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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吴伟业真是“进退维谷”！就在吴伟业复出之说甚嚣尘上之时，他的好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曾致书劝阻：吴曾蒙崇祯厚恩，科名第一，这是一不可出；短短数年内，吴就被崇祯提升为大臣，这是二不可出；吴若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会大打折扣，这是三不可出。当时，吴也曾回信，慷慨激昂地表示：“必不负良友！”
吴伟业虽是一个文人，但在张溥的诱导下，他也曾参与崇祯朝的党争，积极的方面是懂得了官场的险恶，消极的方面是亲身感受到了“权力场”的诱惑。在权力场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学的美酒又算得了什么？所以，面对清朝的征召，吴伟业最终还是动心了，因为他不愿意“老死牖下”。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位早已卖身投靠清朝的密友兼亲家陈之遴在积极怂恿他！
临行前，亲朋好友都来为他送行。这时，有一位少年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宴会上。吴伟业打开一看，脸色都变了——里面有一首诗：
“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在这里，“寄语”二字，多少带有一点劝诫的意思：阁下，您的一生已经是一半清朝一半明朝了，还执意要去做“两朝天子一朝臣”吗？
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进京以后，“大名鼎鼎”的吴伟业竟然只捞到了一个几乎带有“羞辱”性质的的秘书院侍讲（从四品），甚至比他当初在南明政府里的詹事府少詹事还低了半级。为此，他付出了“变节”的代价，付出了数十年声名的代价，得到的却是冷遇、漠视和猜疑。要是早知如此，吴伟业还不如不降清呢！
吴伟业也真是一个“书呆子”，他也不想想：大清朝已经入关十年，早就坐稳龙廷了，像他这样一位归顺太迟的文人，还能指望顺治皇帝专门为他开“欢迎会”吗？
在北京的几年里，清朝的政局风云突变，大案迭起，吴伟业担心自己会被牵连进去，真可谓“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最后，他拨拉一番“小算盘”后，发现自己真是干了一件大蠢事：在这场“零和游戏”中，什么都没有得到，连自己的未来和前途都搭了进去，真是输得够惨的！
“贰臣”的悲哀：吴伟业
特别是在吴伟业仕清以后，一想起崇祯皇帝过去赐给自己的种种恩典，他就会椎心泣血，悔恨万分，无法原谅自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忘恩（尤其是辜负帝王之恩）负义，最被人不齿。于是，他就以伯母张夫人病逝为由，辞官南归。
对于吴伟业来说，这几年的“贰臣生涯”犹如南柯一梦：清廷的戏弄、权贵的欺凌、舆论的耻笑、青史上的污点，或许还要加上对自己失足的悔恨。所有这些加在一块，应该足以令他清醒一点，从此循规蹈矩，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罪吴伟业！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能够对“权力场”不抱任何幻想，决绝地挺直腰杆站立着的文人，古今又有几人？
从此，吴伟业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忏悔之中。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自己的背叛和失足也不肯原谅：
“吾一生际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实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袍，葬我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
一直到死亡，吴伟业都生活在一种“无时不在”的忏悔之中。忏悔，是一种崇高的美德，是对自己、对社会、对历史表现出来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中国人通常不喜欢忏悔，特别是中国文人更缺乏一种“忏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圣奥古斯丁和卢梭都写过《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却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文人甚至不如那些皇帝们，在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还会下一道“罪己诏”，把自己痛骂一番，崇祯皇帝就曾“涕泪滂沱”地干过这桩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文人即使错了也不肯认账，还推诿、狡辩，甚至倒打一耙！
长期以来，在“江左三大家”中，一直是按钱谦益第一、吴伟业第二、龚鼎孳第三这样的次序排列的，逐渐形成了一种定论。不过，如果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吴伟业和钱谦益至少是“不相上下”；要是从道德的角度衡量，在明清鼎革之际的政治表现，吴似乎要胜于钱，更胜于龚，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将他们三个人列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生逢末世，命运不济，坎坷半生的遭遇大致相同。但是，具体到每个人，情况又不一样了：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是一个带有几分“市侩气”的文人，热衷于政治投机；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素来胆小怕事，又体弱多病，想躲开权力场，可是权力场偏偏不肯放过他。
也许，吴伟业的命运就是中国文人的“共同厄运”吧！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皇帝老子要想和你过不去，你想对权力场来一个“不粘锅”，根本办不到！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时代要和你闹别扭的话，让你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吴伟业似乎是“在劫难逃”，难怪他要痛苦万分地说自己是“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了！
“文字狱”的牺牲品
所谓“文字狱”，就是在皇权专制时代，为了维护自己的高压统治，专制帝王们不惜用暴力来打击异己分子，镇压那些不合自己口味的“持不同政见者”，从而制造出来的一些因为言论、思想而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些文字狱完全没有政治意义，只不过是专制皇权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谁也无法对思想进行控制，所以，中国思想界绚丽无比，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灿烂局面。当时，有十几家学说流行，而儒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其流行程度甚至还比不上墨家学说，孔子门下实在是冷冷清清。
等到秦朝建立，秦始皇就把手伸得长长的，管起人民的思想来。由于秦始皇荒淫无道，性情又残暴，有许多人“引经据典”地批评他，嬴政勃然大怒，就放了一把火，把诸子百家的书全烧了，还把四百多位儒生、方士活埋。没过几年，曾经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到汉武帝时，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来一统天下。从此，诸子百家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儒家。到了隋朝，专制统治者做得更绝，建立了科举制度。要想做官，不仅要接受儒家思想，还得熟读《四书》、《五经》，才有出路。所以，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抬出科举制度来压人。
不过，说到底，儒家思想也只是封建帝王手中的一件“玩物”罢了。例如，孟子曾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明太祖朱元璋读后勃然大怒：“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我一定把这个老东西抓来宰了！”可见，那些专制帝王在“骨子里”并非真正信奉儒家思想，而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他们有用的，就拿过来，加以利用；对他们没用的，抑或有害的，即便是“亚圣”孟子的思想，也要抛弃。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专制帝王们压制异端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制造出大量的“文字狱”，使天下读书人在他们的淫威下“服首帖耳”。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什么“异端思想”，就连在私下里骂一声“狗皇帝”，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搞不好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会株连九族（甚至十族）。
所以，一部“文字狱”的血泪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思想被压制、被摧残、被阉割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老百姓被愚化的历史。千百年来，为了追求所谓的“长治久安”，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压制各种异端思想，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即便是圣明的唐太宗李世民，有时也听不进那个忠心耿耿的魏征的劝谏。有一次，在与魏征吵架后，他甚至告诉大老婆——长孙皇后：“我真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才好！”幸亏长孙皇后比较贤明，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用好言好语劝解唐太宗，魏征这才没有人头落地，成为“刀下鬼”！
“文字狱”的牺牲品：再说“焚书坑儒”
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焚书坑儒可以说是最大的“国耻”，也是皇权专制国家制造出来的最大的悲剧！
皇权社会里，中国人擅长的是“破旧立新”，经常把已经存在的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再“白手起家”，建立新文明，这是他们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天荒”地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并传给后人。
焚书运动，起源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与丞相李斯之间的一场辩论，这是士大夫与封建官僚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围绕着“分封制”进行的，但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文化可不可以传承？士大夫可不可以议论朝政？也许，历史早已在冥冥中决定，这场辩论将对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起到巨大的作用。
关于这两个问题，西方早已解决了，而中国人经历了二千多年的苦苦探索，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淳于越认为，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制度。对此，李斯“振振有词”地说：三皇五帝各不相同，夏、商、周也是各有自己的制度，并不存在“师法古人”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允许士大夫们入朝时心里指责，出朝后街谈巷议；为了维护专制帝王的尊严，就必须堵住天下人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