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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整肃东林党人，钱谦益也被革职回乡。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钱谦益才官复原职，升任礼部侍郎。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钱谦益的声望高，又有才学，所以他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中。为了排挤钱谦益，礼部侍郎温体仁竟然翻出7年前的科场舞弊案，诬陷钱，使他有口难辩。可气的是，崇祯又偏听偏信，竟然将钱谦益革职。在干掉钱谦益后，温体仁终于挤进内阁，很快就升任首辅。
尽管如此，温体仁对钱谦益还是很忌惮，担心他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指使常熟人张汉儒出面，诬告他58条罪状，将乡居8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钱谦益无端蒙受冤屈，一面上疏朝廷，为自己申冤，一面通过亲朋好友，找到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原来，钱谦益曾为天启初年的大太监王安撰写碑文，而曹化淳正好出自王安门下。曹化淳迫于情面，不好推辞，只得插手此案。结果，真相大白：此案是温体仁一手导演！直到这时，崇祯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宠臣温体仁竟然在背后结党营私。所以，他当机立断：立即罢免温体仁，释放钱谦益。但是，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很差，没能官复原职。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随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因为钱谦益名气大，被弘光小朝廷委任为礼部尚书，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
不过，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南明弘光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大举南下，福王、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只顾自个儿逃命，把百官都丢在南京。面对强大的满洲铁骑，钱谦益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束手无策。当时，爱妾柳如是曾劝他一死殉国。可是，钱谦益却暴露出贪生怕死的弱点，于五月乙酉率领文武官员出城投降。
降清后，钱谦益被清廷任命为礼部侍郎，充任修撰《明史》副总裁。不过，国破家亡，钱的心里也很不好受，在仕途与名节之间徘徊，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几个月后，他就借口有病，请假回到家乡常熟。
顺治四年（1647年），钱谦益因为卷入抗清斗争，被清朝当局逮捕入狱。这种看似“出尔反尔”的行径，正反映了钱的痛苦和无奈：作为一个“失节者”，他在心底里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想以抗清举动来洗刷自己曾经降清的污点。最后，钱谦益却落得了一个“两面不是人”的下场：在明朝遗老遗少的眼里，他是一个“叛臣”；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他又是一个“朝秦暮楚”的贰臣。
后来，经过柳如是多方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才侥幸逃过这一劫。出狱后，他移居红豆山庄，表面上“退隐林下”，但在暗中仍然与各地的反清势力保持联系。
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卧床不起，眼看不行了，家里却连“丧葬费”都出不起。恰好，有一位盐台顾大人来恳求钱代他写几篇文章，许给“润笔”（即稿费）1000两白银。可是，这时钱已经无力写作，只好求来访的黄宗羲代笔，黄觉得很为难。无奈，钱谦益就来了一个“霸王硬上弓”——命家人把黄反锁在书房内。最后，黄宗羲“被迫”写了几篇文章，这才帮钱处理后事。
据说，在临死前，钱谦益还在为自己的失节行为痛悔不已，说出了一句让人“肝肠寸断”的话：“当初不死在乙酉日（指南京城陷落之日），这不是太晚了吗？”
后来，黄宗羲写了一首《南雷诗历》，来纪念他：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
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因为他在明朝灭亡后一度失节降清，所以遭到许多人的蔑视，因而对他的作品嗤之以鼻。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却失之偏颇，对钱谦益也不公平。
与那些“慷慨激昂”的仁人志士相比，钱谦益真是活得很累：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剧变中，他显得过于优柔寡断，近似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仕途上，钱谦益接连遭受挫折，而他又一心要“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在他的心头，难以摆脱，最终扭曲了他的心灵。
在皇权专制时代，钱谦益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贰臣”的悲哀：“草间偷活”的吴伟业
明末清初，在江南地区有三位大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其中，吴伟业有一首诗：
“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读起来，这句话很酸楚，也很凄凉。可以想见，在“江左三大家”当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痛苦”的一位。
吴伟业（1609～1671年），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早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就很聪明，后来又拜在名师张溥的门下，文章大有长进，学业精益求精。
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进京参加会试，名列第一。殿试时，崇祯御笔在他的试卷上批了8个大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认为他的文章很合乎“上意”。随后，皇帝又特许这个新科榜眼“驰节还里门”，合卺完婚，这简直是轰动江南的一场婚礼。所以，他的恩师张溥很得意：“天下好事皆归子！”对此，吴伟业也有点得意忘形，自视甚高：
“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
崇祯九年（1636年），吴伟业才28岁，就被任命为湖广乡试的主考官，可见崇祯对他多么信任！崇祯十年（1637年），他被任命为东宫讲读，这是多少饱学之士做梦才能做到的位置。次年，皇太子出阁，就读于文华殿，崇祯亲临，询问《尚书》大义，并赐给他“龙团月片，甘瓜脆李”。
在这一阶段，吴伟业真可谓“一帆风顺”，他的成就让人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
对于吴伟业的一生，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老师张溥，另一位是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末的党争，后者促使他接受清朝的征召。这两件事虽然相隔多年，但就吴伟业个人而言，后来他投靠清朝，正是他当初介入崇祯时期党争的必然结果。
在皇权社会里，如果说政客们喜欢附庸风雅的话，那么，文人们也大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张溥虽然是一位文学家，但他似乎更愿意当一位“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皇帝清除阉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比较宽松，张溥乘机发起“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俨然一派“反对党”的派头。
一般来说，中国的文人不善于玩弄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的名人，也经常在政治现实面前碰个头破血流。他不明白的是，在皇权专制时代，文人的命运都捏在皇帝的手心里：当他需要知识分子出声时，文人才可以出声；当他不需要时，文人们最好闭紧嘴巴，别自讨没趣。在历史上，那些被杀掉的文人，大多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专制帝王多么爱护他们，而“不合时宜”地发出声音的结果。
在老师张溥的鼓励下，吴伟业竟然头脑发热，以为自己肩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重任，便上书陈词，甚至利用皇帝召见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将政敌狠狠批了一通。
可是，吴伟业不明白：中国的皇帝独裁成性，他们在左手给知识分子自由的时候，右手也随时准备收回自由；何况，崇祯又是一个疑心很重、喜欢朝令夕改的人！
所以，没过多久，复社就受到朝廷打压，张溥也遭到指控，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这时，吴伟业害怕了，觉得北京不是他待的地方，就主动当“逃兵”，跑到南京当了一个国子司业，虽然是冷板凳，但毕竟离开了政治漩涡，至少能睡一个安稳觉。
令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像吴伟业这样一位文学名家，又深受崇祯的“知遇之恩”，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舍身取义，或者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隐姓埋名，坚决不肯为清朝服务呢？至少，他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保存明朝的衣冠，躲在大山里读书。
不过，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在中国古代的文人里，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许多人向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宁愿跪下来求生，也不愿意站着去死！
吴伟业虽然身体不太好，向来多病，可他的入世之心却很重，虚荣之心更强。也许，他一生下来就有“鸿鹄之志”，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吧！因为他舍不得放弃荣华富贵，所以他既不能“杀身成仁”，也不能“隐身岩穴”。怎么办？没有别的选择，也只有“忍辱偷生”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让吴伟业后来“痛心疾首”的是，自己竟然受不住诱惑，接受清朝征召，去北京做官，也毁掉了自己一生的清誉。
原来，明朝灭亡后，清廷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为了笼络汉人，也在进行“文化征服”，积极招诱天下名士。当时，“江左三大家”里的钱谦益、龚鼎孳早就投降清朝，不知怎么的，清朝政府偏偏没有注意到吴伟业。
顺治十年（1653年），在钱谦益的授意下，由吴伟业出面发起，江南九郡的文人齐聚虎丘广场。在上次崇祯六年（1633年）的虎丘大会上，吴是以榜眼和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出场的，充其量只是一位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而这次虎丘大会，他是大出风头，成为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泰斗”。所以，他的儿女亲家陈之遴一推荐，清廷就立即征召他进京。
此时，吴伟业真是“进退维谷”！就在吴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