化的元素，然后又体现了现代建筑的材料和功能。所以，这种追求仍然是有价值的。追求民族形式并不意味着复古，也不意味着都是大屋顶。而那种想要把建设所谓中国的曼哈顿、中国的银座、中国的凡尔赛宫，这种追求恰恰是最没有出息的，用一位建筑学家的话说〃是我们尚未根除的殖民主义的奴性的表现〃。
最后一点，我想就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充分重视市民文化的建设，和营造城市的一种文化生态。因为城市的真正的功能和它的魅力实际上是在营造一个不同人群的共同的文化空间、生活空间，营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的存在，尤其是交往的空间，和形成一种共同文化。所以市民文化的发育成为衡量现代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城市建设是叫见物不见人的，只有宿舍而没有住宅，只有街道没有社区，只有居民而没有市民。在我们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当中，应该把社区和城市的有机性，就是把人和建筑、人和街道、人和社区的关系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而且在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有更多地社会参与，而不仅仅是房地产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楼盘。这种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社会和现代城市，建立活力的一种需要，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表现，从而打破我们某种程度上的官本位和专家决定论的这种专断。
最近这一两年来，通过对城市现代化的一些很多误区的反思，已经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因素，出现了新的尝试，所以我们有信心、有希望相信在中国的未来，我们会出现一种真正符合现代化理想的、符合中国人居住的这么一个文化空间和城市社会。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杨教授给我们带来这样像北方男人一样气势磅礴的思维，和像上海男人那样十分温柔的一个讲座。下面我们首先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网友对您的提问，然后把发言的机会留给现场的观众。
这位网友叫〃网络土匪〃，他说，杨教授对李嘉诚集团投资东方广场颇有微辞，我也看到过，担忧它对古都风貌造成风景线的破坏，说80米太高，原来的东方广场的设计不是象现在这样，只有这么矮，原来是加一倍，我们知道就是您和您观点一样的一大批人士的意见致使东方广场从八十米被拦腰截断，呈现出粗壮、矮胖的姿态。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您看香港，其港督府等等权利机构的建筑，不也是淹没在周围的高层建筑之中吗？我觉得这并不难看，而且还能表现出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意识，这种民主意识不好吗？
另外，北京饭店新楼建于周恩来时代，它也是远远的高于天安门广场四周的标志性建筑，但至今我这个岁数的人还认为它是北京的骄傲。
杨东平：第一点，首先要把香港模式否定，香港模式不适于内地，香港是个非常特殊的，在一个弹丸之地上的、殖民地环境当中形成的一种建筑模式，没有任何推广或者仿效的价值。
主持人：方寸，只有那么小。
杨东平：当然，它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经营能力，那是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城市的保护，尤其是对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它有很多概念。第一个是保护它的基本的城市格局，包括它的中轴线，包括以四合院为主的胡同和城市的骨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保护它的城市的天际轮廓线，就是北京和北方的城市是一个平缓的，可以看到地平线的城市，而这样的城市在日本是没有的。所以，地平线的概念，日本人是很惊讶的，就是北方的古城是一个水平展开的，然后它的制高点是北海的白塔、景山，它的轮廓非常分明，这是一个城市特色。所以在50年代初，当时在金鱼胡同建了一个八层楼高的和平宾馆，当时梁思诚先生极为愤怒，就认为在旧城的核心部位建了一个八层楼的建筑，他当时提倡北京市的建筑不应该高于三到四层，现在90年代新和平宾馆20多层，还是30多层。
主持人：这个天际线的概念是从北京的正中心，如果放眼四周的话，它是渐渐可以高起来的？
杨东平：这是到80年代以后建立了一个城市高度控制的方案，确定一个高度控制的尺度，就说以旧城为中心，它的高度离旧城越远的话可以越高，但是在王府井那一带还是属于旧城的核心区，就是它的高度理论上不能超过40米，这里面还是一种文化取向。
主持人：比照这个理论和原则的话，在东方广场现在这个位置上建那么高的楼是不好的。
杨东平：是不好的，包括北京饭店的建筑也是不好的。北京饭店的新楼是70年代建立的，它原来的规划也很高，也是被拦腰切断，可以跟东方广场媲美，但是它的原因是政治性的。
主持人：为了中南海更安全。
杨东平：可以看到中南海。
主持人：是这样。这我就明白了，原来我还挺同意这个〃网络土匪〃的意见，这样一想，我会发现其实咱们中国的古诗词里、歌曲里有好多〃天际〃这样的词，比如说〃不见长江天际流〃，外国诗词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刘欢唱的《胡雪岩》里的主题歌是〃你就在天水之间〃，看得很远。
杨东平：原来在后海，后海有个银锭桥，银锭桥有个著名的北京燕京十景之一叫〃银锭观山〃，站在后海那个桥上可以看到西山，可以看到西山的红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灰蒙蒙的高楼。
主持人：那是前几年，现在连高楼也看不见了，现在是灰蒙蒙的一片污染。
下一位网友他叫〃鱼香肉丝〃，他说〃我是太原人，我称之为方正之城〃，就是他称太原为方正之城，即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据我所知，中国这样的方正之城，中国只有三个，一个是我们太原，一个是我们西安，一个就是首都北京，我想的是为什么古代先人建设城市时不注意方正，把城市搞得像迷宫一般，让人觉得不好玩，听说凡是有河流流过的城市都不方正，原因是主要的街道都垂直于水，垂直那个河流建的，其它街道就变得乱七八糟，我不知道我听说的这个消息到底对不对？〃。
杨东平：这个消息不是很准确，因为中国古代的都城设计基本上都是方正的，它是有一整套的营造法式的，都是非常严整的，无论是西安、北京还是很多的县城，都是按照统一的营造法式。
主持人：这好像都是没有河流经过的？
杨东平：对。中国有两类城市，这些传统城市过去叫做〃城〃，而〃市〃是通过经济和贸易发展起来的，所以〃城〃和〃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词。所以，他刚才讲的〃城〃基本上都是方正的，都是有城墙、有城门的，但是〃市〃是在商品贸易当中自发的形成了有市镇、集镇，最后变成一个（城市）。
主持人：好，下面的发言机会留给现场的观众。
观 众：杨教授刚才听了您的报告，我个人有一种比较沉重的感觉，就是说许多古建筑它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或者有一种文化的底蕴而被我们无情地拆除了，但是在我们当今中国的社会，我觉得好像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提倡，或者更严重来讲，我们丧失了传统文化，比如说由于新文化运动或者说一些改革开放的影响，使我们传统文化丧失很严重，我觉得这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很必然或者说很直接的关系？刚才您讲的说，对这些建筑的拆除可能一个原因是商业化运作，但是我觉得商业化运作未必要导致我们一定要拆除一些历史性的建筑，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丧失。谢谢。
杨东平：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造成当前中国在城市建设当中这种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