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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袁世凯真是心灰意冷，满腔怨气。当时，驻朝清军里许多人对他独霸军权早就不满，现在见他失势了，便胆子壮起来，又在两位特使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蓄养官妓、贪污军饷、贩卖烟土。虽然袁世凯绞尽脑汁，百般掩饰，总算应付过去，但他还是伤心至极，大叫：“官运恶极！”眼看处境艰难，哪一路“神仙”他也得罪不起，袁世凯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走为上策”，便借口养母牛氏有“病”，向吴大澂请假回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袁世凯“伤痕累累”地离开汉城，乘军舰抵达旅顺。在那里，袁世凯拜见堂叔袁保龄，将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都向他倒了出来。对袁世凯此时主动“引退”，袁保龄却大加赞赏，认为他“识时务”！
几天后，吴大澂等人回到天津，在李鸿章面前高度赞扬袁世凯，称赞他在朝鲜怎样拓展外交，巩固中朝关系，怎样随机应变、果断英明。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多次对人称赞“袁（指袁世凯）才可用”。由于吴大澂等人的正面宣传，加上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求严惩袁世凯，反而使袁世凯名声大震，成为中外人士都关注的“风云人物”。
回到老家河南陈州府后，袁世凯虽然归隐田园，但他在朝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袁世凯也不甘寂寞，经常与堂叔袁保龄通信，谈论的也多是“朝事”、“政事”。
不过，袁世凯这次在家乡并没有待多久。1885年四月，李鸿章与日本特使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七月，应朝鲜国王的一再请求，清政府决定释放大院君李昰应。至于护送大院君回国的人选，李鸿章考虑了很久，最后想起了袁世凯，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可以担当这个重任。
八月下旬，应李鸿章之召，袁世凯赶回天津。本来，李鸿章准备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与袁世凯一起护送大院君回国。后来，他又担心此举既可能引起朝鲜政府的疑虑，又容易引发中日纠纷，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事后，李鸿章曾对袁世凯半开玩笑地作了解释：
“韩人（指朝鲜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
临行前，李鸿章又亲自为袁世凯设宴饯行，并说道：“今如演戏，舞台已经搭好，就等着你这位主角登场了！”可见，李鸿章对这个后辈是多么器重，并对袁世凯的朝鲜之行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想不到，自己年纪轻轻（这一年，他才26岁）就得到了朝廷“第一重臣”李鸿章的如此赏识，袁世凯真是感激涕零，便对着李鸿章一揖到地，然后大步踏上了征程。
袁世凯：“以退为进”（2）
随后，李鸿章又上奏朝廷，大力保荐袁世凯：
“……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指朝鲜首都汉城），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
所以，清政府很快就决定：破格提拔袁世凯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道员任用，加三品衔”。此前，袁世凯只是一个“同知”，地位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所以，这道上谕一下，袁世凯立刻成为汉城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此外，李鸿章还亲笔给朝鲜国王李熙写了一封密函：
“以后贵国内政、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指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有了这封密函，李熙对他当然是“刮目相看”，袁世凯几乎成了朝鲜的“太上皇”：要是没有他的首肯，朝鲜任何重大问题都很难解决。这一年，袁世凯才二十几岁，投笔从戎也不过三载，就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但是，袁保龄认为：朝鲜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袁世凯在那里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所以他不赞成袁世凯重返朝鲜。不过，胸怀大志的袁世凯却不做如此打算：在国内，要想爬上一个三品官，不知得“熬”上多少年，他可不想把青春和热血都白白浪费掉！所以，袁世凯在给二姐的信里说：
“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做使臣，无人能害，何险之有？……今日时势，惟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闻天下？……弟年未三十，而名扬中外，俱赖出使之功也。”
对此，台湾著名史学家苏同炳先生有很高的评价：
“26岁的袁世凯，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敢、果决，并且还具有不惜金钱以买结人心的器识，足见袁世凯这个人实在具备做大事、做领袖的条件。”
自古以来，英雄也有“屈身”时！在风云变幻的权力斗争中，面对不利的局面，袁世凯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请假回乡，“归隐”田园，不但避开了风口浪尖，还因祸得福，身价倍增，升任“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这说明：在权力场上，“退”有时要比“进”好！
引言：皇权社会中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中国人
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就一直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官场化”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大官场”。在这里，既有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的荣耀，也有千尺水中触礁沉船的陷阱；既有万人之上一呼百应的显赫，也有中箭落马被踩成肉酱的惨状。其中，有的是喜剧，更多的却是悲剧！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过去素来自命不凡的中国人，为什么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官场化”社会？究竟是我们的祖先缺少创新的智慧，还是有什么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的祖先思想的翅膀，以致于我们的祖先停滞不前？抑或是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的人格被扭曲，喜欢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活？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特别是美国，可以称得上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而在此之前，世界上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并经久不衰的，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中国的国力曾遥遥领先，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其他国家望尘莫及。面对那些“蛮夷”、“番邦”，那时的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我们的祖先过分自信，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反正我们最先进，就是标准；与我们不一样，就是不遵从教化。结果，在这种自高自大、惟我独尊的错误意识支配下，身处皇权社会的中国人逐渐失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一直信奉儒家学说，崇尚专制皇权，即使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天下大乱，社会崩溃，也是“九死而不悔”！久而久之，封建社会的中国人逐渐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成为帝王们的“奴仆”，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那么，什么是人格？在古代汉语中，虽然没有“人格”一词，但早已有了人格的观念。人格这个概念源于拉丁语Persona，起初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与我们今天戏剧舞台上不同角色的脸谱差不多。后来，心理学家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每个人在人生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不同于他人的精神面貌。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君有君格，臣有臣格，官有官格，民有民格，各有不同的“格”。其中，君格为专制帝王们独有，他们是圣人；举凡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等大小官吏或贵族，都有官格，在皇帝面前是奴仆，在老百姓面前又是“主人”（狐假虎威而已），亦奴亦主；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有民格，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是奴隶式的“草民”、“贱民”、“小民”、“蚁民”。
在皇权社会里，人们按照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分为三六九等，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格”。反正，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缺少独立人格的一大表现，就是没有主见，不能（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对周围的舆论特别重视，所谓“人言可畏”在中国人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中国人对外界的臧否总是特别重视，在倾听别人意见时更要“洗耳恭听”——耳朵特别长，眼睛特别亮，心眼特别小，报复心特别重。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历史上，因为一言不慎而招来灭门之祸的事情数不胜数。时间一长，许多人就认定了一个信条：祸从口出，沉默是金，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在皇权社会的官场上，“点头先生”、“划圈先生”、“叩头先生”、“是是先生”之所以那么多，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皇权社会的中国人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信仰和求知精神也被“阉割”了。自从先秦诸子百家之后，二千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即使出现一点苗头，也会立即被扼杀。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有思想的人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为了活着（像狗那样苟活着），不能不收敛锋芒，夹着尾巴做人，惟恐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招来“塌天大祸”。
这是为什么呢？这与皇权专制国家的残酷统治有关。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代帝王就大搞文字狱，“思想罪”大行其道，中国人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缺乏自己的自由意志。
特别是历代帝王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使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只知道学习礼乐，取法先王，崇古复古，维护专制制度。隋唐以后，又推行科举制度，更是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