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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拜天地，就先给袁世凯倒身下拜，袁世凯连忙拱手笑道：“恭喜老弟！贺喜老弟！你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从今以后，这座房子就是老弟的藏娇之所了。”
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自然是忠心不二，后来竟不顾世人的唾骂，与杨度等人一起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登上了“洪宪皇帝”的宝座！
这是袁世凯运用“美人计”的一个经典案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袁世凯利用阮忠枢喜好女色的弱点，将美女小玉送给他，使他对自己感激莫名，足见袁世凯很善于笼络部下！
“官场红人”的自保之道
记得，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这个世界就像是一条即将沉没的大船，最要紧的是先救起你自己！是啊，政海茫茫，大浪淘沙，谁能够永远“一帆风顺”？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场上风云变幻，瞬息万变，许多人不得不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保全自己？可是，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全身而退，做到“善始善终”的人，又有几人？就如同“凤毛麟角”！
所以，你一旦投身权力场，在追求荣华富贵的同时，千万要学会自保，因为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战胜对手，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套一句俗话，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古今权术的第一要义，也是在官场上克敌制胜的良策。
在这方面，范蠡和袁世凯很有自知之明，他们在进退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好，可以说是许多人的榜样！
范蠡：“激流勇退”
在《红楼梦》里，有一支曲子——《恨无常》：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唱这首曲子的是贾元春，她虽然入宫做了贵妃，贾家也成了皇亲国戚，真是风光无限，但她却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在临死前，她给父母托梦，让他们赶快激流勇退。
那些置身权力场的人，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当你的权势达到顶峰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稳如泰山，要清醒地认识到“福兮祸所伏”，在锦绣荣华的背后可能早就隐伏着危机。也许，你正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所以，许多聪明人（比如范蠡），就是因为认识到这种“祸福相倚”的关系，才能早做安排，及早抽身退步，避免灾祸。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宛县（今河南南阳）人。年轻时，他曾师从奇人计然。对于范蠡的才学，越国大夫文种非常敬佩，便把他推荐给越王勾践，成为勾践的主要谋士，开始走上了“平吴霸越”的坎坷之路。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退守会稽。于是，勾践采纳了范蠡的计谋，向吴国称臣纳贡，并亲自去吴国做人质。
当时，吴王夫差听说范蠡很有才能，便对他说：“听说聪明的妇女不会嫁给即将破亡的家庭，有才能的人不会去辅佐即将灭亡的国家。现在，你们君臣都是我的奴仆，我准备赦免你的罪过，让你改过自新，弃越归吴，你看怎么样？”
这时，越王勾践担心范蠡真的会离他而去，只好伏地哭泣。可是，范蠡却“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也听说，已经亡国的臣子没有资格议论朝政；已经战败的将军，也不配谈什么勇敢。过去，我没能好好地辅佐越王，以致得罪了大王，幸亏大王宽厚、仁慈，给我们留了一条命。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哪还敢奢望荣华富贵？”
就这样，范蠡陪着勾践在吴国当了几年人质。后来，他们又一起回到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出兵一举消灭了吴国。
班师回国后，君臣设宴庆功。席间，乐师作了一首《伐吴》之曲，称颂范蠡、文种之功，勾践听后却面无喜色。范蠡见了，不禁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明白了一切：勾践这个人猜疑、嫉妒之心很强，不想归功于臣下。看来，自己若不及早脱身，日后难免招来杀身之祸。一想到这里，他便决定激流勇退。
第二天，范蠡就去见勾践：“臣闻主辱臣死！20年前，大王受辱于会稽，臣之所以忍辱偷生，只是为了能复兴越国。现在，吴国已灭，如果大王能赦免臣的罪过，我愿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勾践一听，神色凄然：“没有先生，寡人就没有今天。如果先生留在我身边，我将和您一起共享越国。倘若先生私自逃走，必将身败名裂，一家老小难保！”
范蠡曾辅佐越王勾践多年，对他的心思非常了解，而且早就看透了世态炎凉，根本不敢奢望“共享越国”，所以他断然表示：“大王，您如果要处死我，我也是罪有应得，但我的妻子儿女又有什么罪过？现在，他们的死活也只能听凭大王处置，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当晚，范蠡便不辞而别，乘着一叶小舟，涉三江，入五湖，辗转来到齐国陶山，在那里隐居，自称“陶朱公”，做起生意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商人。
范蠡走后，忽然想起曾经“风雨同舟”的好朋友文种，便修书一封，派人送给他。文种打开信一看：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看后，想到勾践近来与功臣们日渐疏远，这才如梦方醒，便假托有病，不再上朝。可是，一切都晚了，勾践深知文种才华过人，担心他一旦有二心，没人能对付得了他，便对他起了杀心。这时，有人诬告文种图谋不轨，勾践就赐给文种一柄宝剑：“过去，先生教我伐吴七策，我仅用三策就灭掉吴国。现在，请先生去地下实行其他四策吧！”文种拣起宝剑一看，见上面写着“属镂”二字，正是吴王夫差令伍子胥自裁的那柄剑，只好仰天长叹，拔剑自刎。
由于范蠡的出色智慧，给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而范蠡本人也知道进退，所以后人曾有评论：“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有些悲凉，越发衬托出范蠡的过人之处。难能可贵的是，在自己事业的最高峰，范蠡看透了“权力场”，毅然激流勇退，这种大智大勇实在是千古罕见，不是常人所能及！
袁世凯：“以退为进”（1）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就是百战百胜的西方名将拿破仑也曾兵败滑铁卢。在皇权专制时代，面对逆境，又该如何“自处”？在这方面，狡猾的袁世凯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这就是他的“秘诀”。在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下，袁世凯“以退为进”，果断地抽身离开朝鲜，不仅保全了自己，还迅速地东山再起。
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和法国在越南的战争越打越大。为了拱卫京师，防止法军入侵，清政府下令调驻扎朝鲜的清军统帅吴长庆回国，镇守辽东。吴长庆走后，驻朝清军被一分为三：由袁世凯接统淮军“庆字营”，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各统一军，但由吴兆有总统三军。
同年十二月，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的支持下，朝鲜开化党人在首都汉城发动“甲申政变”，逼迫国王李熙移居别宫，并“邀请”日军入宫护卫。这时，袁世凯主张立即发兵平乱，而吴兆有等人则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再行动。由于时间紧迫，袁世凯当机立断，立即率军出击，救出国王李熙，并一举消灭了开化党人。
可是，日本对朝鲜早就处心积虑，并不甘心失败，又开始增兵朝鲜，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挑起中日冲突。
在驻朝清军内部，吴兆有等人早就对袁世凯的专横不满。原来，袁世凯的权力欲很强，骄傲自大，竟然看不起吴兆有。本来，按照官职，吴兆有既是二品总兵、记名提督，又是驻朝清军的最高统领，而袁世凯只是一个五品的“同知”，充其量只能算是吴兆有的“副手”！可是，袁世凯却目空一切，公然自封为“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处处以“清军主帅”的模样出现，对吴兆有行文时居然用上级对下级的格式——“札饬”，把吴气得肚子发胀，差点没背过气去。最后，连朝鲜国王李熙也被袁世凯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他与吴兆有到底谁的官大，应该谁指挥谁？
这时，吴兆有趁机“落井下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袁世凯，还控告他擅自挪用军费。原来，在“甲申政变”中被杀的朝鲜保守派官员平素与袁世凯交往密切。事后，袁世凯既顾念旧情，又为了提高中国在朝鲜的威望，就从军饷中拨款抚恤死者家属，打算作为“正常开销”入账。没想到，吴兆有竟拿此事大做文章。最后，官司打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就给了袁世凯一顿“杀威棒”，命他自己掏腰包，照数赔偿。
因为日本指控袁世凯挑衅，所以李鸿章派吴大澂、续昌两人去朝鲜调查。袁世凯知道后，急忙使出浑身解数，将各个漏洞抹平，并预先做好了周密安排。
吴大澂和续昌一到汉城，袁世凯就用美女、银子将他们服侍得非常舒服，并恭恭敬敬地向他们报告了“甲申事变”的经过，并为擅自开衅之事自责。当然，他早已想好了各种理由，巧妙地穿插在“自我检讨”之中，既表明自己当时那么做是万不得已，又是怎样英明、果断，说得吴、续二人连连点头。
当时，日本派井上馨赴朝鲜与中国谈判。在中日谈判中，对井上馨咄咄逼人的过分要求，吴大澂、续昌不敢反驳，节节败退，袁世凯就站在一边，急得要命，却又没辙。当井上馨提出清政府从朝鲜撤军的要求时，软弱的吴大澂居然唯唯诺诺，尽管袁世凯坚决反对，但也没有用。“官大一级�